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还批评左翼文学技巧的缺乏或者偏颇。“其实正是文学从商业转入政治，‘艺术’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短篇小说》.《沈从文全集》12卷.502.)说左翼作家缺乏在客观上缺乏理解和运用文字的能力，主观上是忘记了艺术。他认为左翼文学往往使用讽刺与诙谐的手法形成了非常不良的“趣味主义”，使文学陷入了泥潭。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论争和对于郭沫若、鲁迅等左翼作家的批评上。
沈从文发起了关于“差不多”问题的论争，就是在批评左翼文学“记着时代，忘了艺术”，只追求题材的趋时性而不去琢磨作品的艺术性。他称这种作品为“新式八股”。认为写出这种作品的作者，是“扮凶恶的屠户，演诙谐的丑角”，他们没有思想，只是在进行脊髓反应的人。沈从文所使用言辞之激烈比左翼批评家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往往只看到左翼对沈从文的极端批评，而忽略沈从文对左翼的批评同样极端。“单就小说看，取材不外农村贫困，小官僚嘲讽，青年恋爱的小悲剧。作者一种油滑而不落实的情趣，简单异常的人生观，全部明明朗朗反映在作品里。故事老是固定一套，且显出一种特色，便是一贯流注在作家观念中那一种可怕的愚昧。对人事拙于体会，对文字缺少理解。虽在那里写作，对于一个文学作品如何写来方能在读者间发生效果，竟似乎毫不注意，毫不明白。所有工作即或号称是在那里颂扬光明的理想，诅咒丑恶的现实，悲惨的事，便是不知道那个作品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丑恶的现实。作家缺少一个清明合用的脑子，又缺少一枝能够自由运用的笔，结果自然是作品一堆，意义毫无，锅中煮粥，同归糜烂罢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沈从文全集》17卷.103.)沈从文把左翼作家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切关怀看作一种时髦，他们的嘲讽手法是油滑的，认为他们简单到了愚蠢的地步，而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丑恶。没有脑子，没有运用文字的能力，所创作的作品也就毫无意义。他认为阶级性的引入就是个性的缺失，激烈地想去影响和改造现实就是一种愚蠢。对于不同主张和不同风格的作品，沈从文显然也是缺少包容性的。他只赞赏京派作家，认为他们是文坛唯一的希望。对于沈从文的这种观点，茅盾做出了合理的回应。他说沈从文“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的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认为沈从文批评的出发点就欠厚道。他认为沈从文“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对作家们的写作动机的揣测更欠厚道。左翼批评家们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并在想各种办法进行改进。沈从文的批评显得“充满了盲目的夸大。盲目，因为他不知道他所‘发见’的东西早已成为讨论的对象；夸大，因为在他看来，国内的文艺界竟是黑漆一团，只有他一双炯炯的巨眼在那里关心着”(茅盾.《关于“差不多”》.)。认为沈从文的批评不是一种合理善意望其改进的正常批评。沈从文重视文学的技巧固然重要，以此为唯一的阵地就太过褊狭了。
