漳潮两地是客家人的重要分布区，尤其是这两个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多为客家聚居区，或是客家与畲族杂居地区。以故前面关于闽粤妇女弊俗的种种记载，尤其是蓝鼎元关于“山城闺阁”习俗的记载，或即针对客家妇女而言，或亦适用于客家妇女。由是可以推测，在清代中前期以前，畲族、客家及其相邻民系妇女并不都像我们想像中一副循规蹈矩的形象。证以潮州原来的传统习俗，元宵夜“乡俗少女，相约成群，到菜园中争坐大菜(即“芥菜”)，谓得嫁好女婿。”民国？翁辉东《潮州风俗志》卷四《一年经过》，稿本。似乎就是保留了默许女子外出郊外寻觅心上人的文化印痕。
吴榕青主此说，见其未刊稿《妇女服饰的真相——闽南粤东“文公帕(兜)”之历史人类学考察》。
实际上，我们把上述种种妇女“弊俗”放在闽粤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也是容易理解的。以岭南地区为例，此地原来并没有中原地区那种妇女必须严守礼教约束的文化传统。
〔日〕牧野巽《广东原住民族考》，载《牧野巽著作集》第五卷，御茶の水书房，1985年，东京，第221～233页，转引自刘志伟《女性形象的重塑：“姑嫂坟”及其传说》，载苑利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传说故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57～378页。
粤东地区也不例外，在宗族文献及口头传说中，存在不少颂扬女性祖先如祖妈、祖婆、祖姑等的例子，因此“可能的解释是，在潮汕的土著居民中，原来有一种盛行于南中国的、与父系血缘传统完全不同的女性祖先祭祀传统，在中原文化向本地扩张的过程中，这种传统与宗族制度混融，并在宗族的传说和记载里留下了痕迹”黄挺、陈占山《潮汕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04～505页。。
但是，随着中原文化在闽粤的传播，特别是宋明理学在闽粤地区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之后，粤东、闽南妇女以帕盖头之俗在文人雅士们眼中就完全变样了。他们开始用礼教的观点来解释这种风俗，并逐步升级。
目前所见最早把妇女巾帕蒙面与朱熹礼乐教化相联系的材料是《康熙漳浦县志》：“(漳)浦人婚娶丧葬遵家礼，大抵皆文公遗教也，谓之‘海滨邹鲁’然哉。又城市中罕见妇女，间或有之，必以巾帕蒙面类北方，得古中原风俗之遗。”清？陈汝咸修，林登虎等纂：康熙《漳浦县志》卷十九《杂志？丛谭》，民国十七年翻印本，第1561页。
乾隆时《龙溪县志》的记载略同：“妇人非有故，虽君舅小郎弗见也。家贫者出必以巾，男女之别尤兢兢焉。”乾隆《福建续志》，第24页，引《龙溪县志》。
乾隆《长泰县志》的记载亦同：“邑男女之防最谨，非有大故不相见。女子出，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巾裹头，未尝露面，男子导以行，有闺门不谨者则耻而绝之。”清？张懋建修，赖翰纂乾隆《长泰县志》卷十，第539页。
这样的解释延续到清末、民国，光绪《漳州府志》曰：“漳俗尤慎男女之别，妇女非有大故不相见。其有家者，微但嫂叔，虽翁舅不见也。有事者，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男子导以往，不自行也。故闺门常谨，其地无妓女之属。”清？沈定均修光绪《漳州府志》卷三十八《民风》，第4页。
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称妇女巾帕盖头之俗：“清末潮阳尚盛行，今五十以上老妇装束，间或见之。按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也，于此足见潮俗之淳厚有古风焉。”饶宗颐纂(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3～4页。
以上材料表明，罗巾遮面在泉、漳、潮三州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以乌巾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但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用来盖头的大多是花巾或杂色帕。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康熙、乾隆年间，就已把头巾与礼教风化联系起来，但此时尚未统称头巾为“文公帕”，而且民间习惯称为“乌巾”，或称“网巾兜”，也未确指为朱熹治漳躬亲教诲之一端。大概到嘉庆、道光年间，才陆续出现以“文公帕”指称妇女巾帕盖头之俗的记载，嘉庆、道光年间任官广东的江浙人梁绍壬在笔记中有如下记述：“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同一时期的地方志也出现了“文公帕”的说法，如《同安志》曰：“宋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用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道光《重纂福建通志》卷五十六《风俗？泉州府》第2页引《同安志》。
