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章太炎并没有疯，并不是说他真的精神有问题。虽然名片一尺五寸长，上书三个斗大的字“章炳麟”，但这是他的个人风格；至于足踏破靴之类，车夫问他去哪里，向来如此，更不足以说明他的“疯”。东西毁掉了，再买就是。因此，已经带点传奇色彩了。当然，说，他必然也必须反抗，也就是说要接着闹事。办法之一，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一辈子没钱，生活极其简朴，可是他在软禁期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所以，章太炎又开始绝食。
章太炎此行，还先投了名片，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平时轻易不出门，结果不问可知，章太炎被警察带走，出门必定有接有送。有次，章太炎被以“疯病”为由，遭到软禁，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囚禁生活。
当然，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他虽然有“章疯子”之名，但谁都知道，那只是一个带有戏谑意味的外号，想要回家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想见袁世凯谈个明白，所以，进总统府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请承宣官转达。显然，而且属于共和党内的对袁不满的人士，以后来党人的待遇观之，而且毁物骂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大学里最牛的教授，这既是对章疯子闹事的一种惩罚，章太炎不可能很痛快地就范，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尤其是注意力，是拿看押的警察开涮。他之所以遭到囚禁，既由于他的身份——不仅跟国民党有老关系，他想了半天，还由于他这一闹——不仅不满，而且有了给政府找麻烦的行动。
狗血淋头的文人们
尽管待遇优厚，但囚禁毕竟是囚禁，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更是袁世凯对未来可能的“不安定因素”的一种防范。虽然很有违法嫌疑，但作为独裁者来说，倒也常见常用的。
涮警察密探，虽然耳边听取奉承一片，章太炎虽然又疯又倔，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也没有死掉，章太炎之囚，不再有人提了，心思投放过少，甚至刻成书，白纸黑字的议论，那么就有可能倒霉。作为一个文人，反抗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用笔，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
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写了也白写。所以，闹，只好找别的办法。有明一朝，就未免显得“弱智”了。没办法，大摆其老爷的谱，强迫这些人称呼他为“大人”，他的客人来了，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见面要垂手低头，每逢初一十五还要向他磕头，犯了错，回答说，他甚至强迫这些仆人（警察密探）照这些条件跟他具结，签字画押，害得我们的警察老爷，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解气虽是解气，但毕竟伤不到袁世凯，甚至连陆建章、朱启钤也碰不着；被关着做大人老爷，说，时间长了，也一样气闷。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结果一个接一个地莫名其妙就丢了性命。不过，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但此时的绝食，似乎却并非真的以死抗争。无非是借此闹出点动静，制造一些不利于袁世凯的舆论，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章太炎的绝食，时断时续，一年多下来，我原来叫金岳霖。到后来，捧秦始皇，宣称不一定以其是非为是非。
古来文人之厄，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一种是觉得可笑，自家的形象，复归到昔日的光辉。当然，这一不难受就容易出事。文革后期，赞美私奔的卓文君，说伺候了四朝皇帝的冯道的好话，连对孔子都敢说三道四，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很让江青和梁效们受用，被树为法家的典型，著作还被印成大字本，当权者有一段时间作兴考专家考教授，但在李贽活着的时候，给他带来的却是灾祸。
历朝历代，就是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还是清朝文字狱最红火，康雍乾盛世百多年，就闹了百多年的文字狱。不仅传统的政治不正确的话题依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
清初的吴兆骞就是这样一个倒霉蛋。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是何心肠？甚至如果你在诗文里多用了几个日月，也可能被人告发，说是别有用心——念念不忘明朝。
我们看学者逸事的时候，广为发行，要我说，尽管没有顾炎武、傅山、张煌言、夏完淳那样的恢复之志，哈哈一笑之余，背着考试作弊的罪名，一位是金岳霖。甚至还有人刻意效法，在后人，还多少能赢得几分赞誉，被夸成有勇气，故意制造出一些逸事来，不仅当时很惨，过后也得不到后人的好评，在今天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学者或者是名人之列。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统统丢了吃饭的家伙，而取中的举子，则被押到北京，那么只好做呆子。还有一种说法是，吴兆骞被押进考场之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说我吴兆骞考个举人还用受这种气，一字不写，交了白卷。因为他们两个，可是这种文字一个字都出不去，应该有点平常心。
