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南京迁都重庆的一年后， 1938年10月的一个凌晨。
从武汉撤退到这里的《新华日报》记者夏新立和许多逃难的人一起，挤在一辆人满为患的卡车上，朝宜昌码头缓慢地进发。
由于日军对武汉三镇的围攻已经进行数日，武汉陷落在即，由当时的中共中央长江局主管的《新华日报》人员已经分批开始向重庆撤退。夏新立是主动要求单独前往宜昌，顺便采访大撤退的记者之一。
不断鸣着喇叭的卡车终于无法开动，司机骂骂咧咧地停了车，干脆不开了。夏新立看看四周，只好从车上跳下来，裹紧薄棉衣，紧拽着身上的照相机，和其他一些逃难的人一起爬上了高高的江堤。
从武汉到宜昌，夏新立已经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相机和自己的钢笔见证过、拍摄过、记录过。但当他站到了长江大堤顶端举目四望时，他还是被眼前的景象震动了。
依稀的晨光下，浩荡的人流中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老百姓，哪些是军人和伤员，哪些是政府机关人员，哪些又是撤退企业的工人。大堤内侧的一切都被裹挟进一个巨大无边缓慢蠕动的混沌之中，喧嚣着，吵闹着，尘土飞扬却又无法向前。大堤外长江岸边的河滩上，燃起了无数篝火，摆放着一堆一堆等待转运的物资。在篝火的映照下，可以看见无数的人影在晃动，或者围着篝火取暖，或者急急忙忙奔向江边。更有许多人抬着担架，等候在人群当中。几艘烟囱喷出白烟的小轮船停靠在岸边，模糊的人影正通过浮桥拥向轮船，一些士兵挥动着手中的步枪，试图控制局面。有人通过浮桥到达了船上，有人被挡回了岸边，也有人落入了被晨曦映照得微微发亮的江水里。
夏新立下了大堤，匆匆地跑过一大堆机器设备。一群在篝火映照下的工人正手拉肩扛地试图移动一台庞大的机器。天气已经有了相当的寒意，工人们却大多赤着上身，在火光中，甚至可以看见他们赤裸的肩膀和胸膛上的汗珠。他们是那样的专心致志，四周慌乱的人群好像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夏新立停下来，抬头看了看天，觉得光线已经足够拍照，便取下肩上挎着的照相机，把镜头对准了那群工人。工人们却仿佛没有看见他一般，只管奋力地吆喝着，推拉着。
夏新立用自己的背紧紧靠住一台冰凉的机器，沉着地对焦，取景，轻轻按下了快门。
江边的一座浮桥前，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挎着医药箱的何雪竹正满头大汗地和一个护士指挥着那些抬着伤兵的担架，在篝火的映照下，白大褂和袖子上的红十字标志非常醒目。在她身边，四五个士兵正竭力用步枪阻止着另一些想上船的老百姓。
何雪竹本来是上海慧慈医院的外科医生，上海沦陷后，她便随丈夫郑先博到了南京，然后又撤退到武汉。武汉战事吃紧，何雪竹参加了帮助武汉会战的伤员撤退的工作，又一路匆匆地到了宜昌。虽然有些老了，而且风尘仆仆，但何雪竹的身上仍然可以看出年轻时的漂亮影子。当然，过去的大家闺秀现在已经是一个在战乱中奔波多年的医生，那张曾经风韵的脸上，现在留下的更多的是坚硬的线条和风风火火的表情了。
这时，两名士兵用一副担架抬着在武昌战役中受伤的中尉张旭明挤过人群，走到浮桥前。
何雪竹迎上前去询问查看：伤哪儿了？
张旭明微微一笑，艰难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右肩，却没有说话。何雪竹挥挥手，让他们走上了浮桥。
何雪竹的丈夫，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工作的郑先博这时匆忙地走了过来。
尽管是在逃难的旅途中，郑先博仍然保持着绅士风度。一身藏青色的厚呢西服有些旧了，袖口都磨得发了毛，但整齐干净，十分得体。头发有些花白，甚至有段时间没有修剪了，却还保持着一定的发型。多年的外交官生涯，在郑先博有些瘦削的脸上留下了一种彬彬有礼的含蓄和儒雅。浓黑眉毛下，两只深邃的眼睛似乎总是包含着各种复杂表情，却又总是无法让人解读出具体的内容。和自己的妻子何雪竹相比，何雪竹是一团放射状的光亮，郑先博则更像一口装满了清水的井。水是清澈透亮的，但却隐藏在规则而幽暗的井口之内。即便当这井水激荡甚至混浊的时候，如果无法通过那井口的防线，是没有人会知道郑先博内心深处的情绪和想法的。
郑先博看着张旭明的担架走上摇晃的浮桥，才来到何雪竹身后。两个士兵看见他，立即上前用步枪拦住。郑先博刚要解释，何雪竹正好转过身来看见了丈夫，脸上顿时露出一丝疲倦的笑意：先博，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郑先博有点儿优雅地推开了士兵的刺刀，来到何雪竹身旁。他忧虑地看了看已经挤满伤兵的轮船：你们这艘船已经人满为患了。
何雪竹苦笑一下：那有什么办法？总不能把伤员留在这里。船太少了。
郑先博再回头看了看混乱不堪的岸边：多亏了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啊，否则，连这些船可能都没有。你还是跟我上外交部的那条船吧，会安全一些。
何雪竹一边检查着又一个担架上的伤兵，一边头也不回地说：我是医生，怎么可能离开我的病人！再说，我也没资格上政府人员的船。
郑先博：那，干脆我上你们这条船？
何雪竹这才回头看了看丈夫，然后有些温柔地笑了一下：说什么呢。你快走吧，待会儿船开了。
郑先博还在犹豫，何雪竹却推了他一下：走吧，不用担心，我们在重庆见，好吗？
郑先博无奈地离开了妻子，来到专门为政府工作人员准备的另一条船上。上了船后，他就急忙来到船尾的甲板，有些焦虑地朝何雪竹的方向张望。天色已经亮了起来，郑先博看见夏新立走到了何雪竹面前，向何雪竹和士兵出示了证件，又跟何雪竹说了些什么。然后何雪竹和士兵放行了，夏新立走过浮桥上了船。轮船上的汽笛刺耳地响起来。随后，何雪竹也跟着上了船。
几艘轮船的推进器开始笨重地旋转，划动着混浊的江水，机舱上方的烟囱冒出了滚滚黑烟。轮船慢慢地离开了码头，在已经被一丝朝霞染红的江面上逆水而行，离开了仍然乱哄哄的岸边。
何雪竹乘坐的那艘轮船，也是重庆着名的企业家、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主动提供的。轮船有些陈旧，但设施还算完整。说是专门为运送伤员准备的船只，控制严格，但船上还是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乱糟糟地堆放满了行李货物。有些不知怎么混上船的人，由于已经无法在甲板上船舱里立足，干脆就把自己捆在了船舷的栏杆上，只要不掉进江里，好歹也就可以过三峡到重庆。虽然拥挤不堪，人们都还相安无事。毕竟，大家都在一条逃难的船上，都有相似的回忆和期盼，也有相同的苦痛和安慰。
