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新四军一来，五叔就带我去淮南津浦路东联合中学预备班，从此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在学校里，我的兴趣还是语文，十岁多就在墙报上发表了一首诗。可以说，这是我文学创作的萌芽。记得，在诗的下边，我还写了几百字的说明，生怕别人看不懂似的。语文老师刘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已去世）看了哈哈大笑，说诗要别人去体会，自己不要去说明。从写诗开始，渐渐地，我的艺术细胞不断增生：唱歌、跳舞、演戏。最难忘的是，寒冬腊月，我们穿着短裤，在广场舞台上跳《铁路工人舞》《乌克兰舞》，跳完跑到台下，冻得瑟瑟发抖。邓子恢（新四军二师政治部主任）一把将我拉住，坐在他的膝盖上，用棉大衣紧紧裹着我。好暖啊！六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还觉得热乎乎的。在淮南联中（方毅、张劲夫先后任校长）和“艺专”时，语文老师刘加林（原蔡畅秘书，“文革”中自杀）特别喜欢我，让我在苏联话剧《表》中演主角（偷表的男孩彼蒂加）。音乐老师孔健飞也非常器重我，又让我唱歌，又让我指挥。人们都说孔老师有两个“得意门生”，一个是何仿，一个是我。1942年秋，在八县青年运动会上，要我指挥一百多人的合唱团，可我长得又小又矮，等别人把我抱到凳子上，我这才拿起指挥棒。我连简谱都不会，更不用说五线谱了。而何仿（原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团长）确是一个音乐天才，六十年前他改编的民歌《好一朵茉莉花》已风靡世界。还有一位同学吕其明，也是一个音乐天才，他创作的《铁道游击队》和交响曲《红旗颂》已成了红色经典。我呢，一直爱好音乐，但只会欣赏，至今仍是“一窍不通”。就在我指挥孔老师创作的《精兵简政大合唱》之后不久，1942年底，因日本鬼子扫荡，财政困难，淮南中学停办，我们就被“精简”回家了。苦闷啊，我在人生道路上第一次面临“向何处去”？在家没有饭吃，吃了上顿，没有下顿。我白天放牛、割草，晚上和牛睡在一起。一有空，我就看书，《三国》《水浒》《岳飞传》《隋唐演义》等等，凡是能找到的，我都贪婪地一口气看完，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可是，食不果腹，饥肠辘辘，饭都没有吃的，还能读书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去当印刷工人，先是学徒，后成了师傅。1944年在《淮南日报》社，日夜加班，忘我劳动。这时，巧遇王榕（她和我姑妈一起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她时任报社通联部部长，介绍我看了许多书，尤其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我影响极大。1945年4月，由王榕介绍，我怀着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激情入了党。由于和记者、编辑、画家在一起，萌生了学新闻、当记者的强烈愿望。1946年春，一位工人画家和一个女大学生记者结婚，我觉得这事很新鲜，于是在《淮南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可以说，这是我新闻写作的萌芽。不久，内战爆发，我们“北撤”到山东，在“华东军政大学”正式参军，穿上了新四军的草绿色军装。此时，我的梦想是当范长江那样的战地记者。不料，组织上要我去“延安大学”新闻系学习，我当然喜出望外。步行三千里，走了三个月，穿过三道封锁线，好不容易到了延安，可“延大”已转移到后方。中央组织部问我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说：“那就到新华社吧！”在清凉山的窑洞里，两个多月就挨了敌机十几次轰炸。一天深夜，我们最后一批撤出延安，翻山越岭，走了几天，最后才知道要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范长江带领新华社二十多人，通过电台收听外国通讯社新闻，又向全国发布消息。我的任务是刻蜡纸，油印出版《参考消息》和《新闻简报》，每天送毛主席和中央纵队各单位阅读。凡是经新华社发出的稿件，特别是毛主席、周总理起草或修改的文章、评论、新闻原稿，都由我最后保存，直到1949年3月进北京才全部交出来，存进了中央档案馆。从文书、校对到秘书，两年多的时光使我学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可是，我毕竟没有受过正规的写作训练，一下子就出国留洋，到了莫斯科大学。开始，上课听不懂，人家笑，跟着笑，却不知笑什么。下了课，苏联同学“一帮一”地帮我们补习，白天、晚上、夜里，几乎天天在啃书本。有人病了，有人垮了。