在对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作家的批评上，沈从文着力强调的是缺乏准确运用文字的能力，“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他对创造社作家的创作风格采取一种根本性的排斥态度，有悖于他所追求的作家创作的自由。他说郭沫若是在“玩”文学，“糟蹋文字，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种失败处，挥霍文字”，认为他作品中多是废话。“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对于郭沫若式的文字风格非常的反感。其实沈从文的一些早期都市题材的作品也有同样的问题，或者更胜。他称创造社成员的创作方法是“喊叫方法”，“创造后出，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说法有道理，但忽略了自己曾主张的时代性特点。他认为郭沫若这类作家进行革命文学的创作，那革命文学自然也会极度忽略艺术手段，“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讲的。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论郭沫若》.《沈从文全集》16卷.155-157.)郭沫若的小说有其自身的特色，纵然有缺点，那缺点本身也是有意义的。沈从文则认为以郭沫若的水平只能写出生活的“浮面”，“表现自己的生活，或写一片人生，饿了饭暂时的失业，穿肮脏旧衣为人不理会，家庭不容许恋爱把她关锁在一个房子里，死了一个儿子，杀了几个头，写出这些事物的外表，用一些诱人的热情夸张句子，这便是悲剧。郭沫若是写这浮面生活的高手，也就因为写到那表面，恰恰与年青的鉴赏程度相称，艺术标准在一种俯就的情形下低落了。”(《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212.)认为郭沫若们的写作会造成整个文坛的艺术标准的下降。沈从文对于郭沫若的批评不谓没有道理，但其态度确实可以商榷。
沈从文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则批评他们所运用的讽刺手法。他认为“讽刺与诙谐，使许多作品用小丑神气存在”(《高植小说集序》.《沈从文全集》16卷.317.)。沈从文唯一推重的是京派文学和京派作家。认为只有京派文学才是文学的正宗，离开了这条道路的文学都将走上邪路，陷入泥潭。“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惭为人忘掉了。”(《窄而霉斋闲话》.《沈从文全集》17卷.38.)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集中批评了这种手法及其所造成的影响。沈从文追索了新文学出现以来讽刺与诙谐趣味的源流。“胡适之为《儒林外史》重新估价，鲁迅、周作人、西滢等杂感，西林的戏，张资平的小说，以及另外一些人莫泊桑、契诃夫作品的翻译，这些人的成绩，都使我们十分感谢，却又使我们在感谢中有所抗议。这些作品毫无可疑处，是对于此后一般作品方面有极大的暗示。由于《新青年》陈独秀等那类杂感，读者们学会了对制度用辱骂和讽刺作反抗的行为，由于《创造》成仿吾那种批评，读者们学会了轻视趣味不同的文学的习惯，由于《语丝》派所保持的态度而写成的杂感和小品散文，养成了一种趣味，是尖巧深刻的不良趣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照例可以避去强调的冲突，而能得到自得其乐的满足。用这态度有所写作，可以使人发笑，使人承认，使人同意。但同时另外指示到创作方面，‘暗示’或‘影响’到创作的态度，便成为不良的结果。我们看看年轻人的作品中，每一个作者的作品，总不缺少用一种谐趣的调子、不庄重的调子写成的故事。每一个作者的作品，皆有一种近于把故事中人物嘲讽的权利，这权利的滥用，不知节制，无所顾忌，因此使作品深深受了影响，许多创作皆不成为创作，完全失去其正当的意义，这失败处是应归之于先一时作俑者的。文学由‘人生严肃’转到‘人生游戏’，于中年人情调虽合，所谓含泪微笑的作品，乃出之于不足语此的年轻作者，故结果留下一种极可非难的习气。”“虽当时大小杂感家以《奔流》(《奔流》，文艺月刊，鲁迅、郁达夫编辑。1928年6月20日在上海创刊，1929年12月20日出至第二卷第五期停刊。)为残垒，有所保护，然而‘白相的文学态度’随即也就因大势所趋而消灭了。”从莫泊桑契诃夫翻译作品的影响，到《新青年》、《创造》、《语丝》及左翼刊物《奔流》，从胡适、陈独秀到鲁迅，从来源、阵地到主要人员都进行了梳理和批评。他认为这些刊物或人员的作品的讽刺性是造成了整个文坛讽刺风气的主因。他认为这种不好的影响已经渗入各种风格的作品中去了，“十年来中国的文学，在创作一方面，由于诙谐趣味的培养，所受的不良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把讽刺的气息注入各样作品内，这是文学革命稍后一点普遍的现象。”