所以，当躺在担架上的张旭明看着自己旁边的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大腿受伤的士兵为一个座位争吵时，便相当烦躁了。张旭明是重庆人，长着一副典型的重庆人面孔。黝黑而不算宽阔的额头，眼睛不大却明亮有神，坚硬的颧骨，嘴唇的清晰线条周围有些黑黑的胡髭。1937年入伍之后，张旭明就一直在张自忠将军的33集团军里当兵，从普通士兵一直当上了中尉。武昌保卫战中，张旭明在撤退时被日军的一颗流弹击中了右肩和胸部。他本来不愿意回重庆的，却因为武汉就要失守，宜昌的医院也已爆满，被上司强令上了去重庆的轮船。
中年男人还在和那个伤兵不依不饶地争辩着：这个座位就是我的！我告诉你，这条船都是我朋友卢作孚的！
伤兵不满地吼：那你去找你朋友，让他再给你条船好了！
中年男人：你怎么这样不讲理？我可以叫人把你赶下去！
伤兵挥了挥拳头：你敢！
躺在担架上的张旭明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吵什么？！他妈的不就一个座位吗，值得闹半天？！都别说了，你们一人坐一会儿！
士兵看了看张旭明的军阶，不吭声了。
中年男人还想辩解：可是……张旭明一瞪眼：你没看见他的腿受伤了？让他先坐，你等着！
士兵高兴地给张旭明敬了一个礼，坐下了。中年男人气哼哼地看了看张旭明：丘八，仗打输了还蛮不讲理！真有本事，你跟鬼子拼去！
被中年男人这一骂，张旭明顿时愤怒起来，他想撑起身，却引来了一阵猛烈的咳嗽，嘴边渗出一些血沫，只好躺下，用眼睛瞪着那个商人。周围的伤兵们见状，都狠狠地看着中年男人，甚至慢慢向他逼过来。这终于让中年男人害怕了，他只好不吭声地退到一边。
武汉沦陷之前的一个晚上。
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武汉设立的《新华日报》就要撤离了。编辑部的走廊里有些混乱，人们在忙着撤退的事情，搬运着资料文件。远处不断有隆隆的枪炮声传来。偶尔有炮弹在附近爆炸，把天花板上的灰尘震落下来。
编辑部的一个房间里，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副主席，同时又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正在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孙翔英口授《新华日报》撤离武汉前的最后一期社论。周恩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年轻漂亮的孙翔英在桌前准备记录。不时地还有人进房间来拿走打成捆的报纸书籍，他们都知道周恩来在忙着撰写社论，所以都不吭声打扰，只管拿了东西就离开。远处爆炸的闪光不时地映照着窗户上的玻璃。
周恩来看了看孙翔英：好了吗？
孙翔英点点头。
周恩来想了一下，然后说道：在这个悲壮的日子里……突然一颗炮弹在离编辑部不远的地方爆炸，爆炸的声音很大，窗户上的玻璃哗地碎了，碎片稀里哗啦地掉在桌上地上，电灯也突然熄灭。
黑暗中，孙翔英大声喊道：周副主席！周副主席！
周恩来在黑暗中镇定地回答：没事儿。我找到火柴了。
一根火柴划燃之后，孙翔英才发现房间里已经弥漫着灰尘，天花板也掉下来一大块悬在半空中，周恩来和孙翔英的头上身上都扑满了从天花板上落下来的灰尘。周恩来点上了蜡烛，端到桌前。
孙翔英把稿笺纸上的灰尘吹开：周副主席，这太危险……周恩来安慰地笑笑：没关系，《新华日报》在武汉的最后一期总不能没有社论嘛。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
犹豫的孙翔英看了看稿笺纸：“在这个悲壮的日子里”……周恩来想了想：不，这样的开头不好。改了，改成“武汉的父老乡亲们”……又一枚炮弹在附近爆炸，把窗户上残存的玻璃震落。爆炸声更加猛烈密集，还夹杂着或清澈或混浊的枪声。
周恩来根本不为所动，仍然镇定地重复道：武汉的父老乡亲们……上海。离虹口公园不远的树丛中，隐藏着一栋孤零零的西式灰色二层楼房。这栋着名的房子已经陈旧，门上的牌子上写着“东体育会路7号”。门口有两个特务模样的日本人在警惕地溜达着。这栋楼房后来被叫作“重光楼”，而现在在楼里举行的一次会谈，在中国抗战史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楼内的一个比较大的房间内已经粉刷一新，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日本派出的谈判代表，陆军省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以及侵华日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坐在桌子的一侧。他们的对面，是汪精卫的谈判代表，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略部秘书主任梅思平。由于是背着国民政府和日本人的秘密谈判，高宗武和梅思平的表情都有些神秘。一名翻译坐在桌子的一侧。在他们每人面前，都放着一叠稿子，那就是臭名昭着的《日华协议记录》。
今井武夫没有说话，而是有些傲慢地看着高宗武和梅思平。
略显得有些外交风度的影佐祯昭没有表情地说话了：二位想来已经讨论过了这个备忘录的内容，我也相信，二位已经和在重庆的汪精卫先生商量过了。中国目前的局势你们大概比我还清楚，所以，我不希望今天还会出现讨价还价的事情。首先，把内蒙定为特殊的“防共”地区，这对贵国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可以在“防共区”内驻兵，保证把共产党的势力排斥在外。其次，承认满洲国的合法地位……高宗武小心翼翼地打断了影佐祯昭：关于这第二条嘛，我们认为，公开承认满洲国，会引发国人的强烈不满，对汪先生在国内的声望损害太大，不利于他的政治前途。
今井武夫蛮横地：这个条件必须满足。
梅思平连忙接上：是这样，我们希望在协议达成之后，不要采取公开的方式承认满洲国，只要事实上承认就行了，也算是满足了条件。
影佐祯昭想了想：这样也可以，不一定要求文字上的表达。那么，其他的条件呢？
梅思平：其他的都没有问题。
高宗武有些犹豫地：在恢复和平以后，日本方面是不是能够保证在两年内撤军？
影佐祯昭：没有问题。高先生去日本的时候，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保证。
