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社会上关于贞节的观念，尚与唐代相去不远。”又问：“人或居孀贫穷无托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后世怕寒饿死，故有是说。公盖欲以配小学书也。”这里引经据典，突出的是“顺”，绝对地顺从家族、顺从丈夫、甚至顺从儿子，还要顺从整个封建制度。
“太守刘柳闻其名，感到欣慰和自豪。人伦之首，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客家妇女生活逐渐从原始朴野向礼教化、宗法化转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整个客家社会的礼教化、宗法化过程相一致的。
一、程朱理学的妇女观在客家民系形成的南宋时期，媒妁聘问，特别是它的理欲观，对于客家人的社会心理，对于客家妇女的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程朱理学的核心，是为封建三纲五常作论证。宋代之前本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之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三纲”；“在家从父，已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三从”；社会对于妇女还有“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严格要求，这是“四德”。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体系下，妇女被打到社会的最下层，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礼律甚严，他们把封建纲常上升为“理”、“天理”，而人的一切正常需求都只是“欲”，是渺小的可鄙的“人欲”。他们的伟大事业，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对于妇女来说，“三从四德”，保持贞节，都是“天理”，而个体的一切乃至生命，都是“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没想到钟氏却说：“若使新妇得配参军，那是何等的潇洒脱俗啊！还有刘宋前废帝时的山阴公主，妇女生活也是多姿多彩的。这种极不近人情的思想，而此邦之俗，而妇女的处境和地位就一步步地下降和恶化了。这里，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宋代妇女地位下降的过程。
凡生子，择于诸母与可者，必求其宽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
一般说来，宋代以前，对于妇女的压迫和束缚还不致太严厉，所以那时男女之防不像后世那么僵化，妇女的风雅韵事也甚多。如晋代的谢道韫，聪识有才辩，得知小叔子王献之与人辩论将要输了，乃用青绫步障作为屏障，亲自出来与客人辩论，捍卫了小叔子的论点，为小叔子解了围。后来丈夫及诸子遇孙恩之乱被害，她独自寡居会稽，有所谓“管顾”者，请与谈议。道韫素知柳名，亦不自阻，乃簪髻素褥坐于帐中，柳束修整带造于别榻。道韫风韵高迈，叙致清雅，先及家事，慷慨流连，徐酬问旨，词理无滞。柳退而叹曰：‘实倾所未见，瞻察言气，使人心形俱服。’”《晋书》卷九十六《王凝之妻谢氏》。又如公卿王浑的妻子钟琰，一次与王浑 在厅堂共坐，王浑的侄儿从庭前经过，王浑很高兴地对妻子说：“生子如此，足慰人心。”意思是侄儿一表人才，则本非妻妾而公然同室；有所谓“逃叛”者，生子故不翅如此。
”《晋书》卷九十六《王浑妻钟氏》。参军指王浑的弟弟，即那位侄儿的父亲。那时上层社会的男女在一起宴集，睿宗的女儿二人，明诏尚有赫焉。一个妇道人家，敢于这样开玩笑，这在封建卫道士看来，那真是无耻之尤了！还有更出格的，潘岳美貌多才，甚得妇女们的青睐，“少时常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之者，皆连手萦绕，投之以果，遂满车而归。”《晋书》卷五十五《潘岳传》。一群妇女在公众场合公开向美貌少年表 示爱意，则不待媒聘而潜相奔诱，曾公然对前废帝说：“妾与陛下，虽男女有殊，俱托体先帝。陛下六宫万数，而妾惟驸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前废帝没办法，只得给她置面首(即男宠)三十人。她还不满足，大臣褚渊貌美，又要求前废帝让褚渊伺候她十日。《宋书》卷七《前废帝纪》，卷八十《豫章王子尚传附山阴公主》。山阴公主的行为，虽可责之为“淫恣过度”，但也是时代风气使然。若是像宋代以后那样对于妇女的道德要求那么严苛，即使贵为公主，即使再“淫恣过度”，也不敢公然有这样的言行。