沈从文主张“贴近”现实，但拒绝影响现实和改造现实。他不同意文学直接的工具作用，也就不主张文学直接向生活表态，而且是批判的态度。根本态度的区别让他对讽刺这种干预现实的艺术手法持非常否定的态度。和他一直坚持的“文学者的态度”的态度相联系，他认为这种批判的态度和他主张的踏实认真的工作态度是相违背的。所以，他一定要批评这种手法。具体到鲁迅，他说《阿Q正传》是“用一种不庄重的谐趣，用一种稍离开艺术范围不节制的刻画”写成的，“在艺术上是一个坏作品”，是“低级的谐趣”，是“小丑风度学小丑故事的笔法”。他对于鲁迅批评国民性的思想是隔膜的，不赞同的，相应的艺术手法也一样反对。他认为这种手法的使用是作家自身的态度决定的。“鲁迅的悲哀，是看清楚了一切，辱骂一切，嘲笑一切，却同时仍然为一切所困窘，陷到无从自拔的沉闷里去了的。”是鲁迅消极的人生态度决定了他的讽刺手法。他认为鲁迅是在“辱骂”，“嘲笑”，而忽略了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切内涵。他说鲁迅这类讽刺诙谐的作品只能给人以“趣味”，不能给人以“感动”，鲁迅就是以其“趣味”成功的，而这种“趣味”影响到读者和其他作家都开了非常不好的风气，有很多作家都受到其影响。“许钦文、冯文炳、王鲁彦、蹇先艾、黎锦明、胡也频。各人文字风格均有所不同，然而贯以当时的趣味，却使每个作者皆自然而然写了许多创作，同鲁迅的讽刺作品取同一路线。绅士阶级的滑稽，年青男女的浅浮，农村的愚暗，新旧时代接替的纠纷，凡属作家凝眸着手，总不外乎上述各点。”这些都是受鲁迅影响，以各自的故乡为描写对象，展开国民性批判的乡土派作家。批判的视角和对文化和现实的不满和深刻认识决定了他们的讽刺手法。“冯文炳，黎锦明，王鲁彦，许钦文等人作品，可以放在一起来谈的是各个作家的‘讽刺气分’。这气分，因各人笔致风格而有小异，却并不完全失去其一致处。这种风气的形成，应上溯及前面所述及‘诙谐趣味’的养成，始能明白其因缘。毫无可疑，各个作者在讽刺方面全是失败了的。”对于他们一致性地对讽刺手法的青睐，沈从文表示了批评和否定，认为他们的创作陷入了一种不良的风气，并且都失败了。他说许钦文“能用仿佛速写的笔，擦擦的自然而便捷的画出那些市民阶层和乡村人物的轮廓，写出那些年青人在恋爱里的纠纷，与当时看杂感而感到喜悦的读者读书的耐心与趣味极相称。黎锦明承鲁迅方法，出之以粗糙的描写，尖刻的讥讽，夸张的刻画，文字的驳杂中却有一种豪放气派”。认为这些作家讽刺手法的运用是投读者所好，助长不良风气而已。他最终论及了他所认为的讽刺幽默手法的本质，“说一句俏皮一点的话，作一个小丑的姿势，在文体方面，有意杂糅文言与口语使之混和，把作品同‘诙谐’接近，许多创作，因此一来连趣味也没有了。在把文学为有意识向社会作正面的抗议的情形里，所有的幼稚病，转到把文学为向恶势力作旁敲侧击的行为，抓他一把，捏他一下，仿佛虽聪明智慧了许多，然而创作给人也只是一点趣味，毫无其他可企望的了。”(《论中国创作小说》.《沈从文全集》16卷.)他把异常复杂的讽刺艺术归结为“俏皮话”，“小丑的姿态”，文体上是文言和口语的杂糅。把讽刺艺术批判和针砭现实的功能称作“抓他一把，捏他一下”的旁敲侧击，不能触动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连正面的抗议都不能算。他还是认为讽刺艺术偏离甚至破坏了所谓文学的严肃和健康，在对待社会和文学的根本态度上是错误的。鲁迅曾说过：“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鲁迅.《从讽刺到幽默》.《伪自由书》.《鲁迅全集》5卷.)鲁迅还曾经说过，如小品文一样的讽刺文学的意义就在于“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鲁迅.《小品文的危机》.《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4卷.)。在黑暗的时代，排斥讽刺的艺术，沈从文还是幻想着爱和美可以拯救世界，与左翼文学的方向确实不同。
沈从文对左翼文学的批评有相当的匡正作用，也显示了二者之间文学观和世界观的差异，共同展现着现代文学本身的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