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秦朝一样，汉代的乡也有三老、啬夫和游徼这样的官职，只是秦朝的乡官是有国家经常性俸禄的，而汉代则说不准了，实际上，汉代的乡官只有个别地区有官俸，更多的则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当然也可以获得减免赋税和得到赏赐的物质好处。三老有教化乡里之责，是乡里的道德楷模，应该是由退休的官吏，具有道德学问的士大夫担任。啬夫与游徼协助官府征收赋税、办理诉讼、维持治安，明显属于跑腿的。
2．社会管理
汉代的社会管理继承了秦朝的什伍编制和户口管理制度，只是没能实行秦朝的联保连坐法规，居民的流动也经常发生，流民到了一处新地方，往往是给予另立户籍了事，并不追究他们为什么流亡，户口增加，对于地方官来说，在考核上是要加分的。汉代的户籍大概分为四种，官员设官籍，商人设市籍，一般农民为民籍，而皇族另设专门的户籍。每年都要进行户籍统计，不过也相当粗糙，先由各家自报，然后里正等人粗粗地汇总报给乡官，乡官汇总后报到县上。
相对而言，城市的居民管理要严格得多，因为城里按居民居住的片设置亭长，这种亭长是拿“工资”的基层官员，一个亭长往往有十数人的下属，完全可以将所辖居民管起来。这种亭长跟交通干线上的亭长是不一样的，后者有点类似后世的驿站负责人。同时，对城里的商人往往有专门的管理，一方面约束其行为（保证在服饰和地位上的限制），一方面强化税收，以保证王朝的税收和“崇本抑末”政策的实施。
七、汉代的选举制度
秦代的官吏选拔制度湮无可考，但据枝节的史料来看，应该是一种积功升迁的体制。国人不问身份，只要有功（军功和事功），就可以得爵或者做官，然后一点点升上去。汉兴伊始，极度缺乏人才的中央政府开始启动一种“征召”机制。结合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推荐，糅杂以朝廷的有意招徕，经过几代人的磨合与完善，逐渐形成了以察举与征辟为标志的选举制度。
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察举，二是征辟。
我们先说察举。自汉高祖刘邦以来，汉代开初几位皇帝时有下诏举才之举。到汉武帝时才大体形成了固定的制度，由郡国定期向中央推举人才（每郡岁举一人）以及应中央政府的特殊需要，不定期推举若干专门人才。察举的标准有四条：“一日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续汉书》志24《百官志》注引《汉官仪》）这四条标准实际上指的是四类人才（四科），在具体的选举操作中往往又变成了两科：明经与明法。前者比较强调被选者的道德学问，后者则更看重其实际的行政（断狱）能力。当然，两者的道德底线则是行为要合乎儒家一般的伦理道德，不能有非孝不悌行为。
在历史上常见的察举名目是举孝廉。西汉年间每个郡国岁举1人。到了东汉又改成按人口多寡的比例推举，每20万人岁举1人。除了孝廉以外，汉代察举还有贤良、文学、尤异、治剧、兵法等名目，以应付各种特殊的人才需要。
察举虽然由地方官掌握，但前提往往是被选拔人当地的士人舆论，当地舆论对所有候选人往往都会有一个基本的评价。评价高者，很自然就能够被推举。东汉时汝南地方的“月旦评”，就是这种地方士人舆论的代表。（月旦评，是指汝南地方士大夫每月初一都要搞的品评当地人物的活动，活动定期品评当地人士，品题一定，这个人物的命运也就定了。在那时，这种品评一般都比较公允。）由于当地舆论的品题往往决定士人的命运，所以出现了不少以特别的孝悌之行来博取高名的人。被选拔的对象，不仅有白丁，更有已经通过征辟为官做吏的人。事实上已经入仕的人们，经过察举的推荐之后，仕途会更顺利。所以，在两汉，时常可以见到已经为现任官吏的人被推举为孝廉，或者贤良方正的现象。
察举制主要依据自下而上的推荐，但还是要经过考试。考试的科目是儒生试经义，文吏试奏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儒家经学气息越来越浓，考试逐渐成为经学的一统天下。通经者，不仅考试容易通过，而且被推举为孝廉的可能性也大。如此一来，极大地刺激了传授儒家经义的太学和郡县学校，甚至名高的儒者办的私学也因此大盛。
下面再说征辟。征辟与察举相反，是指自上而下的选拔。所谓天子的选拔叫做“征”，公卿二千石的选拔叫做“辟”。实际上，所谓征辟主要是指辟，又叫辟除，而天子之征往往与特殊情况下的察举混淆不清，真正实行更多的是辟除。所谓辟除就是公卿和二千石可以自己按需要选拔自己的属吏，被征辟者虽然也可能是察举的对象，但不是也可以，因为人才需求数目很大，选拔的人数相当多，往往要超过察举数目。对于举主而言，越是官做得大、时间长，选拔的能力和能量就越大。无疑，辟除是一条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不过，被征辟的人，要想走向高位，往往也要通过察举这一关。所以，有的时候，人才先征辟后察举，有的时候，被察举的人复被有力者辟为自己的属员。