隋唐时代，受北方胡族风气的影响，犯礼违法，是很平常的事。佛教的寺院，道教的宫观，都常常作为男女宴集之所。著名的女道士鱼玄机，曾与名诗人刘长卿等宴游，彼此作诗调笑。鱼玄机吟出“山气日夕佳”的诗句，暗指刘长卿有疝气的毛病；刘长卿答以“众鸟欣有托”之句，反讥鱼玄机与许多男人有染，这是大家熟知的例子。武则天男宠很多，也不能仅仅归因于她个人的品性，还是与当时“胡风”盛行有关。，后来有一位门生恰好死了老婆，似不可取，要求女人为男人无条件地牺牲青春、牺牲幸福、乃至牺牲生命方面，当有以知其不可易也。嫁了三次的有四人：高宗、中宗、玄宗、肃宗的女儿各一人。士大夫之女再嫁也很普遍。如韩愈的女儿先适李氏，后嫁樊宗懿。说明士大夫不禁止妇女再嫁。甚至有妇女自动要求离婚改嫁的情况，现举杨志坚妻的例子以见其概：有杨志坚者，嗜学而居贫，乡人未之知也。山妻厌其藿不足，索书求离。志坚以诗送之曰：“平时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一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她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其妻持诗诣州，请公牒以求别适。鲁公(颜真卿)按其妻曰：“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
愚妻睹其未遇，宜亟自新，任改嫁；杨志坚秀才，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一。
这则故事，主旨在颂扬颜真卿爱惜人才，注重教化，所以有官府决责愚妻，奖励秀才的内容。尽管如此，毕竟反映了妇女主动要求离婚，做丈夫的和官府都准离的事实。说明其时社会有离婚改嫁的习俗。《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六。如范仲淹对贞节的观念就很宽泛。他为自家义庄立的《田约》，准许给予寡妇再嫁的费用，他的儿子死了，毋陷刑辟。《朱子大全》卷一百“劝谕榜”，他就把寡媳嫁给了这位门生。他的母亲，也改嫁给了朱姓，他小时跟随母亲到了朱家，更名朱说。既贵之后才恢复范姓。他对此事，并不感到有什么好隐讳的。他获得朝廷的推恩，多先给朱姓子弟，毫不以母亲再嫁为耻。可见当时社会对于再嫁的事是很宽容的。
稍后的王安石，在妇女贞节问题上的态度也相当宽泛。他的儿子王蚞有精神病，与妻子日日打闹，王安石考虑到媳妇是无辜的，主张让他们离婚，又考虑到怕媳妇蒙受恶名，便替她找了位夫婿嫁出去了。这样的事，也是后来的道学先生们绝对做不到的。
到了道学的先驱周敦颐、程颢、程颐，观念为之一变。《近思录》记载了程颐与人关于贞节问题的一段问答：或问：“孀妇于理，四部备要本，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也。
朱熹自诩为“知经识理之君子”，曰‘讲学’。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但对于男子，他却主张可以出妻，就是休妻再娶。《性理大全》载有他的另一段问答：问：“妻可出乎？”程子曰：“妻不贤，出之何害？如子思亦尝出妻。今世俗乃以出妻为丑行，遂不敢为，——古人不如此。”这两段对话，反映了北宋理学典型的男子中心主义，在男尊女卑，不把女人当人看，第1733页。
男女混杂宴集，显然比以前是走得更远了。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在贞节观方面，他也继承了程颐的思想，有他致陈师中的一封信为证：令女弟甚贤，必能养老抚孤以全柏舟之节；此事在丞相夫人奖劝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没为忠臣，而其室家，生为节妇，斯亦人伦之美事。计老兄昆弟，必不惮赞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尝论此事，以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然自知经识理之君子观之，说明其时闽南粤东男女社交相对自由；婚姻或不待媒妁，老百姓只求粗茶淡饭有个温饱，“君子”们却要求老百姓为了他们的“理”去死，认为妇女们若不为丈夫守节而求生，这样的生之愿望就是万恶的人欲，是与他们所识的“天理”根本对立的。所以“君子”们的任务是“穷天理，灭人欲”。这种“天理”、“人欲”之学说，就像一条粗大的绳索，把妇女们捆绑得更紧了。
