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与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两个王朝，这两个王朝在制度上基本是一致的。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了传续一千多年的宰相体制，而由皇帝自己直接负责政务的处理，直接统辖行政部门。虽然明朝有内阁、清朝有军机处，但从制度上来说，它们都是皇帝临时性的秘书班子，是宰相制度不完全的补偿。只有走到这个地步，中国的帝制才真正具有了专制的意味。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自秦汉以来已经不是封建制度了，而真正意义上的帝王专制实际上只适用于明和清。
但是，明与清又有相当的不同。元代留给明朝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则主要是负面的影响居多，庞大的行省，不合时宜的分封制，类似探马赤军的卫所制度，这些已经很成问题了，但还算不上最严重。更恶劣的影响体现在政治文化方面，明朝初年不仅学术衰落、精英凋零，而且整个社会文化氛围非常恶劣。
元朝的官场文化，是奴才和主子的文化。跟宋朝官员只拜皇帝不拜上级不同，元朝下一级官员要向上一级官员磕头礼拜，因为在草原上下级就是上级的奴才，所以到了中原，也照搬不误。所以，皇帝当众折辱大臣，上级当众鞭笞下级，大家都不以为怪。这样一来，政治行为上面原来的道德面纱也就没有了，儒家文化讲究的那种道德耻辱感也没有了，耻感文化大幅度衰亡，官场上只剩下了赤裸裸的利已动机。显然，这样一种政治文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明代。
明代的政治，有许多不可理喻之处，完全不按常规出牌。比如，朱元璋没来由的屡兴大狱，几乎杀光了所有旧臣，杀人之多，朝政几乎难以为继。朱棣夺了侄子的江山，对忠于建文帝的方孝儒，杀掉当然亦无不可，但将之剥皮下油锅，并夷其十族，则完全没有道理（在过去的时代，碰到这样的事情，往往是在杀掉前朝的不降之臣后，将之厚葬，并表彰其效忠的行为，因为这是做给他们自己的臣子看的）。明武宗朱厚照，不乐意做皇帝却愿意做将军，非要给自己加上个“总兵”头衔。还有那个著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居然能够几十年不理朝政，几乎让国家机器陷于瘫痪。许多传统皇朝的处事忌讳，朱家人都犯了，作为王者的基本道德可以被蔑视（不负责任），王朝应该推行的基本准则也可以不顾（侮辱、惩罚忠臣和对勋旧的不义）。他们所要的完全是没有道理的绝对服从，朱元璋甚至连“亚圣”孟子都不能容忍，对孟子的“民本”思想表示了长久的敌意。历代汉人的王朝，只有明朝能够公开折辱士大夫，锦衣卫的廷杖，当场打死了多少不屈的士大夫，也打掉了士大夫的脸面。元朝奴视士大夫的传统，还是被后来的明朝皇帝继承了下来。
不过，被元朝统治的经历，实在是过于惨痛，对于汉族士大夫们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对这个实际上不很争气的王朝过于容忍，士大夫表现了太多的主动性，只要皇帝还能有点能耐或者有点人性，就会出现升平的景象。只是到了末世，接连几代皇帝几十年的胡闹，才导致最后的崩盘。崇祯帝虽然不算是昏君，但到了他的手里，内忧外患已深入骨髓，大厦既倒，独木难支。纵然唐太宗再世，恐怕也难以回天了。
皇帝的奴视和士大夫对皇朝的珍视，造成了明代的士大夫截然相反的处世态度。一方面，任何朝代也没有明朝的士大夫那么厚颜无耻，竟然堕落到竞相给宦官当干儿干孙的地步；另一方面，明朝士大夫对气节的讲求，对诤谏的看重，也是空前绝后的。晚明东林党人和阉党之间的斗争，特别鲜明地反映出士大夫的分裂。
清朝是继元朝之后，第二个统一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作为关外的游猎民族，满族没有当年的蒙古人那么强的军事力量；作为建立金朝的女真人的同族，他们也没有继承先人的文化。从前的女真大小字已经不存在了，后来的满文，是他们再度崛起之后从藏文和蒙文那里学来的。但是，满族的统治精英，有着高明的政治策略。他们成功地与和自己接壤的蒙古人结盟，从而壮大了自己。他们还有着他们的先人所没有的学习精神，认真地学习汉人的文化。在统治中国几十年之后，以皇帝为首的满族精英已经悉数汉化，“化”得跟汉人不分彼此。满人皇帝跟过去的汉人皇帝的诗文相伯仲，满人士大夫与其时的汉人士大夫可以诗酒唱和，个别佼佼者比汉人做的还好（比如纳兰性德）。
满人给中国带来了广阔的疆域，也算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王朝。虽然在入关之初，他们也实行过一段金人和元人都干过的“圈地”，但时间不长就停止了，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灾难。所以，虽然有着民族的压迫，但一般老百姓却感受不深，因为这个王朝政府的赋税是很轻的。况且，亲民之官基本见不到满人，老百姓即使有怨言，也怨不到满人头上。跟金、元王朝不一样，作为统治民族的满人，在平时跟汉人是隔绝的，即使驻防在各地监视汉人的八旗兵，也都住在专门的满城里，没有特别的事情不会出来。汉人的士大夫虽然在做官机会上比不上满人，但也算得到了相当的礼敬。除了剃发之外，汉人的文化习俗都得到了尊重，连汉人妇女的小脚都依然照旧。满人对汉人雅俗文化的喜好，不仅让满人得到了满足，也让汉人感到了某种欣慰。比起明朝的朱家子孙，满人的皇帝似乎个个都励精图治，至少人家都肯负责任，想把王朝维持得好一点。
