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历史的底稿: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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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革命的意外经验(4)

此时,晚清的吏治,早已坏得一塌糊涂,即使如圣眷隆隆的岑春煊,要想整顿,也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庆王父子才敢如此大胆妄为,让买官者破格得售。不过,吏治虽坏,朝廷反腐败的旗帜却并不倒,只是在反腐的背后,总是有权力斗争的影子。庆亲王奕劻虽然势大权重,但他也有政敌,政敌就是朝中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和地方大员岑春煊。在李鸿章之后的政坛上,瞿、岑的联盟虽然在和奕劻与袁世凯联盟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但却并没有被彻底打垮,时不时,总要出来弄点事,恶心一下对手。

地球人都知道的杨翠喜事件,给了瞿、岑一个看起来绝佳的机会,于是,瞿鸿禨的门生,现任御史的赵启霖,跳出来奏了一本,把事给抖落了出来。事既然给捅出来了,彻查的官样文章是必须做的,一个以醇亲王载沣和孙家鼐为首的“调查组”组成了,在调查组还没有动身之前,袁世凯命令手下干员杨以德,马上将杨翠喜从贝子府转移,让盐商出身的商务局总办王竹林顶杠,充作杨翠喜的丈夫,并亲口教好了两人如何答对。总之,待到调查组进入现场,一个移花接木的掉包计,已经把张冠扣在李姓的脑袋上了。

醇王爷和孙家鼐也不是糊涂人,他们带人来了以后,大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睁着眼睛装糊涂,孙家鼐问了问王竹林和杨翠喜,录了原本是杨以德操办的口供,然后就回京复命。一场大案,烟消云散,御史赵启霖丢了官,载贝子也自请辞职,国家又回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显然,瞿鸿禨和岑春煊不出面,谁肯卖力查呢?也许,他们看出来了,西太后根本也没有下决心,奕劻和他的宝贝儿子还都在位置上,袁世凯更是大权在握,事件根本没有波及到他。按袁世凯的说法,案件大事化了,是因为奕劻平时人缘好,为人厚道,所以,大家帮忙。

清朝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以来,官场有种相当怪的现象,凡是有用、能干的官员,大抵声誉不佳。曾国藩之后,这种现象愈演愈烈,到了袁世凯的时代,朝中最有用的能臣袁世凯,居然跟最为贪黩的奕劻结成最牢固的联盟,靠收买奕劻实现他的政治抱负。这个奕劻,被英国泰晤士报著名的记者莫里循称为中国声名最恶劣的人物。杨翠喜案,段芝贵买官,袁世凯参与与否,于史无征,不好说,但从后来的弥合掉包来看,他未必就不知情,况且,段芝贵得官,也合乎他一贯的扩张势力的初衷。客观地说,袁世凯在晚清的变局之中,于改革事业没少做贡献,清末新政的每项事业,几乎都有他的份额,从行政、警政改革,到预备立宪。在推行改革的同时,他个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形成了唯他马首是从的庞大的北洋系,这一切,都离不开庆亲王奕劻的大力配合。而奕劻作为皇室宗亲,居然全不顾自家祖宗的江山社稷,甚至在辛亥年,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他也配合,那副嘴脸,连当时还是个孩子的溥仪,多少年后都记忆犹新。等到奕劻死的时候,家属求谥号,这个关起门来做的小皇帝,居然要赐个“丑”字给他。

都说,树倒猢狲散,其实树还没倒,猢狲就已经散了,身没散,心散了,即便根正苗红的自家人,也未必靠得住,大家早就利用眼前的权势,铺好了退路。

上了梁山的《苏报》

1903年的《苏报》案,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历史学家的视野里,都算是很大的政治事件。几个特别善于舞文弄墨、也特别能战斗的革命党人,接办了租界里一张影响并不大的小报,公开抨击政府,指名道姓地骂街,说光绪皇帝“载NB053小丑,未辨菽麦”(章太炎),要与“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邹容)。骂得刚回銮不久的西太后无论如何坐不住椅子,指示当时的两江总督魏光焘,无论如何要将这一干乱党捉拿归案。