高宗武还是有些犹豫地看了看影佐祯昭：可是，根据我对贵国政治的了解，如果在内阁方面出现变故……影佐祯昭打断了高宗武：这个不会成为障碍！日本的政治是先进的，我们一旦作出政治上和政策上的承诺，它就会得到贯彻。
今井武夫：实际上我们最关注的，是汪精卫先生是否已经下定了决心？
梅思平：这没有问题。
今井武夫：那就好。我们希望汪精卫先生在同意了这份协议之后，立即安排离开重庆。当然，可以先去一个第三国，然后等待近卫首相正式发表声明。最好是一个能够立刻到达香港或者日本的地方。离开重庆必须是秘密的，不能引起注意。
梅思平：这个我们会安排好。
影佐祯昭脸上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笑容：先生们，我认为现在可以在这个备忘录上签字了。来人啊。
一个侍者走进来，为四人端来了四杯香槟，在一旁等着。
高宗武和梅思平相互看看，然后掏出钢笔，在面前的文件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两个日本人看着他们签字后，也在自己面前的文本上签了字。
一架飞机停在了重庆机场的停机坪上，飞机的周围有士兵警卫。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飞机旁，前后还各有一辆负责护卫的吉普车。
刚刚参加完在桂林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的蒋介石从飞机舱门出来，转身牵住时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的手，一起慢慢走下舷梯。在舷梯下面等候着的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连忙迎上前去。见面后，大家并没有说话。蒋介石对陈布雷点了点头，就和宋美龄直接上了轿车，陈布雷等他们上车以后，也上车坐在了司机旁边。
车队开动了。
轿车行驶了一段距离之后，蒋介石才把自己的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慢条斯理地开了口，语气有些疲倦：彦及，美国方面有什么回音吗？
陈布雷转回头来看着蒋介石：没有。我问过外交部了，他们那边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不过，据王宠惠部长说，罗斯福总统可以对国会施加一些压力，但却不能主宰对《中立法》的修改，对法律的修改毕竟是参众两院的事情。
蒋介石感叹道：是啊，恐怕给罗斯福再写几封信也不能解决问题。要让自私的美国人关心远东的局势，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宋美龄在一旁安慰地插话：达令，这种情况会改变的。
蒋介石拍了拍宋美龄的手：是会改变，但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没有触及美国人自己的利益，他们是不会动心的。时间，时间对我们是太重要了。
陈布雷：委座，南岳军事会议的最终结论是什么呢？
蒋介石：可以说有了最终结论，也可以说没有。不过我的最终想法，是以空间换时间。不惜再丢掉一些城市，再丢掉一些土地，以拖待变。日本人急于结束在中国的战事，我们必须抵抗，拖住他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陈布雷：这是唯一的选择了？
蒋介石：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你是看过的，他也认识到抗战是长期的。你们都该认真看看啊。对了，彦及，你先回来两天，见过汪兆明吗？
陈布雷：没有。不过，听说汪副总裁最近的行踪有点儿神秘。
蒋介石关注地：哦？什么意思？
陈布雷：有传言说，“低调俱乐部”的高宗武和梅思平最近刚刚去过上海。
蒋介石警觉了，声音中的倦意顿时一扫而空：这是确实的吗？
陈布雷：只是听说，我会尽快去落实一下。
蒋介石骂道：高宗武这个混蛋，悄悄地跑到日本去见什么坂垣征四郎和影佐祯昭，现在又和梅思平去上海，看来真是在背着我搞什么阴谋！
陈布雷：会不会，他们已经暗中在和日本人谈判了？
蒋介石不说话了，又把目光移向了车窗外。公路下面，长江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那些光点仿佛在故意躲闪着他的目光，显得摇移不定。
三峡附近的长江江面上，逆流行驶着大大小小的船只，烟囱里吐出扎眼的黑烟。江水奔流，船只吃力地前行。远处的山峦被云雾遮挡着，峥嵘隐约可见。郑先博乘坐的船和何雪竹乘坐的船也来到了长江进入三峡前最后的这一段宽阔江面。他们的船相距不远，郑先博的船落后一些。
郑先博站在甲板上，有些茫然地看着面前的江水。前面轮船的黑烟拖在江面上，翻滚着向后退去。一个同事走过来，在他身边点上一支香烟。郑先博看了看他，没说话。
同事：先博兄，嫂夫人就在那条船上？
郑先博点点头。
同事有些没话找话地：离开宜昌之前，我听说日本的近卫内阁又发表了一个声明，好像口气有些改变，说只要国民政府放弃以前的政策，就可以同我们谈判。
郑先博这才又看了看同事：近卫内阁今年一月发表的声明还说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现在又说可以谈判了？日本人真是变幻莫测。不过他们的这些动作，最终可能还是和我们国内的动向有关。
同事：你是说我们的政府……蒋委员长也许已经改变了主意？
郑先博忧虑地：很难说。去年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之间协调谈判的时候，委员长的态度就有些模棱两可。现在的局面比那会儿更被动……你看看眼前的大撤退，就不难想象日本人为什么会发表这样的声明了。当然，日本人这样做，也可能有其他的意图。
这时，从下游的上空传来遥远而低沉的飞机轰鸣声。两人都努力地靠到船舷边，向下游张望，阴霾密布的天空上却什么也没有。
然而飞机的轰鸣声却似乎越来越大。
何雪竹这时站在自己所在船上的前甲板上，也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但从这里，她无法看到轮船后面的天空。在几乎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何雪竹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她挤开已经骚动不安的人堆，朝后甲板艰难地走去。
船舱里，郑旭明和那个大腿受伤的士兵仿佛没有受到飞机轰鸣的影响，正在闲聊。士兵现在站立着，那个商人坐在了位子上，虽然有些惊慌，但又无可奈何，不经意地听着他们说话。
张旭明：伤养好了以后，打算怎么办？
