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天地颂(第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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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跋(5)

我喜欢孩子,特别喜欢望着婴儿睡觉,那么纯净,那么天真,那么甜蜜;躺在他们身边,你会有一种灵魂被净化的感觉,精神境界在冥冥中升华而变得无限崇高。可是,在北京,有人深夜潜入婴儿睡眠室,杀害值班女老师,砸死睡梦中的小男孩。凶手被判处死刑,当然大快人心。可是,这种黑暗的现象反映了什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杀人放火、贪污腐败、流氓盗窃等等,成了当今社会的第一层阴暗面,一旦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依法惩处就是。然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权钱交易、利己主义等等歪风邪气,同样是当今社会的又一层阴暗面,其范围之广,危害之大,隐藏之深,比前者犹过之而无不及,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司空见惯,麻木不仁;或事不关己,马虎了事;或听天由命,无可奈何……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记者、作家,对社会的阴暗面,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不,决不!这几年,有时我几乎被混浊的空气所窒息,义愤填膺,悲啸难收。商场上,假冒、伪劣品令人深恶痛绝,“人人喊打”。官场上,某些领导干部也搞假冒、伪劣,眼看着他们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搞阴谋,耍诡计,官迷心窍,以权谋私,财迷心窍,损公肥私,败坏革命传统,损害党的事业,我真是怒不可遏,痛不欲生。幸亏,理想、信念、精神支撑着我没有倒下。我不信佛,但信善。追求“真善美”、歌颂“真善美”,是记者的使命、作家的天职。我认为,在“真善美”里,“善”在中间,是“真”和“美”的核心。不善,真有何用,美在哪里?“真”有两重意义,一是真实,二是真理;“美”也有两重意义,一是外表,二是心灵。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最高理想,自然也是“真善美”的最高境界。

在“假丑恶”横行的时候,“要为真理而斗争”,成了共产党人的信条。过去如此,现在、将来也是如此。党中央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战略决策,如“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倡导和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反对浪费等等,使我深受鼓舞,看到了希望。我相信,只要我们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真正地坚决地听从党的召唤,“真善美”必将战胜“假丑恶”,社会的光明面必将驱除阴暗面而覆盖九州。为此,我们特别要学习革命先辈为真理而斗争的精神。

一百多年来,为了寻找真理、追求真理、坚持真理,多少仁人志士不惜牺牲一切,甚至献出了生命。请听:“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

毛泽东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

真理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二声呼唤。

第三声呼唤

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战争不知摧残了并正在摧残着多少儿童的生命!世界反***战争结束以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恐怖主义日益猖獗,几乎每天都有人在爆炸声中死亡,儿童又是最大的受害者。那些至今还处心积虑想从战争中发财的老爷们,你们为什么不想想过去呢?发动战争的***刽子手最后的下场是死亡;几千万人民,主要是儿童,也在战争中死亡;几十个国家,遭到了摧残和破坏。所以,二战后,要求和平、保卫和平的呼声此起彼伏。让我们回顾一下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临终遗言吧。1939年8月,他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呼吁在希特勒之前造出原子弹。1945年4月,德国被打败了,美国的原子弹快造出来了,他又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强烈呼吁竭力预防对日本进行原子弹攻击。可是,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爱因斯坦听后“啊——”的一声用德语发出凄厉的呼叫。战后,他目睹杜鲁门总统的冷战言行,愤怒地说:“战争是赢得了,但和平还没有!”他向全世界呼吁:“由于我们科学家可以决定悲剧重演,加剧屠杀手段的恐怖局面,我们肩负着神圣的义务,必须全力制止为残酷目的而发明武器去用于残杀。当前的任务是什么?是寻求谅解,实现各国人民间、不同信仰的各民族的彻底谅解。”1955年4月18日逝世前,他在《科学家要求废止战争》的宣言上签了名,最后一次呼吁:“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的满足,那么就决不可用战争去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如果我们这样作出抉择,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幸福、知识和智慧的不断增进。难道我们由于忘不了我们的争吵,竟然要舍此而选择死亡吗?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现在你们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

