书城历史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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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历史的进化课(7)

眼下,读经和私塾都有复兴之势,不过,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意识到,在过去私塾和读经盛行的时代,在私塾和读经之间,还存在着很多东西。

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1)

在现今的中国农村,尤其是南方农村,宗族的复兴已经是一个潮流,修族谱、建祠堂的热闹,连一些革命多年的老干部也卷了进去,不仅乐此不疲,而且带着莫名的兴奋。虽说跟从前的宗族相比,山已不是那座山,河也不是那条河,连祠堂门外的狗都不是那条狗了,但毕竟族谱修了(而且印制成册,出版发行),祠堂盖了,祖宗牌位供起来了,甚至连族长都选出来了。

对待宗族的态度,国内学界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原来一提到宗族复兴,言里言外,多少有点“沉渣泛起”的意思,总是习惯用“把持”、“干扰”这种词来形容宗族的作为(在谈及村民选举时尤其如此)。现在除了少数立场特别坚定的人之外,多数研究者都看到了宗族在社会整合、社区建设和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的作用。前不久在江西召开的有关宗族的学术讨论会上,美籍华人学者蔡莉莉用非常地道的政治科学方式,证明了在同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下,有宗族的村庄和没有宗族的村庄,其公共设施存在很大的差别。可在国内学者看来,这已经是常识了。当然,这的确是常识,在中国古代的相关著述和国外有关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论述里,中国的宗族就是干这个的,而不是我们印象中的“鞭笞”、“沉潭”、“封建压迫”之类的丑恶。应该说,复兴之后的宗族,在兴办公益方面已经大不如前,但基本的功能还是保留了下来。这是每个肯下去调查的人,只要不带偏见,都能看到的。可是,常识虽是常识,让学者回归常识,需要经过很长一段路。

原来的恶评,显然是源于某种跟政治有关的“成见”。1949年以来,在土地改革中,宗族是非常明确的被打击对象。族长即使没有多少田产,也要被划为“公堂地主”,打入阶级敌人行列。土改过后,宗族组织被判定为阶级压迫的工具,一概强行解散。新建立的农村组织,是以阶级为标准划圈的,革的就是以血缘宗亲为基础的旧社会组织的命,或者说,就是要打破农村血缘和地缘的旧日纽带。在改革开放前,如果有农村干部敢于修复祠堂,恢复祖宗牌位,轻则丢官,重则要治罪的。再往前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有压迫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说,族权就是其中之一。苏维埃时代,土地革命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也革了宗族的命,族长如果不赶紧跑的话,多半命要丢的。1930年,李立三当家,硬要全国的党员发动暴动,江苏农村的党员被逼急了,滑头一点的半夜到祠堂里把祖宗牌位偷出来,丢到茅坑里,老实的干脆一条绳子把自己吊死在族长家门口,都算是暴动了。看来,基层农民党员,很自动地就把斗争的目标指向了宗族。

其实,共产党人对宗族的反感,最早启于“五四”。早期的中共领袖,大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五四”反传统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伦理革命,宗族组织是革命首当其冲的目标。虽然,我们在“五四”一代人的主张和诗歌小说中,看到的往往是“家族”这个字眼,但中国的家族,跟宗族往往分不太清。批判甚至控诉旧传统、旧家族,是一代“五四”青年最为热衷的事情。最激进的时候,他们甚至走向无政府主义,号召取消家庭,取消名字(消除姓氏所代表的宗族血缘印记),互相以代号相称。周恩来的笔名伍豪,实际上来源于他当年觉悟社时的代号“五号”。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宗族不言而喻是属于旧阵营的事物;对于向西方靠拢的现代进程而言,宗族跟封建大家族是一个意思,代表着落后、保守、顽固、束缚和压迫,属于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实际上,在任何时代,那些有志有为,多少有点不安分的青年,叛逆的目标都往往指向家族。《红楼梦》里贾宝玉这样的人物,许多大家族都会出上一两个。家族既是他们的庇护所,也是令他们生厌的所在。只是,当年宝玉们拿不出什么像样的理由来公开造反,只好当面唯唯,背后撒野。而“五四”的青年却有了来自于西方的理论,来自于民族复兴的大道理,作为他们的借口,可以堂而皇之地举起反传统的旗帜,向家族、家长和宗族张弓放箭。他们的行动非常彻底,从家长一直反到族长再反到孔夫子或者大总统。陈独秀虽然自己说由于年幼失怙,他没有资格组织仇父团,但如果他有父亲的话,他跟父亲的关系未必会相处得好,至少他的文字会令父亲大人很不舒服,让他的家族的长老更不舒服。显然,对于所有叛逆青年来说,家长的压迫、家族的束缚,是有切肤之痛的。革命者恰恰都是叛逆者,如果有正当的理由,没有什么能够阻碍他们把切肤之痛化为公然的反抗,进而演变成革命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革命,其实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方向是一致的。

当然,建国以后之所以肃清宗族,背后还有现实的需要的拉动。革命旗帜下的现代化,是一场立体的现代化,需要强力的社会动员。后发现代化的国家,往往趋向于通过超常手段、便捷的途径,赶超先发国家,深度的社会动员,就是其中的应有之意。人们所需要的,其实不仅仅是对社会的强力控制,还要求每个人都竭尽所能,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为实现这个目标,文化改造、社会改造和人的改造这三大改造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革命,决不是简单的夺取政权的问题,而是一场涉及民族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深度变革。在这场变革中,原有的农村社会文化结构是要被颠覆的,这意味着原来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农村社会结构要被割裂重组,以外来输入的阶级标准重新排列组合。组合之后,原有的等级秩序依然,但等级划分的标准变了,等级的顺序也颠倒过来了,然后所有的一切都依附在国家意志上面,成为现代国家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在这个改造过程中,宗族不言而喻地处在被摧毁的境地。事实上,不彻底地摧毁宗族组织和相关的文化,农村的社会改造就无从谈起。