汉代的这种选举制度，在当时条件下，为王朝提供了大量各种人才，最大限度地将社会上的优秀人才集中到了政府体系之中，保障了王朝的兴盛与强大。如果单从效果上看，汉代的选举制度可以说是历朝历代最好的，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保证了人才的能力，也兼顾了人才的品质。但是，这种选举制度在运作过程中也产生了两个额外的效应，对后世影响之大，竟然远远超过了汉代选举制度本身。
其一，催生了士大夫阶层，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既负载主流文化，又提供行政人才的群体。此后社会上任何阶级和阶层的人，要想进入官僚体系，必须设法进入这个群体，或者与这个群体有些关系。按阎步克先生的说法，两汉是春秋战国以来儒生和文吏融合的年代。（参见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第二章，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但是细究起来，这期间还有一个战国以来各种面目的士，蜕变为儒生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被独尊的儒术，不断地糅合吞噬其他学派的学说一样，各种士包括墨者、侠士，最后都演变成了被经学包装起来的儒生。而原来的刀笔吏，也逐渐经过经学的濡染（主要是不通经做不了大官的选举诱导），变成了经学味道的官吏。大家殊途同归，变成了士大夫（当然，还是有大量文吏游离于士大夫阶层之外）。这个阶层虽然面目并不是很清晰，但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一是通经史，具有一定的知识；二是讲求道德修为，无论虚的还是实的；三是跟官僚体系有一定关系。
汉武帝时的廷尉张汤，即为文吏出身。他亲近儒生，师事当时的大儒董仲舒、公孙弘，凡有难狱未决，即请董仲舒以经义判断。汲黯对张汤总是迎合皇帝不满，骂道：“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果然！”（《资治通鉴》卷18《汉纪十》）
其二，汉代的选举制度，主要是辟除制度，导致了官僚性质的门阀的产生。也可以说，自秦统一以后，已经被消灭了的贵族体制，借辟除制度，在官僚体系上以另外一种形式死灰复燃。一般读书人通过辟除渠道就可以直接进入官僚的金字塔，虽然属吏位置在这个塔的底层，但上升的可能性依然不小。两汉时代，曹掾出身的公卿与二千石并不在少数。所以，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具有诱惑力的上升渠道。关键是，这种任官方式，使得受惠者与施惠者之间的关系过于明晰，属吏所有的一切，都来源于上官的选拔。另一方面，在国家政治性的经学氛围日渐其浓的情况下，没有一点儒学的基础几乎不太可能人公卿和二千石的法眼。而这些有力选拔人的大人物，同时很可能是具有相当名望的儒者，至少也是略通一二的读书人，所以，被选拔的人与选拔者往往又有了一层师生关系。事实上，有力者往往有意选择那些有德望和才学的人做自己的属吏，而几乎所有属吏都自认为是选主门生。在那个时候，距先秦不远，士大夫正在形成之中。读书人的身上还存在着很浓重的昔日士的积习，他们效忠的指向，首先是选拔了自己的恩主、自己的老师；其次才是那高高在上的皇帝。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主公既是给自己官做的人，是自己发达的根源，也是自己的恩师，是将自己的道德学问提升的人。施惠和受惠之间的恩义，再加上师生关系的强化，使得恩主与属吏之间、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了堪称当时最牢固的关系。这种关系远远超过了臣子与皇帝之间的联系。甚至在皇帝与恩主之间出现冲突时，门生宁愿得罪和背叛朝廷，也不肯抛弃昔日的恩主。
李固因党锢之祸被杀，其门生故吏郭亮冒死上书，请求为之收尸。杜乔遭戮，故吏杨匡守护其尸不肯离去。第五种（人名）因弹劾宦官，遭到放逐。宦官故意将之放到他仇家的势力范围，去了肯定性命不保，于是其门下掾孙斌追上第五种，杀掉押送人员，带着恩主一起逃亡。太原太守刘瓚，因得罪宦官下狱死，王允为其故吏，将刘璜尸体送还家乡，并为之守丧三年。公孙赞为郡吏，太守遭到流放，他跟去服侍，临行前到父亲墓前告别，申明忠孝不能两全之意。
