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传统政治格局中“合久必分”的分裂阶段，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制度甚至文化的大变局时期。已经统治了300多年的经学讲究，终于撑不住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人们见惯了孝道冠冕下的虚伪，开始用放诞来自我安慰。三国时代曹魏对实用学问的追求，虽然没有使学风扭转，但毕竟瓦解了经学的统治地位。经过乱世的催化，经学与老庄结合，生出了玄学，随后，汹涌而来的佛教和佛学，又为玄学添了无尽的燃料。于是，官方意识形态，变成了门阀贵族挥拂清谈、浅斟低唱的玩意儿。文化上变异，政治上也在变异。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政治的最大问题就是官僚门阀化和地方政治豪强化。东汉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导致政治上枝强干弱，门阀与豪强势力愈发强盛。仅仅由于统一的意识形态还在起作用，以及中央政府的武力震慑，才勉强维持了统一的格局。到了东汉末年，在外戚和宦官的争斗中，朝政陡然恶化。党锢之祸摧毁性地打击了朝中仅有的意识形态正统力量的体现者，朝廷与士人之间的纽带中断，于是在农民起义和地方军阀的双重打击下，东汉朝廷名存实亡，中国进入军阀混战时期。在混战中几个杰出的军阀脱颖而出，但仍然没能走出地方坐大、门阀专权的阴影，反而强化了门阀与豪强政治。西晋统一后，面对地方势力坐大和门阀政治的现实，采取了饮鸩止渴的对策，以实封王族并赋予他们军权的方式来对抗门阀与豪强，然而却导致了更加迅速败亡。进入东晋以后，中国政治进入了皇帝与门阀、豪强共治天下的局面，而门阀政治也经过宋、齐、梁、陈四朝的放肆发展，最终走进了自己的坟墓。北朝政治制度，具有一定程度的草原特性，但这种制度尚处在学习汉文化的阶段，往往追求对南朝的效法，在制度上缺乏创新。没有南渡的士族，居然也形成了比南朝更有讲究的门阀。门阀政治在北朝也存在，只是跟少数民族政权和部落政治畸形地结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