道光《厦门志》则载：“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道光《厦门志》卷十五《风俗记》第9页。
嘉庆、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斯未信斋杂录？垩庐杂记》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光绪《龙溪志序》称：“龙溪为漳(州)附郭邑，自承紫阳(朱熹)过化，理学名臣前后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妇女出门，有文公斗、文公衣、文公履……”转引自黄超云《“文公兜”的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光绪《潮阳县志》“风俗”门曰：“《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清？周恒重修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摘录唐文藻修嘉庆《潮阳县志？风俗》，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198页。
民国《龙溪新志》曰：“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民国初乡间尚多见。”转引自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在客家地区，妇女也有类似的头饰，称为凉帽，或称“苏公笠”：惠州、嘉应(州)妇女多戴笠，笠周围缀以绸帛，以遮风日，名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镇平)俗妇女冬日戴帕，帕皆青布为之；暑天田功樵采，则戴凉笠，以竹为之，笠檐缀以青绢或青布，可以障日，名曰凉笠。清？黄钊《石窟一征》卷四，中国史学丛书续编本，第175页。
这种“苏公笠”也流行于潮州府属的大埔、丰顺二县客家地区：客俗妇女晴夏皆戴凉帽，制用竹织。其式为圆箔，中开一空以容顶髻，周围缀以绸帛，或以五纱罗布分五幅折而下垂。既可周遮头面，而长夏操作，可以迎风障日，名曰“凉帽”。又曰苏公笠，眉山遗制也。《潮州志？丛谈志？物部》第5页引丰顺李《志》、《两般秋雨庵随笔》、《雪泥杂述》，并加按语“东坡谪惠州，携朝云随侍，暇辄令其艺圃莳花，故制此笠，惠州、嘉应妇女群相效之，今大埔、丰顺妇女行之如旧。”其实客家人戴凉帽或“苏公笠”不仅限于广东，在赣南、闽西的客家妇女也同样流行戴“凉帽(笠)”习俗马风《苏公笠》，载刘志文主编《广东民俗大观》(上卷)，广东旅游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闽西客家学者王增能的描述最为形象：“过去客家妇女的辫发很多是盘成高髻的，状如独木舟，谓之‘船子髻’，系以红绳，插以银簪，髻上可套凉笠，髻端外露前翘，笠沿周围垂下长约五寸的五彩布条，微风吹来，彩条飘拂，确是别有一番风韵。”王增能《客家与畲族的关系》，载《武平文史资料》总第十辑。
“文公兜”、“苏公笠”，显然都是民俗文化上的攀附行为，沿着这样的攀附轨迹前进，以之作为当地文教发达，属于“海滨邹鲁”的论调也就出现了，有竹枝词为证。道光年间，潮阳县举人高风清作《潮阳竹枝词》，其一曰：归宁少妇上康庄，楚楚青衫别样妆。
半幅罗巾遮半面，果然邹鲁是潮阳。
光绪《潮阳县志》卷二十二《艺文下》，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624页。
在漳州，黄子寅《清漳竹枝词》曰：花卉千般错绣文，盖头纱帕白罗裙。
海滨邹鲁今犹在，不见巫山一段云。转引自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这两首文人的竹枝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持赞赏的眼光，一样解释为“海滨邹鲁”风的流衍。在泉州也有类似的说法：“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为‘邹鲁’遗风。”《同安县志》(民国十八年铅印本)采陈仁《同城竹枝词》注，转录自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234页。
综上所述，闽南粤东地区(包括客家基本住区)历来有妇女外出以巾帕盖头之俗，宋元时期视之为“弊俗”，与中原的情况迥异，是教化未洽所致，到了清代和民国年间，则认为这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是海滨邹鲁的表现。对同一事物在解释上的巨大变化，正是闽南粤东社会巨变的缩影。
以上资料反映的情况，是就整个闽南粤东地区而言，并非专讲客家，但也不排除客家。从畲族、家妇女也有类似于“文公帕”、“苏公笠”的传统服饰来看，毋宁说吸收了畲族和家许多文化因子的客家人，其凉笠、“苏公笠”服饰更接近于这一服饰的原始形态。后世文人把它解释为韩文公或朱文公或苏东坡礼乐教化的结果，虽然属于曲意附会，但却曲折地反映了闽南粤东社会的变迁，也反映了泉、漳、潮州一带妇女(包括客家妇女)生活受礼教影响的发展轨迹。
(作者单位：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