然而，问题远远不止于此。王朝在延续，官僚也在升迁沉浮。当门生有了出息以后，自然像他们的恩主一样，获得了辟除官吏的权力。这个时候，为了报恩，他们往往更乐意助昔日恩主的子孙一臂之力。对他们来说，这样做既不费多少力气，也不违反原则。结果越是官做得大的人，其门生故吏就越多，门生故吏越多，他们中有出息的概率就越高，而高官的子孙受到特殊关照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仅可以被轻易地领进门，而且升迁也比一般人容易得多。而这些官宦子弟升到公卿和二千石后，靠手中的辟除之权，再接着加强这种施恩报恩的关系。如此循环往复，两汉四百多年，一大批准世袭的门阀自然而然地就诞生了。像东汉袁氏家族和杨氏家族，累世公卿者并不少见。同时，在那个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儒学传授除了书之竹帛之外，心口相传是个很重要的途径。在这方面，儒学大家的后代，不可避免地具有优势。许多大族世家，往往对于经学有家学传统，汝南袁氏素习《孟氏易》，弘农杨家素习《欧阳尚书》。这些世族累世高官，跟这种家学渊源也不无关系。另外，由于辟除制度规定只能选当地人担任属吏，而属吏又必须有文化，这些人一般都出在有点头脸的家族，某些家族出本郡曹掾出得多。这样，这些属吏即使不能进一步升上去，但很自然地对本族势力的壮大和家族后代出仕有帮助。这种情况在边疆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尤为严重。如此一来，称雄一方的地方豪强就出现了，形成了更为普遍的地方贵族和门阀，即史书上所讲的地方豪强。无论是中央门阀，还是地方豪强，事实上都有了贵族世袭的意味。
东汉章帝时，周纡为洛阳令，到任先问境内的大姓有哪些，属吏就将境内的豪强列数一遍。周纡大怒，吼道，我问的是像马、窦（东汉开国元勋）这样的世家，谁要知道这些卖菜佣！这里，马、窦世家和卖菜佣（当地豪强），就是我们要说的门阀和地方豪强。
应该说，汉代选举制度的运行所产生的这两个副产品，对中国历史后来的社会和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门阀的出现，最直接的后果是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做了铺垫。但是士大夫分裂成寒门和世族，寒族仕途无望，转而进入军界，化为军事贵族。军事贵族和门阀两者的斗争最后又导致了门阀贵族的覆灭。
八、汉代的意识形态与学校制度
秦代以吏为师，实行愚民政策，除了中央设置的少数博士官以外，没有官办的学校。汉代公立学校的设立是从设立博士弟子员开始的。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又经另一个知名儒者公孙弘的推动，于公元前124年在京师长安建设校舍，正式确立博士弟子员制度，成立太学。开始的时候，设立太学无非就是为博士找一些学生教教，好让儒家的五经有传人。博士很少，一经设一员，总共不过5个，学生也少，每个博士可带十名弟子员，整个太学也不过五十余学生。当时儒术虽然因制礼的缘故有了一定地位，但整个王朝主要的治理思路还是黄老之学，因此，儒者还只是点缀。然而，随着汉代统治者对于儒术的感情日深，孔门之学逐渐从“术”变成了意识形态意味的“教”，对官吏的选拔越来越重视道德讲求和儒学造诣，在这种大环境下，太学逐渐扩张，日见其膨胀，凡是有意入仕的人，都往太学靠拢。到了西汉末年，学生数已经达到近万人，东汉时期更是常年保持3万左右的水平。在这个规模上，原有的师资（博士）已经不够用了，太学于是实行了开放式教学，朝中凡是有水平的官吏都可以参与太学的教学，公卿大臣们竞相收罗才俊之士到自己的门下。这些门下弟子则通过辟除和察举进入仕途，以未来的权力回报老师。太学再加上地方的郡国之学和一定数量的私学，构成了两汉的学校系统，几乎所有的学校教学的主导方向都是经学，显然，这跟官方的导向有关，跟选举的导向关系更大，在那个时代一个读书人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儒生，那么就别想进入仕途。只是到了东汉灵帝时，才在洛阳设置了鸿都门学，专以传授诗歌赋词为目的，学生有成就者，可以直接进入仕途，但这一直是作为弊政载入史册的，而且由于灵帝之后，东汉名存实亡，所以，鸿都门学寿命无几。
汉昭帝（汉武帝之子）时，有男子乘牛车上阙，宣称自己是卫太子。皇帝让百官前去辨认。由于此人相貌真的很像卫太子，百官见了此人之后，自丞相以下，谁也不敢说话。京兆尹不疑后到，见了此人之后，马上命令从吏将其收缚。有人劝道：说不定是真的，暂且放一放吧。不疑引证《春秋》，说明即使此人是卫太子，也是朝廷的罪人，因为他得罪过先帝，所以必须先将他关起来再说。皇帝和大将军霍光听闻不疑如此作为之后，说：当用懂经学、明大义的人做公卿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