自然,无论是“五四”情结的作怪,还是革命的现实考虑,都导致在革命的话语中,宗族原本负面的劣迹,诸如“鞭笞”、“沉潭”、“干涉婚姻自由”、“阶级压迫”之类的话题,格外地活跃起来。说是“妖魔化”当然也无不可,只是这种话题其实也是实有其事,并非有意编造。正如当年的“五四”青年对大家族的切肤之痛是真实的一样,革命运动中对宗族的批判,也并不虚妄。可惜的是,青年终究会变老的,而耗尽共产党人心力的三大改造尤其是对社会结构重组的改造,并不成功。当领袖们将青年时代的梦想,注入社会改造的行动中去的时候,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实践,让农民分男营女营集体居住,在公共食堂吃饭,集合出操,排队上工,把改造推向了极致。可是,人间天堂的试验,结果却是一场特大的灾难。

试验的结束,梦醒了,不管梦里有没有合理的成分,但人们毕竟掉在了冰冷的地上。革命以来形成的农村社会结构虽然未必马上瓦解,但已经出现了裂痕。关键是,国家权力退缩、意识形态淡化的前提下,这个结构不再能如常地整合社会(尽管有些专断),如常地提供公共产品(尽管层次很低)。于是,陈年的历史记忆重现了,因为历史永远是人们现实行动的资源之一,在一些传统依然有根基的地方,宗族的复兴浮出了水面。亲不亲,阶级分,已经成为历史旧账,人们发现,靠阶级弟兄改善不了自己的生活状况,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却一直显示出令人依恋的可靠性。所以,大家再次有亲靠亲,依托血缘组织,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宗族的复兴,如果套用西方的国家与社会理论的话,就是在长期有国家没社会的状况下,国家逐步退出,而处于组织真空状态的农民,采取的一种取之传统资源的自救行为。

农村宗族:命运在历史中旋转(2)

严格地说,虽然孙中山先生一直诟病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从古至今,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不能没有组织的。尽管其组织的程度可以松紧不一,组织形式可以各种各样,但组织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作为以农耕和贸易为主要生活内容的人群,没有组织是不行的。农民在用水灌溉、房屋修建、生活娱乐甚至日常耕作方面,都需要合作和互助。农村社会的民间组织是百花齐放的,有各种各样以互助为目的的会与社,也有各种半宗教半娱乐的香会、花会,还有自卫性质的看青会、联庄会和各种武会。当然,数量最多,规模也最大的,还是宗族和宗教组织。事实上,血缘纽带和信仰纽带是农村各种民间组织的基本组织线索。宗族和宗教组织本身自不必说,就是那些看起来跟血缘或者信仰没有关系的组织,包括第三社会的帮会组织,都有亚血缘和亚宗教的性质(比如洪帮,有关帝信仰,有按照虚拟的血缘纽带排列的帮会结构)。事实上,尽管政府讳莫如深,目前农村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还是在血缘和信仰两条线索上发展最为广泛,也最为迅速。

宗族的复兴浮出水面,有些人感到忧虑,有些人感到兴奋,也有些人操心如何让它们变成现代社会的NGO。但无论怎样看待它,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它的复兴,不是发生在大宋朝或者大清朝,而是20世纪的末年和21世纪的初年,恰好赶在了一个中国从来没有过的现代化高潮的浪峰上。城市化的浪潮,迅猛地吞噬着乡村,中国的东西南北,内地和沿海虽然差异巨大,但受城市化的波及却是无一幸免。绝大多数农村,都程度不等地面临着衰败的宿命。如果说,在清末和民国的现代化浪潮中,乡村中出现了精英离乡的困境,那么,在此次浪潮中,不仅精英离开了,而且连同村里的绝大多数青壮年男女也离开或者半离开了。由于精英和骨干成员的常年或者季节性缺席,宗族的活动,不可能十分充分。更为重要的是,宗族生存的文化条件,或者说跟宗族相伴而生的话语环境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了。我们说传统中国是个礼俗社会,以知书明礼为核心的礼俗运作,跟宗族活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泥娃娃,离了哪个都会有麻烦。自科举废除以来,新教育和新文化的推行,已有近百年之久,除了极个别的地方,农村中已经没有什么知书达礼之人。因此,传统习俗在卷土重来的时候,由于没有礼的支撑,显得散乱不堪,支离破碎。在宗族活动中,拿什么来举行仪式,拿什么来协调族人,似乎都成了麻烦事或者尴尬事。眼下,尽管有好事者在鼓吹复兴儒学或者国学,甚至组织小孩子读经,但这些东西毕竟还是城里人的小热闹,什么时候能到乡下,到了乡下能不能管用,都还是个问号。现在,有的地方,农村宗族已经在寻求新的话语资源方面做了些尝试,比如在族规民约里,写上了“三个代表”。但是,这种来自于庙堂之上的理论,能否变成农民日常生活的操作性话语,估计还需要很多思量和力气。而农村中精英的散失,为这种新话语的整合与吸纳,造成了更多的困难。

当然,出路也是有的,古代社会宗族文化是由乡及城走过去,而现在则有可能外面的精彩由城及乡走过来。我们已经看到,在有些地方,城里退休的干部和工人回到乡下,已经成为宗族和其他民间组织的骨干;城里的某些文化因素,已经因此而进入了宗族活动之中。随着城乡之间的高度互动(打工者的定期来回),宗族组织的新资源输入,想必不是问题。虽然,最后宗族的演变会越来越呈现出非驴非马的面目,但它们会对农民有用,而且能持续地生存下去,这就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