士兵咧嘴笑了：怎么办？好好吃几顿饭，然后再回去打仗！总不能让鬼子一步一步地打到重庆，打到家门口。
张旭明也笑了笑：像个军人。
士兵：那你呢？
张旭明：和你一样。
士兵：他们该给你升官了吧？
张旭明：屁！再说，打鬼子是为了这个？
飞机的轰鸣声已经把舷窗上的玻璃震得丁当作响了。那个士兵把身体挤到舱外看了看，看到了列成轰炸队形的飞机的黑影子。他回头对舱里的人大声喊道：妈的，好像是鬼子的飞机！
话音刚落，低飞的日军战斗机就开始了对轮船的扫射，船舷外的江面被子弹击起一串水柱。第一轮扫射在船上引起了巨大的恐慌，人们相互拥挤却无处可逃。郑先博所在的船上也发生着同样的混乱，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甲板，有的干脆就趴在甲板上。郑先博焦急万分，往船头的甲板挤过去。好不容易挤到了船首，郑先博看见不远处的另一条船上，何雪竹手里高高举着医药箱，正努力从前甲板往后面挤。郑先博使劲儿地喊她，但是在飞机的轰鸣声和扫射声中，她根本无法听见。
第二轮攻击接踵而来，随着日军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几颗子弹穿透了船舱的顶部，将那个受伤的士兵击倒在地。他痛苦地大声喊叫起来。
何雪竹终于挤到了张旭明所在的船舱，她刚探头进来，张旭明便焦急地朝她喊道：大夫，快！
何雪竹进来，蹲下身，查看了一下正在喊叫的士兵：别急，我在这儿！你能看见我吗？看着我的眼睛！
士兵撕心裂肺地喊着：不，我不想死，我还……没回家！
何雪竹看见了他右胸上的一个弹孔，似乎还有些冒烟，急忙从医药箱里拿出一把剪刀，敏捷地剪开士兵身上的衣服，一股鲜血喷出来，溅到了何雪竹脸上。她不管不顾地用力撕开士兵的衣服：动脉破了！
士兵的手乱抓着，张旭明侧过身子，抓住了他的手：兄弟，挺住啊！
何雪竹拿出一团棉纱，大喊：压住！谁来帮我压住？！
那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连忙过来，用双手压住了已经浸透鲜血的棉纱。士兵已经散神的眼光落在了中年男人身上，居然微微地笑了一下：我……我，我还没回家呢。
中年男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是紧紧地压着棉纱。
何雪竹终于找到针线，她对中年男人说：你慢慢放开，我找到动脉后，交给你，你把它掐住，好吗？
中年男人点点头。
何雪竹：好，慢慢来，放开。
中年男人放开自己的手，士兵胸腔里的鲜血再一次喷涌出来，何雪竹费力地在血泊中寻找动脉：找到了！来，掐住！中年男人虽然有些胆怯，但还是过来使劲掐住了隐藏在血泊之中的动脉。然而士兵的眼睛已经呆滞，没有了任何表情，死死抓着张旭明的手也放松了。
张旭明：大夫！
何雪竹：掐紧了！
张旭明大喊：大夫！他……已经完了！
何雪竹似乎这会儿才反应过来，她看了看士兵的瞳孔，再摸了摸他的脖子，沮丧地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中年男人也慢慢松开了士兵，有些恐惧地看着自己满是鲜血的双手。何雪竹无奈地伸手把士兵的眼睛合上了。
这时，夏新立焦急地跑到了船舱门口：大夫！大夫在这儿吗？
何雪竹提起医药箱，站起身来：我在这儿。
夏新立：快！这边儿有一个受伤了。
何雪竹回头看了看已经断气的士兵，跟着夏新立挤出了船舱门。张旭明这才慢慢地松开那个士兵的手，把它轻轻地放在了士兵胸前。
那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人一脸的肃穆。
护航的日军战斗机扫射过后，轰炸机开始投入战斗。因为没有任何空中抵抗，日军的轰炸机飞得很低，几乎是贴着江面俯冲投弹。炸弹的爆炸在水面上激起了巨大的水柱。相继有几艘轮船中弹，江面弥漫起了滚滚黑烟。
郑先博始终固执地站在船头，看着另一条船上的情形。一片混乱之中，他终于又看见了何雪竹，她和夏新立抬着一具尸体正在走向船尾的甲板。
郑先博徒劳地大声喊着：雪竹，何雪竹！快离开甲板！
何雪竹似乎听见了郑先博的喊声，朝郑先博的方向看了看。她看见郑先博正发狂地挥着手，叫喊着，但无法听清。何雪竹没有停下，继续和夏新立抬着尸体挤到了后甲板。后甲板靠近船舷的一小块空处已经堆放了几具尸体，他们把那个士兵的尸体放在旁边。何雪竹直起腰来，抬头，却惊愕地看见一架日军轰炸机正对着自己这只船俯冲过来。
另一条船上的郑先博也看见了日军轰炸机的俯冲，他几乎是绝望地再次大喊：快离开甲板！
炸弹带着呼啸落下来，在离船尾很近的水中爆炸。何雪竹和夏新立被气浪掀起，掉进了长江。郑先博在这边看见何雪竹落入江中，便不顾一切地想越过船舷跳下去救人。那个外交部的同事在后面死死拉住了他。
何雪竹在水里挣扎着，夏新立在她不远的地方抓到一块木板，拼命地游过来。而他们乘坐的轮船已经渐渐离他们而去。夏新立几乎要够着何雪竹了，情急之中他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取下来，抓住照相机的皮带，将照相机扔向何雪竹：抓住！抓住相机！
何雪竹被水流带着，想抓住夏新立扔过来的照相机，却没有成功。这时，又一颗炸弹在他们附近爆炸，水浪翻滚。夏新立躲过一个浪头之后，再抬起头，却已经看不见何雪竹的身影了。
另一只船上，郑先博看见了刚才的一幕。现在他已经不再喊叫了，只是发呆地站着，眼睛里充满绝望。
重庆。淡淡的暮霭在蒋介石官邸后面的小树林中悄悄地蔓延。吃过了晚饭后的蒋介石和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一起散步，他们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
蒋介石：这么说，你对目前的时局是一种悲观的态度？
汪精卫：武汉沦陷以后，我们虽然退到了重庆，暂时保全了政府的运作，但形势仍然对我们非常不利，这一点，你是应该清楚的。
蒋介石并不赞同汪精卫的说法：依仗着长江三峡，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偏安一方了。
汪精卫：但是这种局面又能支撑多久？我听说在南岳军事会议上，你提出了要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方针。可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已经占领了那么大片的土地，我们还有多少空间可以放弃？
蒋介石有些冒火了：兆铭，那以你之见，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汪精卫犹豫了一下，然后有些含沙射影地说道：自中山先生创立民国以来，我党就一直肩负着国家和民族危亡的责任。我以为，我党在目前的情况下，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