从1955年到2005年,整整五十年的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是热爱和平的,是反对战争的。我们搞“两弹一星”,那是迫不得已,因为国际反华势力磨刀霍霍,妄图扼杀新生的共和国,难道能坐以待毙吗?有封锁必有反封锁,有包围必有反包围,这是天经地义,这是普通常识。即使“两弹一星”搞成功了,中国也从来没有威胁任何人,总是一再庄严声明和承诺:对核武器坚持不首先使用,不扩散,不在外国部署,不以核武器相威胁。而且,中国早就为和平利用核能而努力,已经建设了四个核电站,十一个核电机组,共八百七十万千瓦的核电总装机容量;十五年内还要建立三十个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妄图“遏制”和“扼杀”新中国的狂人,已经和必将在铁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和平万岁!——这就是增补本出版时我要从内心深处发出的第三声呼唤。

第四声呼唤

儿童是春天的花朵。老人呢,是秋天的落叶?在某些数典忘祖的“败家子”和投机钻营的“势利眼”看来,老人的确成了秋天的落叶,恨不得一把火烧了。这些年,在“尊老爱幼”之风日益强劲的同时,人们也常常遇到忽视、轻视、歧视、鄙视老人的现象,特别是某些在位的“公仆”,对离退休老人表面上点头哈腰,实际上两面三刀,且不论他们背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就连做人的起码的文明礼貌和传统道德都丧失殆尽。这种人,自认为“官运亨通”,可以“长生不老”,真是可怜而又可恨,可悲而又可笑!

10月10日,正值“九九”重阳节,我为电视剧的拍摄去石家庄,在火车上一直想着两个人,心情难以平静。

第一个人,是我1953年在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老同学李克。他是河北安平人,比我大两岁,在河北高中时做地下工作,1945年9月入党,历任新华社驻苏联、波兰、阿尔巴尼亚记者,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1985年当选党的十三大代表、纪检组组长、中纪委委员。他热情诚恳,淳朴厚道;博览群书,刻苦勤奋;语出惊人,见解独到;宽容大度,善解人意。……他是我的好朋友、好兄长、好同志!……不幸,他1999年10月9日去世了。在《跋》(一)里,我写了在和他的家人“通电话时放声大哭了一场”。他离开人世六年了,我始终在怀念着他,有时仿佛他还活着。

忘不了,每年元旦早晨,我都“抢先”给他打电话,用俄语说:“新年好!”每次,他总是说:“哎呀,我刚要给你打电话!”在电话里哈哈大笑一阵,我们才互祝新年快乐。

忘不了,1957年6月,苏联共产党出现了最后一个“反党集团”,形势如此紧张,连坦克都出动了。党中央急需了解情况。正好那时,我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实习。李克要我“密切注意”,有情况随时给他打电话。一天上午,直接管我的副总编苏多夫斯基通知我去参加全俄通讯员会议,苏共主席团委员阿里斯托夫、波斯别洛夫在会上传达了“反党集团”的情况。我边听边用俄文记录,一散会就打电话给李克:“有重要情况!”他叫我马上去。我午饭也顾不上吃,乘地铁到了新华分社,一口气讲完,又一口气用中文写出了内参。他仔细修改定稿后,署上“中国留学生东生”,我说不行,还得加上“新华社记者李克”。他同意了,当天夜里用密码电报发回北京。1961年,我调到中南海工作时,在胡乔木文件堆里看到了这份送中央政治局的新华社内参。据说,这份内参对急于掌握情况的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及时”,而李克和我为此“连续作战”了整整十四个小时。

忘不了,1957年11月,毛主席率代表团去莫斯科,李克忙得团团转。胡乔木很想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情况,要我抽空去克里姆林宫面谈,所以,那些日子,我一有空就去,甚至中午也在谈,以致住在隔壁要午睡的陈伯达老是敲墙壁。毛主席在莫斯科大学讲话之后,李克写出了新闻稿送审,我和他坐在克里姆林宫走廊的长凳上,等待胡乔木把稿子改好再送毛主席审阅。我看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眼睛快闭上了。他太累啦!不一会,他就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我动也不敢动,直到胡乔木开门出来,把稿子交给我。李克一下从长凳上跳了起来。稿子经李克之手发出去了,毛主席的声音响彻全球:“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啊,李克,那篇稿子呢?他在世时,我不只一次问过他,他总是说:“原稿丢了,找不到了!”