不过，清朝也有不那么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文化上，精通汉人典籍的满人皇帝，显然对儒家学说的政治功能看得过于重了，以至于完全忽视了汉人文化本身的多样性，强调文化上的一种声音。清朝对于朱熹之学比前代更为看重。朱熹对《四书》的注释，成为了不可怀疑的圣典。明朝朱元璋的文字狱还只是阿Q式的胡闹，但清朝的文字狱则是地道的诛心之举。文字狱扼杀了原本旺盛的在野言说，也使得做了官的士大夫的学术生涯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全副精神只好放在对经典的考据上。清朝修书的盛典固然让前人自愧弗如，但《四库全书》修成之后许多书也变了模样，许多有“政治问题”的言语都被删掉和篡改。另外，清朝的皇帝，对于皇帝地位和权力看得非常之重，当然，这种统治思维多少也跟明朝皇帝有点关系。尽管明清双方是敌手，但在政治和制度上，明朝毕竟是“老师”，满人在打击和蚕食大明江山的同时，不知不觉也吸收了对方的观念，既继承了朱熹的理学作为标准的意识形态，也继承了皇权独尊的意识。皇权既然独尊，那么汉人士大夫那种“修齐治平”的理想就得收起大半，再别幻想着做帝王师、致君王为尧舜。所有的臣子，都是为君主办事的，清朝的皇帝评价大臣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能不能办事，哪怕臣子立下了不世之功，最好的表彰也就是“能办事”。所谓的“办事”，就是把臣子的作为，限制在技术层面上。在清朝，有圣君和明主，但却不许有贤臣。清朝的满臣自称“奴才”，一度汉臣也跟着学，但皇帝不让，意思汉人还够不上家奴的资格，只能做家奴之外的办事人员，其实也是奴才，比家奴还要低一等的奴才。
更为重要的是，满人在制度上虽然学得还比较彻底，也比较像模像样，但满汉畛域却依然分明，满人不仅占据了要津，而且在所有的衙门都是掌印的，整个政治格局就是，满人掌权，汉人办事。对汉人的防范和猜疑，贯穿于王朝始终。只是比起金、元来，满人做得比较隐蔽，不那么张扬，尽可能地给汉人士大夫一点脸面，至少在官面上维持满汉一视同仁的表象。
绝对王权（上）——明朝
钱穆先生认为，明朝的政治是传统复归以后恶化的政治，恶化的原因有二，一是废除宰相，二是摧折士大夫，因而导致了君权的绝对化，使得明朝政治走向了歧途。（参见钱穆：《国史大纲》，665～669页。）这种说法显然很富洞见。明代的制度不是一个高明的制度，其关键在于它违背了自秦以来这种官僚帝制的客观规律。这种官僚帝制的关键环节在于官僚体系和皇权之间的平衡，以及官僚体制的有效性。宰相制是这种平衡和有效性的核心环节。废除宰相之后，势必要寻求某种制度补偿性替代，但替代物毕竟不能起到原来宰相制的作用，所以制度的惰性暴露得特别充分。另一方面，如果士大夫积极性受阻，官僚制的有效性依然难以发挥。如果所有官员只是皇帝的雇员甚至奴才，制度的弹性就变成了制度的弊病，无法弥补其缺疏部分。好在经过元朝残酷的统治，士大夫格外珍惜这个好不容易得来的王朝，所以，尽管朝廷摧折，但一有机会，还是会尽量效忠尽力，使其免于崩溃。孟森先生曾经感到很是诧异，为什么像明武宗这样空前绝后的昏君，居然能够内平大乱，外御强敌，保持王朝不倒？他将之归结为明初几帝遗泽，士气未衰之故，显然不确。（参见盂森：《明史讲义》，198页。）其实是士大夫自己不乐意让士气衰下去，不想让这个汉人自己的王朝衰下去，是硬撑的结果。
明朝的失策，还有两点颇为要紧。一是宗藩制度。凡明室后裔，无论亲疏俱高爵厚币以养之，不令到社会上谋生。初时尚可支持，后来人口不断增加，遂至负担不起，造成国库常年空虚。二是因朱棣篡位，派郑和下西洋追索建文帝，索之不得遂下令禁海，以至于严重损害了沿海的商业贸易。在西方开辟新航线进入全球贸易的时代，中国自己退出贸易圈，不仅影响中国商业贸易的发展，而且使沿海渔夫和商人失业，不得不将自己本来合法的营生，转为非法，与海盗合流，部分人竟然勾结日本浪人，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倭寇之乱。这不仅使东南沿海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国家丧失了相当部分的商业税收，而且还影响到国家腹地的稳定，使朝廷在与辽东崛起的满人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外患最终严重到威胁东北边疆的时候，一方面政府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宗室负担却逐年增加。明朝政府居然没有起码的财力可以应付边患，只好大幅度提高农民赋税，最终激起民变。民变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安内和攘外捉襟见肘，外患和内忧一起袭来，明朝的寿数也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