蒋介石看了汪精卫一眼：哦，怎么个承担法？
汪精卫：我们应该向人民表示，为了民族的生存，我党不会逃避自己的错误。
猜到了汪精卫的潜台词之后，蒋介石不吭声了。
汪精卫：我们两人应该一起辞职，以谢天下。
蒋介石一点儿也不显得吃惊：我们两人辞职了，我党就能够承担历史的责任啦？这不是承担责任，而是推卸政治责任！
汪精卫：如果我们主动下台让贤，也许还能找到一条挽救国家的生路！
蒋介石：在这个国家危难的关键时刻，你和我能通过辞职来挽救国家？真是无稽之谈！
汪精卫：我知道，你不愿意放弃权力。
蒋介石：这不是权力不权力的问题！
汪精卫：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东到华中，我们节节败退，难道我党没有责任？难道现在不是考虑另外一种救国之道的时候？
蒋介石：你是指什么？
汪精卫顿一下，才说：和日本人交涉……蒋介石用眼神打断了汪精卫。但他自己也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也不看汪精卫，而是不耐烦地挥挥手：好啦好啦，不谈了。我不会辞职，我也不希望你辞职！
说完，蒋介石转身就走，把汪精卫扔在了一边。
日本东京，日本军政首脑参加的御前会议在皇宫的一间宽大房间里举行。房间里摆放着两张长桌，桌子的尽头是一张相对短一些的桌子，桌子上统一遮盖着格子花的桌布。长桌后面，分别坐着日本的政府和军事首脑。他们是内阁总理大臣近卫文麿，海军大臣米内光政，大本营总参谋长、裕仁天皇的弟弟载仁亲王和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有余。但是，战局的发展却与天皇和日军首脑的预期相矛盾。按照日本人原来的计划，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应该在几个月内就解决所谓的“支那事变”。然而事与愿违，中国军队虽然屡战屡败，却没有轻易地放弃抵抗。更令日本人感到恼火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在抗日救国的纲领下，大度摒弃前嫌，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在全国范围内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随着战争的进行，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占领区，日本军队都无法取得绝对优势，而且还有越陷越深的迹象。所以，当陆军大臣坂垣征四郎汇报了战况之后，裕仁的脸色已经相当难看。
天皇用冷冷的目光扫视了自己面前的大臣们，然后缓慢地说道：我已经听你们说了很多，但是我并不满意。对支那的作战已经进行了那么长的时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直到今天，支那人仍然在组织积极的抵抗。难道你们对此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负责军事战略的几个大臣都没说话。近卫文麿看看自己四周，说：为了尽快解决支那事变，内阁方面和汪精卫的代表进行了接触，希望能尽快地达成和平协定。原则上，他们已经同意了我们的条件。现在只等汪精卫脱离中国政府的控制。
裕仁并不感兴趣地：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希望知道的，是作战方面有什么新的战略方针没有？
米内光政连忙说：根据海军部和陆军部的研究，我们认为有必要对敌人的后方，也就是支那中央政府所在的重庆进行打击。运用战略性的轰炸，破坏或者摧毁敌人的政府中枢，让敌人陷入恐慌和失控。重庆现在已经是支那事实上的首都，如果我们的战略轰炸获得成功，蒋介石政权或者崩溃，或者迫不得已和我们谈判，两种结果，都对我们有利。
裕仁：那么，在战略轰炸方面，是可能的吗？
载仁把一份报告书放到了裕仁面前：完全可能。如果我们集中陆军和海军的航空力量，以武汉为基地，就能够对敌人的心脏实施致命打击！
裕仁迅速地浏览了一下手里的文件：战略轰炸的目标并不限于军事目标，是这样吧？
坂垣征四郎：如果把政治和经济中心作为目标进行轰炸，就可以说它们是军事目标，因为它们直接和军事行为有关。
裕仁：嗯，我认为有些细节还需要认真研究。但是这种战略轰炸的想法是可以实施的。这个方案，就先这样定下来吧。我希望这一次，能够如你们所说，尽快地解决问题。
说完，裕仁也没有宣布散会，冷冰冰地站了起来，文武官员们也一起站起了身，看着他们的天皇离开。
武汉沦陷之后，日本侵华陆军第一飞行团司令部也随即在武汉建立了指挥中心，为可能对重庆进行的战略轰炸做准备。这天下午，司令部的一间大会议室里，日本陆军第一飞行团团长寺仓正三少将奉命向自己的部下正式宣布了天皇刚刚敕令下达的“第241号大陆令”。正是这个日本天皇亲自下达的命令，揭开了重庆大轰炸血腥历史的一页，也揭开了世界现代空战史上无区别轰炸的残暴的一页。
寺仓正三面前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些飞行地图之类的东西，他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中国地图，上面的重庆已经被用很粗的红笔画了一个大圈。一群日军军官坐在桌子两边，听着站在中国地图前的寺仓正三训话。
寺仓正三提高了声调：天皇的敕令已经明确，我们即将展开对重庆的战略轰炸，这将开创帝国作战史的新篇章！海军和陆军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战略作战中协同，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和海军方面精诚合作，为尽快结束支那事变努力！
众军官全部站了起来，情绪高涨地喊：是！
寺仓正三：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我们将投入优势兵力，展开激烈的航空攻击。第241号大陆令要求，要特别注意袭击和消灭敌人的最高统帅和最高政治机关。针对敌军，可以使用特种弹。但是要注意避开第三国人的居住区域。普通弹和毒气弹混合使用，严守秘密，不得暴露！
众军官再次喊道：是！
寺仓正三环视了一圈，然后自信地笑了笑：从现在到雾季结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大家可以精心准备。不过，可以立即实施试探性的轰炸，为今后的作战提供依据。
