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个对官员尤其是文官特别优待的朝代，用清代史学家赵翼的话来说，就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对官员的任用铨选考核口径特别宽，作为士大夫，只要读书做了官，基本上就可以没有什么风险享受一生，即苏轼所谓“无灾无害到公卿”。只有那些特别贪婪、或者想有所作为的官员，才会有麻烦。
1．官员任用资格
有资格做官的人，首先是科举考试及格的人，其次是通过门荫出身的人。宋朝凡是正式官员，无论大小几乎都可以通过门荫制度，使自己的子弟亲戚甚至门客获得任官资格。凡是皇帝郊祭（祭天、祭地）、登基、改元、生日等等庆典，都让百官获得荫补子弟的机会。其中以郊祭为最，凡郊祭一次，大小百官子弟凡获得荫补资格者计4000余人，后来不得不将郊祭改为三年一次。再次是通过进纳（即后世所谓的纳捐），即一般百姓通过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者粟米，从而获得任官资格。越是到了王朝末期财政吃紧的时候，对进纳的限制就越少，而进纳得官的人就越多。最后是军功，宋代凡是在军队期间有重大功勋的人，退役之后，可以参加铨选，进人低等文职官员行列。
2．官员的铨选任用
所有具有任官资格的人，包括科举五甲中第者（五甲以上均直接授官）、荫补者、进纳者、军功者等等，要想成为正式官员，必须到吏部报到，填写自己的“脚色”即简历，然后参加铨选考试。由于宋代考试制度从来都不严格，所以，虽然得上等较难，但通过并不困难。铨选考试在北宋初的百年之内，由审官院和流内铨主持，元丰改制后，改由吏部主持。
铨选通过的候选官员，必须等待官职出现空缺才能上任，所以必须候缺。官缺分为“堂缺”和“常调缺”。堂缺是指由宰执所在都堂直接选派的官职，而常调缺则是由吏部选派的官职。宋代官职有好坏之分，有的官职收益大、责任小，有的则反之。苦寒地区的地方官，大家都不乐意去，不仅没有多少收益，而且有危险。这时候就出现走后门的现象，候选人通过疏通某些权要人物，使自己早一点候上缺，或者排个好缺，或者干脆行贿铨选部门，为他们开方便之门。宋仁宗年间，为了防止候缺的弊病，将所有官缺张榜公布，但时间一长，铨选部门作弊如故。候选人补缺得官之后，按例有一定期限的假期，准备行装，视官职所在的路途远近，再给一定的路期。到任后，由当地衙门的长官当天验明各种文件，确认没有假冒，就算正式到任。宋代官员的任期一般是三年，最短的任期是30个月。
南宋临安有个沈官人，对于朝廷所有的官缺情况了如指掌。什么官职收益好坏、责任大小、苦寒与否全明白，更重要的是，他还知道什么官缺通过什么渠道获得。于是，候缺的人们，纷纷登门求教，希望指点迷津，沈官人家往往门庭若市。当然，求教的人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
宋代与前代一样，官员的任用必须实行原籍回避，即本地人不做本地官。在原籍回避的同时，还实行避亲制度，即在一个部门和一个地方系统中，上下级中不能出现亲戚关系，有这种关系就要申请回避改任。
3．官员的考核升迁
宋代是由审官院负责朝中官员的考核，由御史台和翰林学士负责对地方官的考核，御史台和翰林负责考核各路的长官（监司）。而由各路长官考核州县。考核的标准为“七事”：一曰举官，二曰劝农桑，三曰招流亡，四曰兴利除害，五曰按察部吏赃罪，六曰平反冤狱，七曰稽查盗贼。如果七事可以做到五项，为上等；达到三项为中等；三项以下为下等。但是，宋代官员考核，基本上流于形式，很少有人认真对待，因考核下等而被降官的人屈指可数。所有官员，基本上是按年限升迁，每四年升转一次。有出身的人（科举及第者）超资升转，无出身的人循资升转。官员临升转时，按例要有考察和考试，即所谓的磨勘，但实际都是走过场，过个手续，交一点资费，几乎没有人磨勘不过的。
4．官员的俸禄
宋代实行厚禄政策，对各级官员尽可能地照顾，让他们过上优裕的生活。不是高薪养廉，而是高薪养士。只要有人反映官俸低，就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加薪。官员俸禄有各种名堂，有月俸，有春、冬衣料，有每月的禄米，有职钱，有薪钱、炭钱、盐钱、饲料钱、供应的肉食钱，还有随从人工钱和饭费。在地方为官的还有公用钱和自身的职田，无职田者还有茶汤钱。俸禄高的如宰相、枢密使每月月俸30万钱，俸禄低的如县里的主簿、县尉也有月俸1.2万钱，其他的补贴也基本按这个比例下发。而且，在宋朝，朝官往往有加官，即在本职官之外另加作为优待级别的官衔。凡是有加官的人，则可以按加官衔领俸钱，同时还可以领本职官的俸银和职钱。只是某些特殊时期，由于国家财政的困难，才会对官俸减半支给，但财政状况稍好，就恢复原状。除了俸禄之外，朝廷还不时有赏赐，官员稍有劳绩即有赏赐来也，动辄数以万计。
宋代对于士大夫极尽优待之能事，读书人得官容易，官员的待遇优厚，而且得了官以后，还可以荫及子孙。只要做了官，一般都是只升不降，只要年头靠到了，就“无灾无害到公卿”。即使犯了过错，也很少处罚，朝官犯过则罚做外官，或者投闲置散，去做管理宗教事务的官员，再大不了被贬去远恶军州做地方官。只要不是谋反，从来没有士大夫被杀的，因为宋太祖有誓，不杀士大夫，所以宋朝官员的风险特低。由于对于官员的考核和监督实际上成为具文，所以官员一般对自己行为约束很少，普遍地追求享受，公开谈论待遇，争取待遇，不以谈利为耻。稍微大一点的官，不仅车马仆从成群，而且有专门的歌儿舞伎。寇准号称贤相，日食万钱，还云无下箸处。官员腐化与贪污成为普遍现象，因为即使贪污，也不见得会受到处罚。即使处罚，也不过是换个地方做官。宋朝的皇帝，对官僚制有着比其他朝代的帝王更深刻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官僚体系是跟皇权捆绑在一起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只要能获得大体安定和尊荣，保证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文官是最不希望王朝更迭的人群。因为王朝的更迭，他们要付出的成本，往往不可知。士大夫是中国这个选举社会的精英，如果摧毁这个精英层，势必导致五代十国时期那种军阀割据、武人专制的局面。这种局面显然对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一场噩梦。所以，无论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只要能保证官僚系统稳定，保证士大夫对王朝效忠，那么王朝来自内部的威胁就会降低到最小。不仅不用担心内部反叛，即使发生农民起义，由于没有士大夫的参与，也成不了气候。因此，两宋虽然也有农民造反，但均构不成致命威胁。
一次宋神宗由于对西夏用兵的失利，亲自批示要杀一个严重失职的转运使，结果被宰相蔡确拦阻，无论如何杀不了。想将之发配远恶军州，又被宰相章悖挡了回去，还是办不成。神宗不得已叹道：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