可是《苏报》办在租界里,一干“乱党”,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邹容等等,也在租界和华界之间出没,稍有风吹草动,就溜到租界去,让清朝的官员望界兴叹。还好,由于西太后雌威尚在,施加的压力足够的大,而且章太炎们骂得也忒出格,加上此时的西方列强,对已经伏帖而且表示要改革的清政府也多少要给点面子,所以列强的领事们同意查办这些革命党,只是只能在租界内审办。清朝官场徇私玩忽的积习,在这个时候,起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办案的江苏候补道俞明震,跟这些党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兵马未动,风却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这些人赶紧开溜(此公后来做了矿务学堂的总办,给学生出国文题,有“项羽拿破仑论”这样的好题目。这个学堂最有名的学生叫周树人,即后来的鲁迅)。章士钊、蔡元培、吴稚晖,加上报纸的老板陈范,很识趣地走开了,只有骂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几乎是自投罗网似的被捉了进去。讲义气的邹容不忍心让老大哥独自坐监,也投案自首。在名为中外合议、实际上是洋人当家的会审公廨上,章太炎发挥自己文字学的学问,硬是考证出“小丑”的古义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没有骂人。邹容则辩解说,他那号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军》,根本就是别人的盗版,他写是写了,但没有发表。尽管两位经过高人指点,通晓西方法律的革命党,在法庭上辩得让人直晕,但是原本就打算给清政府面子的法官,还是判他们二人有罪,分别服刑两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苏报》原是一介普通的小报,在风气渐开的19世纪末,上海这个华洋杂处的所在,集聚了太多的有闲和有闲钱的人,学洋人办报,是这些闲人和闲钱的一种出路。《苏报》的创办人胡璋,不过是为了拿这个报纸生钱,跟办工厂、开钱庄差不多,只是胡某人办得不好,赔累不起。转给陈范之后,虽说陈有政治倾向,同情变法,但也跟银子没仇(不挣钱的报纸办不下去),所以,也得谋经营之道。谈政治虽然危险,但在那个年月,却是时髦,有市场。据阿英研究,在19和20世纪之交,中国的通商口岸,讲政治是最受欢迎的,连小说不讲政治都没有人读。只是《苏报》最初谈政治,完全是康党(康有为)的口吻,可是随着朝廷政治颠三倒四地开倒车,戊戌政变,直至闹到庚子之变,杀教士和教民,打使馆(外国舆论以为我们在搞恐怖主义),闹完之后,又迟迟不肯认错,《苏报》也逐渐地走向激进,倾向革命了。当然,这里也有市场的原因,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激进的言论,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实,《苏报》案的一干主角们,跟孙中山不一样,当初也都是康党,或者倾向维新的,章太炎就参与过《时务报》的事务。由改良转为革命,也都是由于对清政府的失望。

《苏报》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场的拉动,当然,一个很关键的催化剂是存在租界这种国中之国。《苏报》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凌迟处死的)轻判,对于后来的舆论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面的作用,游荡于租界内外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受到了鼓舞。从那以后,舆论界一发不可收拾,形成了对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压力,起了改革的推进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神经过敏的“经济特科”考试(1)

在清朝历史上,举行过三次特科考试,前两次是所谓的“博学鸿词”,发生在康乾时代,说是收揽不善八股的博学之士,其实无非是对汉人士子、尤其是对那些对清朝满人统治还不太帖服的士子,来点收买和诱惑,在选官制度本身,实际上是种点缀。最后一次,是“经济特科”,是清末改革时期的产物,本意是要选拔一些懂点西学或者治国强兵非常之术的人才,来救急的,其本身也蕴含着选官制度的进一步变革。可是,做点缀的,搞得热热闹闹,所取之士一时也洋洋大观;而救急的,却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开经济特科的主意,是百日维新前夕的1897年,由时任贵州学政的严修提出来的。严修是当时的改革派人士,骨子里跟康梁没什么区别,只是对教育救国更加热衷,由于对变法的政治操作卷入不深,政变后赋闲,没有受到惩罚,后来成为南开的创办者。这里,“经济”的概念,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某一种,“经国济世”的意思,非后来从日本转口的“经济”(economic),但已经开始有点接近了。可是,经济特科的提议,由于维新变法命太短,还没有来得及实行,就胎死腹中,一直等到闹出了庚子国变,逃到西安吃羊肉泡馍的西太后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洋人并不在乎中国的统治者是谁,为雄是雌,反过来打算再搞新政时,才重新提上日程的。

经济特科非一般的常科考试(即一般所谓的会试),应试者需有中央和地方大员的保荐,条件相当苛刻,一般都要有点擅长西学的名声,至少,得像杨守敬那样,精通地理之类的“实学”(杨也在保荐名单之内),按当时人们的认识,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经济之才。由于大乱之后,朝廷有心改革,而且经济特科,实际上是改革的第一步,所以,朝野上下,虽说戊戌变法被镇压、庚子之变受打击的改革势力余痛未消,义和团时代,懂西学的人被当二毛子追杀的余悸尚在,但还是有人对此表示了相当的热情,几十上百的曾经留过学、或者喜欢格致之术的人士被“挖掘”了出来,自1902年11月朝廷下诏要求重开特科以来,陆续有370余人被保荐出来,准备应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