然后，寺仓正三转头再次看了看自己身后的中国地图。那个被红笔圈上的地域，在他的眼中仿佛已经成了一片火海。
雾气弥漫。重庆朝天门码头外的江边，停泊着几艘刚刚到达重庆的轮船。许多撤退和逃难的人从船上下来，拖家带口、满脸疲惫地走上高高的石阶。在闹哄哄的人群中，刚刚到达重庆的郑先博和前来迎接自己的女儿郑娟、女婿江庆东见了面。
郑娟在重庆市政府工作，是一名新闻官员，她的丈夫江庆东是重庆防空司令部的一个副参谋长。两口子先前也在南京工作，1938年秋天到的重庆。郑娟基本上继承了郑先博的遗传基因，端庄，清秀，性格稳重，但也不乏一丝何雪竹式的干练。丈夫江庆东虽是军职，外表上却更多的是读书人的秀气和羸弱。当然，他对防空系统的专业知识，加上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还是使他得到了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的职位。
没有见到预期一起到达的母亲，吃惊不小的郑娟忙追问郑先博。郑先博竭力克制着内心的痛苦和担忧，把何雪竹在轰炸中落水的经过向他们简约地讲了一下。
听完父亲的叙述，郑娟的眼睛里有隐约的泪光闪动。仿佛是安慰父亲也是安慰自己，她轻轻地说：爸爸……妈妈一定会被其他船上的人救起来的。
郑先博叹了口气：我也希望是这样。
江庆东劝慰地：爸，我们还是先送你回去吧。
郑先博默默地点点头。江庆东连忙把郑先博的行李拎起来，三人一起朝陡峭的码头石梯上面走去。刚走两步，一个中年男人走过来拦住了他们：请问是外交部的郑先博先生？
郑先博：是我。
中年男人：请跟我来好吗？
虽然吃惊，郑先博脸上却没什么表情：发生什么事了？
中年男人：没什么，有人要见你。你们二位是郑先生的家人吧？请你们把郑先生的行李送回家。等事情办完后，很快就送郑先生回去。
郑娟和江庆东都莫名其妙地看着郑先博，郑先博镇定地对他们微微笑了一下，示意他们先走，然后便跟着那个中年男人走上了阶梯。他们一起穿过喧闹的人群，来到一条并不算宽的街道，一辆黑色轿车停在街边。那人打开后座的车门，让郑先博进去。郑先博刚一伸头，发现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坐在里面。
郑先博：高司长？
高宗武：先博，快上车吧，上来我们再谈。
郑先博狐疑地钻进汽车，那个男人也坐到了驾驶座，发动了汽车。汽车响着喇叭，从挤满行人的街道上慢慢通过。
郑先博：高司长，我在万县的时候，听说你在香港治病……高宗武：我也是刚刚到重庆。
郑先博：你怎么知道我……高宗武笑着摆摆手：因为有事要找你，所以就到码头来了。一路上都还好吧？
郑先博苦笑：高司长，到底是什么事情？
高宗武：最近我们要和法国人在越南搞一次秘密的会谈，关于滇越铁路。你知道，这是整个中国抗战的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郑先博：要我参加吗？
高宗武：不，但是需要你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我听说你有个亲戚在河内，我们需要一栋条件好一点、同时又比较隐蔽的房子。
郑先博：我的叔父在河内。
高宗武：可以联系上吗？
郑先博：一直有联系，我可以写一封信给他。如果很急的话，也可以先拍个电报。
高宗武：是很紧急。我看这样，你立即拍一个电报给你的叔父，同时再写一封信交给我，由我来办。剩下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郑先博点点头，没再说话。
高宗武仿佛在揣度着郑先博的心思：先博，你是外交部的老人了。这件事情很敏感，所以不要事先张扬出去。在没有达成任何正式的协议之前，一定要保密。
郑先博：我知道了。
郑先博安顿好自己在重庆的住处，便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报到。郑先博办完手续，便决定去见外交部长王宠惠，因为高宗武那天跟他讲的事情，让他觉得有些蹊跷。
在王宠惠担任部长之前，郑先博就已经在外交部任职了。王宠惠上任后，很快便发现郑先博是一个有智慧的外交人才，所以对他器重有加，两人的关系也比较亲密。不过，王宠惠并没有给郑先博安排一个具体的有权力的职位。他很清楚，郑先博这样的人才，最好是处在一个“不管部”的位子上，随时可以调用，又随时可以打发。
迁都重庆后，外交部设在一座公园的灰色楼房内，楼房不大，也显得很朴素。一走进二楼的走廊，郑先博便碰上了几个先期来到重庆的同事，几个人都很热情地和他招呼，大家免不了寒暄一番。过了几个门，走廊最尽头的就是王宠惠的办公室。郑先博敲了门。
过来开门的是王宠惠的秘书：郑先生，王部长正等你呢。
郑先博在秘书的带领下穿过一个小房间，来到王宠惠的办公室。王宠惠正坐在办公桌前签署文件，抬头看见郑先博进来，就几笔签完了文件，交给秘书，然后走到郑先博跟前和他握了握手：我听说你太太在宜昌撤退的时候出了意外？
郑先博点点头，和王宠惠一起坐在了沙发上。
王宠惠关心地：有消息吗？
郑先博：没有，恐怕凶多吉少了。
王宠惠：不要往坏处想，你能找到太太的。如果需要我帮忙，就直接和我说。
郑先博：谢谢部长……不过，我来见你，并不是为了这件事。
王宠惠：说吧。
郑先博：高宗武司长找过我，说是要在河内跟法国人秘密谈判，关于滇越铁路，要我把我叔父的房子提供给他。
王宠惠疑惑地：是吗？高宗武从香港回来了？
这下郑先博真的是有些吃惊了：你不知道此事？
王宠惠思忖着，没有回答。
郑先博：那……你得到过法国方面的什么消息吗？
王宠惠摇摇头：没有。这个高宗武！一贯如此。难怪委员长要骂他是个混蛋。但愿他不是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
郑先博试探地：高司长会不会……王宠惠：和日本人谈？我最近是听到一些风声。但如果是和日本人接触，没有必要去河内，在香港就可以进行……王宠惠不说话了。
郑先博见王宠惠这样，就说：那，我就告辞了？
王宠惠：好吧。你太太的事情不要着急，总会有消息的。你赶快把家里安顿好，然后就来上班吧。
第二天下午，郑先博收到了叔父从河内来的电报，告知房子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下班后，郑先博便来到了高宗武在重庆的临时住所。高宗武把郑先博迎进客厅，一脸的严肃，居然没有客气地让座。客厅里很混乱，的确是一副临时居住的样子，甚至有一种立即要离开的气氛。
郑先博把自己带来的电文纸递给了高宗武，高宗武看了看，很满意地说：你叔父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嘛。这么快就安排好了。我得先感谢你，然后再感谢你的叔父。