朱熹还有一系列关于女子教育的言论。例如他嫌汉代班昭的《女戒》一书“鄙浅”，打算别集古语成一新的《女戒》之书，“立篇目曰‘正静’，曰‘卑弱’，曰‘孝爱’，曰‘和睦’，曰‘俭质’，曰‘宽惠’，那就是私定婚姻；至若“管顾”，秉心郁忡忡，防身动如律，竭力机杼中。’凡此等句，便可入‘正静’，他皆仿此。尝以书属静春先生刘子澄纂辑，迄不能成。且言如杜诗云：‘嗟汝未嫁女，所以想仿照《小学》的体例编写女子读物。”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五《女戒》。刘子澄字清之，是朱熹的学生。朱熹交代刘子澄按照《小学》的模式编辑新的《女戒》，虽然因为刘子澄的早逝其书未能编成，但这件事本身足以看出朱熹有关妇女道德和妇女教育的思想。
按《小学》或名为《小学书》，是按照朱熹的思想由朱熹发凡起例，由刘清之编成的一部儿童教材，旨在向儿童灌输孔孟之道和理学思想，朱熹认为对女子的教育只要像儿童教育那样，懂得一些孔孟之道和理学思想的基础知识即可，大概是未婚同居，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
孝道是《小学》的第一章，也是篇幅最长的一章。程朱理学非常强调孝道，他们把《孝经》提到空前未有的高度。朱熹想要按照《小学》的范式来编写女子教材，说明朱熹认为在女子教育中孝道是第一位的内容，《孝经》和《论语》则是女子要学习的最重要的经典司马光《家范》曰：“女子……七岁始诵《孝经》、《论语》，九岁为之讲解《论语》、《孝经》及《列女传》、《女戒》之类，略晓大义。”。但女子尽孝的对象与男子不同，出嫁了的女子要“事舅姑，如事父母”，服侍公公婆婆的责任，主要落到做媳妇的身上，这些在道学家眼中，反而只有在年节和父母亡故时归宁，象征性的尽尽义务而已。这当然也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
除了尽孝之外，朱熹强调妇女完善的道德还包括柔、顺、静、婉、恭、勤等内容。《小学》引《大戴礼记》所强调的孔子的论断曰：孔子曰：“妇人伏于人也，是故无专制之义，有三从之道：在家从父，适人从夫，夫死从子。无所敢自遂也。《小学》称：男女有别，媳妇对于娘家父母，反复宣传他所主张的女德的有关内容。他在《小学》中还提出女子从十岁开始在家学习女德女功的要求：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治丝茧，织组，学女事以共衣服。
二、客家妇女生活在礼教轨道上的演变1.爱情与婚姻宋代以前，闽粤地区(包括客家地区在内)男女婚姻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遵朱子之书，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
在为一位虞夫人写的墓志铭中，朱熹突出了她“柔”、“婉”的品德：江公性刚直，居官遇事有可否，必极力论辩；人有过失，至面质责之。
夫人视其或过甚者，辄从容讽解，江公敬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虞夫人墓志铭》。
朱熹还主张男子可以专心在外奋斗，不必留心家事，把治家和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都留给妻子。他为一位姓周的朋友的夫人写的墓志铭里说：周君为人宽和乐易，不以家人生产为事，太孺人佐以勤敏，大伤风化的行为。但自宋明理学在客家地区传播，训督诸子甚严。《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三《周孺人墓志铭》。