啊,李克,李克,你在哪里?难道你也像那篇稿子一样“找不到了”吗?今天,我来到了你的老家河北,难道你不能像过去那样笑嘻嘻地和我无话不说、促膝谈心吗?是的,你也像那篇稿子一样“找不到了”,可是,经过你传达到全世界的毛主席的声音,不是仍然在我们的身边回响吗?不,你没有消失,没有离开我,你还活着!请看,放在我面前的,是你亲笔签名“李克98、9、9”,对我的电影剧本的意见:“写得很好,深受鼓舞!……”你不仅热情支持我创作“两弹一星”,还要我的老同学李惠生、孙维熙、戴枫、赵水福、周群英等人,以及新华社老朋友杨翊、丁永宁、钱文荣等人仔细看剧本,提意见。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天地颂》小说送给你,难道你就这样悄悄地永远地走了吗?不,你还活着,活着!听吧!四十八年前你在克里姆林宫写下并由新华社发出的毛主席的声音“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不是还像号角、像战鼓并将千秋万代地回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吗?

第二个人,是我素不相识的上海老工人原公浦。2003年12月18日,我在《文摘报》上看到一篇回忆录,题为《我是原子弹里一颗“螺丝钉”》,原载《新民晚报》,由原公浦口述,童孟侯整理。

1959年,原师傅从上海奔赴大西北核基地,正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是工厂团总支书记、上海市团代会代表。他说:“革命青年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到了最后一关,加工原子弹的核心:铀球。

原师傅回忆,进入污染区每天只能工作六小时,可是我一大早进去,到晚上才出来,有时候干了二十小时。躺在床上还睁着眼,眼前就是铀球、铀球、铀球!一直操练到我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车床上的每一个操作手柄,一听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哪个齿轮有毛病。半年闭门操练,人瘦掉十五公斤,只剩四十五公斤了,精神压力非常大。1964年4月30日是我加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核部件的日子。我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的口罩、手套,像外星人那样一步一步走上操控台,接着发生的一切,美国人约翰?刘易斯写的《中国原子弹的制造》一书里叙述得很详细:当铀球在夹具上夹好后,出了问题。原面对从未遇到过的现实,失去了沉着,显得很慌乱。他突然意识到他所承担的风险,因为他此刻要加工的是极其致命的铀球,而不是钢球。他的工作决定着数万人为此奋斗十年劳动成果的成败。他担心严重事故带来的后果,他一想到可能发生的事故,就禁不住双手颤抖,结果使铀球掉到了切屑盘中!……

原师傅回忆,在一旁的祝工程师说:“小原,这项工作对你来说不成问题。失误不是由于缺乏经验,而是机床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你一定能干好!”听了这话,我很受鼓舞,休息一下,喝了几口牛奶,我再一次走向车床,开始一刀一刀精细加工,三四层衣服全部湿透了。终于,只剩下最后三刀了,这是关键的三刀,车多了,整个铀球就要报废,二十万科研人员忙了十年的成果就要在我手里“泡汤”;车少了达不到标准。我定了定神,车一刀,停下来量一下尺寸,然后进第二刀,再停下来,就像为一位总统做心脏移植手术。车完最后一刀,我几乎瘫倒在地上。当检验员报告核部件各项数据全部达到设计标准时,大家拥了上来纷纷向我祝贺,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滚了出来。可是我还是不放心,一直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在10月16日爆炸,我才松了一口气。我虽然是个普通的车工,但我参与了一件大事,著名科学家钱三强说我:“你是一颗螺丝钉,一颗非常重要的螺丝钉。”

最后,原师傅回忆,我老婆跟我离开上海后,在核基地干了几十年,现在一个月只有五百元退休金。我们老两口子,中午就半斤切面,总是拣便宜的面买,大米也是买价格最低的,家里点的灯都是三瓦的节能灯,能省的尽量省。最近,我身体很不好,嘴唇发紫,胃不舒服,眼睛白内障,还有莫名其妙的皮下出血,心跳只有每分钟五十多下,我知道我肯定得了什么病。在核基地工作了几十年,直接接触铀235和钚239,放射性的东西使我的免疫力很差。我偷偷到医院去打听,检查一次要多少费用,医生说三千多元。我不去检查了。要是查出来是癌的话,我妻子更受不了,随它去吧!我想,我的身体还有一点研究价值的,我死后躯体就捐献给医学研究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