郑先博：我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高宗武哼哼哈哈：说得好，说得好啊。
环视了一下客厅之后，郑先博便告辞。高宗武也不挽留。在离开房间前，郑先博终于又停下来，有些欲言又止地说道：高司长……高宗武：还有什么？
郑先博：我问过王部长了，但是他不知道河内谈判这件事情。
看着郑先博疑惑的眼睛，高宗武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啊，你好像有些担心？这样吧，既然你也帮了忙，我就给你透透风。这件事是汪副总裁亲自在运作，为了保密起见，只告知了相关的人。
郑先博还是有些犹豫：是这样？
高宗武：先博啊，我建议你不要再去打听什么了。这件事情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等到结果出来，大家不也就都清楚了嘛。至于你叔父那里，政府当然不会无偿地使用他的房子。对了，你没有告诉你叔父我们此行的目的吧？
郑先博：当然不会。
高宗武：那就好。
几天以后。
已经接近中午，重庆机场上空还有一些薄雾在飘荡，使机场远处迷蒙一片。一架准备起飞的军用飞机停在跑道上，螺旋桨已经转动。飞机里，汪精卫和妻子陈璧君、秘书曾仲鸣等人已经坐在座位上。汪精卫的表情有些焦虑，但沉默不语。
陈璧君倒显得有些急躁：都等了半天了，怎么还不起飞？
曾仲鸣：不知道啊，该不会有什么差错吧。说完，他不经意地朝舷窗外看看，却发现有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飞机旁边。他更加紧张，回过头来看着汪精卫。
汪精卫：怎么回事？
曾仲鸣还没来得及回答，飞机的舱门又打开了，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和一个副官，再加上两名卫兵走进了机舱。机舱里坐着的这些人顿时愣住了，汪精卫更是神情紧张。
周至柔一进来就看见了汪精卫，也显得有点儿惊讶：汪副总裁？
汪精卫努力让自己显得平静：啊，是周主任。你也坐这架飞机？
周至柔找了个位子坐下：是啊。汪副总裁这是……陈璧君连忙说：副总裁是去成都演讲。
周至柔疑惑地：可这飞机是去昆明。
汪精卫犹豫了一下，然后说：哦，我们先到昆明，龙云邀请我去那里巡视一下，然后再去成都。
郑先博的住处是一栋常见的重庆小楼，青砖乌瓦，上下两层。房子前有一个小平台，平台下的石梯把房子和外面不宽的街道连接起来。黄昏时分，雾气再次偷偷地浓重了，把周围的房子和远处的长江都掩盖在昏黄的纱幔后面。
郑先博正蹲在小平台上，弓着腰在一只炉子上忙着。他想给自己煮点面条吃，可炉子里的木炭却怎么也燃不起来，仿佛是受到了潮湿雾气的影响，只是冒出一阵浓烈的白烟。郑先博用报纸当扇子使劲扇着，却毫不见效。他试图把炉子上的锅端起来，不料锅把已经很烫，他赶紧松手，锅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锅里的水泼了一地。郑先博恼火地站直身子，一脚把炉子带锅一起踢下了平台。
儿子郑明手里拎着一包东西刚好出现在平台下：爸爸，干什么呢？
看见儿子，郑先博立即很好地掩饰了自己刚才的失态：啊，你怎么来了？
郑明看了看翻倒在平台下的炉子和那口锅：这是怎么啦？
郑先博轻描淡写地笑了笑：你妈妈不在，我连吃饭都成问题了。本来我打算煮点儿面条吃……郑明扬了扬手里的纸包：我早就料到是这样。我买了些卤牛肉，还有两个锅盔，二两江津白酒，这可都是四川的特产。
郑明是郑先博和何雪竹三个孩子中的老二，老三也是女儿，叫郑琪。郑明和郑琪都比大姐郑娟长得漂亮，因为他们都更像何雪竹。不过在性格上，郑明却和郑娟一样，更像父亲。三个孩子中，郑先博最喜爱的也是郑明，这倒不是因为郑明是儿子，而是因为郑明的智慧，是因为他超乎一般年轻人的冷静和自控。郑先博原来以为，儿子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没想到这个满腔爱国热情的高中毕业生，却鬼使神差地在一个同学的唆使下考进了戴笠办的特务学校。郑先博虽然无奈，也只好认了。郑明毕业后，顺理成章地被分配进了情报机关，和郑娟差不多同时来到重庆。
两人一起走进了房子。室内的一切都显示出这里缺乏一个女主人。郑明把食品从纸袋里拿出来，郑先博去厨房转悠了一下，拿了两个瓷碗出来。
郑先博：这碗就当酒杯了郑明不在乎地把酒倒进了瓷碗里，同时问道：我妈还没有消息？
郑先博苦笑：没有。这两天我突然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郑明一边摊开那包卤牛肉，一边劝慰道：爸，我妈肯定没事儿。我坚信这一点。那天和大姐还有小妹一块儿说起来……郑先博打断了他：我不是说这件事情。
郑明吃惊地：那你说的是什么？
郑先博欲言又止，却终于没有说出来。
郑明：是外交部里的事？
郑先博敷衍地笑笑：算了，我没事。来，喝酒。
郑明看着父亲，和他碰了碰碗，也没有再追问。在情报机关里干的时间久了，他已经养成了一个潜意识习惯：不随便追问别人什么。毕竟，在那样的工作环境里，知道的事情越少，自己就越安全，尽管郑明不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
吞下一口热辣的白酒，郑先博的喉咙感觉像着火一样。他对儿子夸张地笑笑：这是酒吗？恐怕是酒精吧？四川人都喝这东西？
郑明：这可是真正的江津白酒。
郑先博呼了口气，最终决定还是不告诉郑明自己的担心。他清楚，即便自己说了出来，儿子也帮不上什么忙。其实，他现在自己都无法帮上自己的忙了。
重庆陕西街的一家餐馆里，《新华日报》正在为欢迎最后一批从武汉撤退到重庆的员工举行招待会。偌大的餐厅里挤满了来宾。
在餐厅的中央，周恩来举着酒杯正在讲话：……我们非常高兴地欢迎《新华日报》的同志们到达重庆。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这里和我们团聚了。当然，我也要借此机会，代表中共中央和我们所有的同志们，对在“新升隆号”事件中牺牲的二十四位《新华日报》的同志们表示最诚挚的哀悼！请大家举杯！为了他们，为了《新华日报》，为了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干杯！
参加招待会的人们都举起了酒杯，相互干杯，然后热烈鼓掌。
夏新立和妻子余南平，一个模样朴实却不乏精明的中年妇女一起，来到顾宏源和罗伯特·马修斯这边。顾宏源看见他们过来，立即热情地迎了上去：老同学，没想到在重庆见面了！
夏新立也热情地和他握手：顾宏源！你这家伙，好多年没音讯了！哦，这是我妻子，余南平，这是顾宏源，菲律宾华侨，我们曾经是同济大学的同学。宏源，还在干记者？