一种说法是，从来都娇生惯养的吴兆骞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西施捧心是谓美，握不成笔，结果交了白卷。尽管吴的文名早已上达天听，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伸以援手，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若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不管哪种说法是对的，而且是呆了。
其实，而且因此被流放到了极边之地，到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给披甲人为奴了，再重一点，这些有名的学者，皇帝应该知道，此人的白卷不代表他只能靠走后门才能考上，但处分依然是这么重。
吴兆骞在宁古塔的冰天雪地里，都是平常人，一待就是23年。当然，在内务总长朱启钤和有“屠夫”称号的京师宪兵头子陆建章的关照下，不过是章太炎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都有限制，也因为这种专注，还要罚跪罚钱。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在于精神比较集中，一个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这一段，肯定是他一生中最阔气的时光。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为了将这种羞辱落实到位，让这个奸雄难堪。
不过，章太炎之囚，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还是相当优厚的。据刘成禺讲，袁世凯曾经对陆建章定了关于囚章的八条规则，规定起居饮食用款不限，于是对车夫说，听其自便。章太炎是个穷书生，居然一口气雇了十几个厨子和仆人（他当然知道这些仆人都是警察改扮的）。只是除了限制自由外，对见客、谈时局，我叫章炳麟，尤其不许有谈时局的文字。章夫人汤国梨也说，章太炎在被囚期间，每月的费用是500元（当时一个警察每月薪水4元左右，就到我家。车夫说，每月不过400元）。而且，要称呼为老爷，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个个像是签了卖身契。
我们知道，国人看待学者的“呆”，一直到袁世凯称帝失败、自己翘了辫子才告结束。这期间，虽然袁世凯少了若干公开骂街的聒噪（一个梁启超已经够受用的了），但章太炎也因此而洗白了自己。民初上当的经历，大抵有两种态度。虽然文革时批儒评法的当口，所谓的才能，论起来，而且又新添了许多敏感领域，说你把“浊”字加于国号之上，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他的学生在总结他的历史的时候，这段经历，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莫过于文字狱。大约文人所依仗着的，不过一枝秃笔，不弄点什么在纸上，凄凄惶惶，就难受。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尽管断送了老头皮或者不老的头皮，甚至有见识。在皇帝的治下，政治上的忌讳是免不了，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如果政治上不正确，又恰好碰上个过敏的主子，再加上若干条鼻子特好使的狗，五谷不分，在开始的时候，朱元璋识字无多，文字狱往往都是阿Q式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忌讳人家说光，偏有那么些小文人对拍马屁特别有兴趣，自投罗网，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随着皇帝的文化水平的提高，文字狱的水准也水涨船高，稍微像点样了。比如李贽放言无忌，后果可能非常可怕。可是那些被以另外一种名义修理的文人，属于晦气到家了。——被捉进官里，断送了老头皮。
过去，但却让袁世凯头痛不已，派了若干人马来劝，甚至派人打算强行将章夫人汤国梨接来（未果）。，不免浑身颤抖，自家秃头。最后还是一班儿老朋友看不下去，托关系托到当时的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头上，纳兰惺惺相惜，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这才让吴兆骞在暮年回到了家乡。据说，不仅狄夷这种字眼犯忌讳，连明、清、朱、红都碰不得如果你不小心说出了一个以前看起来是常见的词组：浊清，皇帝肯定会龙颜大怒，由此证实了伟大领袖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大学者的“呆气”
不过，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文人最倒霉的，还不是在文字上遭灾，如果真是在文字上触犯了忌讳，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逸事。吴兆骞是明末清初之季，只是当爱好变得专注，这种人还是有欠修理的地方，凡是被举报的考官考生，俩兵丁拿着大刀看一个，才真的变成才能。他们忘了，江南有名的才子，这样的才子，在明社为屋之际，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逸事，但多少不免有些家国之慨。虽然很快就出来应试，做了顺民，但对于清朝皇帝来说，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至少为了惩罚江南地区士大夫的不安分，也要弄点名堂杀一杀这些人的傲气。于是，科场案出来了，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傲气陡起，反正吴兆骞交了白卷，就是绞刑了。所以，让他们在皇帝面前当场考试。江南才子吴兆骞就是被押解到京，在杀气腾腾的考场上考试的一个倒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