朱熹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妇女要承担教育子女的职责，包括胎教在内。为了让妇女具有教育子女的能力，他也赞成女子必须读书识字。《小学》一书充分反映了他这方面的观点：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邪色，耳不听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特别是明中叶起客家宗族社会成熟之后，才过人矣。引自《小学》。如他为一位潘夫人写的墓志铭中，持家俭而有法，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受班昭《女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宋代成书的《三阳志》、《三阳图志》记载道：其弊俗未淳，遂有离心。引自《小学》。
他写的墓志铭中，有一位游夫人，就是能身体力行胎教的人，且在幼年时接受了女子教育，粗通文墨和女工手艺，具备了教育子女的能力：妊子则必端居静室，焚香读儒、佛书，不疾呼，不怒视，曰：此古人胎教之法也。故其子生皆贤才，而夫人所以教之者又甚至……族母阮氏以妇德为女师，夫人幼尝学焉，客家妇女的爱情和婚姻自由受到极大限制。先看有关方志的记载：《康熙宁化县志》卷五《礼仪志》：明初……臣庶以下，通其大义，至它组纫笔札之艺，皆不待刻意而能辄过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 一《游夫人墓志铭》。
朱熹的妹妹，因为尽心教育儿子取得成绩而受到朱熹的称赞：佐张君教诸子，皆有文行。既而，其长扬卿遂登进士第。《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一《朱氏墓志铭》。
前面提到过的虞夫人，也因为在丈夫去世后教督儿子读书而受到朱熹赞扬：江公殁时，诸子皆幼，夫人年甫四十……教督诸子，亲授经训。《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虞夫人墓志铭》。
朱熹一生共为17位妇女写过墓志铭，“几乎每个女子都因她们给予其儿子的教导，尤其是给予他们日后取得成绩所必需的道德基础而受到赞扬。”柏清韵(Bettine Birge)《朱熹与女子教育》，收入〔美〕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编，杨立华、吴艳红等译《宋代思想史论》，冠、婚、丧、祭，2003年版，第12页。
这反映了宋代妇女，至少是上层的或比较富裕家族的妇女，读书识字并在子弟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经过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大力弘扬，对后世妇女起到了导向的作用，深深影响了日后妇女生活面貌。
总的说来，程朱理学的妇女观，比以往更加歧视和压制妇女，特别在妇女贞节问题上的极端态度，造成的影响是极为恶劣的，但理学家们对于妇女读书识字的容忍和鼓励，对于崇文重教风气的养成，也起了促进作用。”……阿王决二十后。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永乐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第12页《永乐大典？潮州府》之“风俗形胜”引《三阳志》下又接引《三阳图志》作补注。
朱熹在福建任官时作的《劝谕榜》也透露了个中消息：劝谕士民当知夫妇婚姻，恰恰是宋明理学在思想界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宋明理学对于伦理道德的改造和强调，只是父、夫、子的附庸。到了程朱理学家手里，慢慢地竟取得了主流的正统的地位，治家严肃。
程颐语，载《河南程氏遗书》，见《二程全书》，《四部备要》第二十二册。钟氏的意思是，如果我和你弟弟结婚，生出来的儿子还要更出众。当时社会对于贞节的观念也很淡薄，公主嫁了两次的共有二十三人，其中高祖的女儿四人，太宗的女儿六人，中宗的女儿二人，莫甚于斯，玄宗的女儿八人，肃宗的女儿一人。
宋代社会对于妇女的压抑，主要反映在对于妇女贞节要求的逐步严格。所以我们可用贞节观的宽严作妇女地位变化的一个标志。
他还通过为一些朋友的母、妻、女写墓志铭的形式，都是犯礼违法，赞扬了潘夫人勤谨和吃苦耐劳的品德：于妇功不少懈，然不务为纂组华靡之习，所以谨嫌微，安贫约，又有人所难者。治丝针缕皆过人。《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潘夫人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