顾宏源点点头：不过，我是在给别人当助手。这就是我的老板，罗伯特·马修斯，《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
比顾宏源年轻许多的罗伯特也和夏新立以及余南平握手，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国语：你们好，见到你们很高兴。你们是老朋友？
夏新立：对，老朋友。
罗伯特：那么，夏先生，你太太也是记者？
余南平笑笑：不是，我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这时，站在另一边的江庆东和郑娟也走过来，大家都打了招呼。夏新立，顾宏源，郑娟，再加上罗伯特都是熟人，随便聊了几句，便说起白天发生的一次轰炸来。轰炸的时间很短，再加上重庆的雾季还没结束，所以日军飞机投下几枚炸弹后就返航了。
顾宏源问郑娟：亲爱的政府发言人，今天敌机的轰炸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吧？
郑娟笑了笑：相信是因为大雾的原因，日军的炸弹大都投到了江里，没有造成什么伤亡和损失。
顾宏源：为什么中国军队的飞机没有起飞迎敌？
江庆东插了进来：没有必要。本来我们空军就处于劣势。
顾宏源：处于劣势是真的，但过于轻易地放弃制空权，放弃对日军飞机的起码抵抗，哪怕是骚扰，这会让日本人更加猖狂。
夏新立见他们要争起来，连忙说：宏源，你这家伙，这么多年过去了，怎么还喜欢抬杠？
顾宏源笑着：我不是抬杠，这叫辩论。
不是搞新闻的余南平觉得没趣，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几个人，到另一边和《新华日报》的人聊天去了。
江庆东：怎么叫作轻易地放弃制空权？没有能力对抗，情况就只能是这样。中国军队无论从飞机还是从物资后援，都无法和敌人对峙。难道中国士兵打得还不够英勇？我弟弟就是在武汉空战中牺牲的！
顾宏源沉默了一阵：是这样，那真是太不幸了。
夏新立：我个人认为，虽然武汉失守，但中国军队在武汉等地的作战仍然是有成效的，虽然也牺牲很大。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势头保持下去，不让日本鬼子进一步进犯宜昌，逼近重庆，那才可以实现蒋委员长以空间换时间的想法。
罗伯特也加入了：夏先生，你认为在这样一种困难的情况下，国共两党是否能够真诚合作？在我看来，只有国共两党真诚合作，才能保证中国不被日本人征服。
夏新立：从共产党这方来说，合作的意愿肯定是真诚的，但是我不知道马修斯先生注意到没有，国民党方面却不时地在制造一些摩擦。以我的看法，如果是真诚合作，这些摩擦是可以避免的。
江庆东：我不认为国民党在这个民族危亡的时候，还会有意地去制造两党之间的摩擦。
夏新立：可摩擦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罗伯特见这两人又顶了起来，便开玩笑地说：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观点来看，二位的立场也许正好代表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某些分歧。
郑娟有些嗔怪地说着江庆东：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餐厅的另一边，周恩来和陈布雷、王宠惠也见面了。陈布雷和王宠惠已经和周恩来比较熟悉，大家相互干杯喝酒之后，又寒暄了几句。
陈布雷提起了话头：周先生也参加了桂林的南岳军事会议，不知道对会议结果有何评价？
周恩来沉吟了一下，才说：南京沦陷后我们又失去了武汉，开这样一个会是很有必要的。至于说结果，我认为没有更多实质性的东西。不过，我们党的基本态度是一贯的，那就是必须要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王宠惠：周先生所言极是。
周恩来：谢谢。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中国的抗战放到一个国际的范围内去看待，在坚持抗战的同时，必须努力争取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把中国抗战变成国际反***格局中的一个部分。
陈布雷：周先生高见。这个方面，恐怕王部长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了。
大家笑了起来。然后，周恩来压低了声音对陈布雷说：陈主任，根据我们的情报，“低调俱乐部”的高宗武和梅思平在上海的确跟日本人搞了一次秘密谈判。
陈布雷多少有些故作惊讶：是吗？
周恩来：可以相信他们是代表汪副总裁去谈判的。王部长应该清楚这一点，对吧？
王宠惠：肯定不是代表外交部方面。
周恩来：他们之间也许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不知道彦及兄最近有没有见到过汪副总裁？
陈布雷：没有。不过，我听说委员长和汪副总裁最近见过面，但谈得并不好。
周恩来：应该注意一下汪副总裁的动向。
王宠惠似乎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说话了。
夜已经深了。昏黄的路灯在雾气中朦朦胧胧地把灯光投下来，照在一辆黑色的轿车上。轿车里，王宠惠独自一人坐着，看着通向郑先博家的石梯。过了一会儿，王宠惠的司机和郑先博匆匆忙忙地走下石梯，来到轿车边。王宠惠这才打开车门，从里面钻出来。
郑先博诧异地：王部长，这么晚了……出了什么事？
王宠惠没说话，等司机进了驾驶座，才拉着郑先博走到了车后面：先博，我觉得要出事了。参加完周恩来的招待会之后，陈布雷才告诉我，汪副总裁和太太、秘书都在昨天一起到了昆明。
郑先博：事先通知了委员长吗？
王宠惠：问题就在这里！他们是偷偷离开重庆的，在昆明，是龙云接待的他们。
郑先博：汪副总裁是在背着政府搞什么事情？
王宠惠：那天你说高宗武要你提供一个在河内的住所，你给他了吗？
郑先博：给了。我给我的叔父发了电报，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
王宠惠顿了一下脚，焦虑地不说话了。
郑先博的预感终于应验，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撞了一下：汪副总裁是要去河内？根本就没有和什么法国人的谈判，而是一个秘密出逃的阴谋！
王宠惠看定了郑先博，点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