一年学下来，头昏脑涨，疲惫不堪，十几门功课考试，虽然都得了五分，但究竟有多少收获呢？死记、硬背，教条式，填鸭式的教育，迫使我寻求出路。从小就很调皮的我忽然冒出了一个“鬼点子”，并大胆地提出：不上课！把上课的时间节省下来，一是自修，二是去报社实习。这一招，果然很灵，在苏联报社当记者，又采访，又写稿，回校再按老师的要求准备考试，不仅各门功课得五分，而且俄语水平、知识水平、写作水平迅速提高，新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逐渐成了可以独立作战的记者，这真是事半功倍啊！在莫斯科大学五年，我几乎跑遍了苏联，为国内十几家报刊写稿。我不但用俄文写稿，甚至用俄文思考问题。一有空，就去看电影，使我大受其益。记得，1957年，毛主席在莫斯科时，代表团晚上看电影，正好我在克里姆林宫，要我坐在宋庆龄和邓小平旁边当翻译。《静静的顿河》有很多土语，我边看边小声翻译，有一句话是“在……里”，我译成“在手套里革命”，邓小平哼了一声，我马上觉察译错了，改口说“戴着手套革命”，他点了点头。这一刹那，我记忆犹新。我在实践中认识到，学新闻、当记者，决不能从书本到书本，一定要多看、多想、多写，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写得越多，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很惭愧，我虽然被评为“高级记者”，但至今还不是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为什么？因为“新闻”二字对我仍然陌生。从十岁多写了第一首诗开始，我的形象思维就越来越发达。在莫斯科，我写的几乎全是通讯，或者称报告文学。后来，在《中国青年报》、新华社、《人民日报》当记者，新闻也写得极少，不是我学不会，而是没有用心去学。这一点，我不如李克。文如其人，他说话言简意赅，一语中的；他写的新闻简洁，通讯也很凝练。必须承认，我是记者，但不是“新闻记者”。不写或不会写新闻，怎么能叫“新闻记者”呢？早在1954年，当我第一次发现莫斯科有山东老人时，我就感到非常新奇。新闻敏感有，但没有写新闻，而是紧紧跟踪俄国华工，深入采访，写了好几篇通讯，介绍他们参加十月革命的故事，并以此为素材创作了我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无产者》。可以说，我是从记者过渡到作家的。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也是不完全的，甚至是不够格的，因为我的作品的风格，一看就知道带一点洋味，缺乏“中国气派”。我们这一代人在苏联文学特别是苏联电影的熏陶下长大，著名的战地记者兼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波列伏伊等人是我学习的榜样。可我是中国人，我的作品必须深深扎根在中国的民族的土壤上。当然，在创作上，我有自己的追求，那就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写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一句话：我就是我。我从不去模仿别人，从“不吃别人嚼过的馍”（焦裕禄），而要走自己的路。尽管如此，我也不能不承认，作为“中国作家”，我是不完全的；正如作为“新闻记者”，我也是不完全的一样。除了客观（我的工作、经历、环境等），主观上究其原因，恐怕主要是我的古文底子太薄，妨碍了我从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如果我能像我的爷爷那样熟读四书、五经，刻苦学习古代诗词，把如此丰富、生动、精练、深刻、奇妙的汉语融会贯通，运用自如，那么，我的作品可能就会真正具有“中国气派”了。从1946年在《淮南日报》发表我的第一篇稿子（至今还未找到）以来，过去了将近六十年，已经发表的文艺和新闻作品大概有几百万字，没有发表的作品还有不少。我对自己已经发表和没有发表的作品都很不满意，总感到有缺陷、有毛病，可我一直没有静下心来反思、认真地总结一下。看了徐怀中老师（我称呼他“老师”完全出于一片赤诚）的信，我不只一次下决心“闭门思过”，找出写作上的“某些不足”及其原因。这次，就算是一个开头吧。希望更多的读者成为我的老师，对我的作品进行批评和指教。这不是客套，而是由衷之言。凡是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不怕批评、欢迎指教的人。尽管我已七十七岁高龄，但我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读书、看报，从不间断，每天都有收获。“学而后知不足。”越学习越感到，我这个在文学上还没有毕业的小学生，迫切地需要补课、学习、提高。这一点“自知之明”，始终像一根鞭子，抽打着我这条“老牛”，不停地向前；又像一缕阳光和一股清泉，温暖和滋润着我，使我这棵“老苗”常青。
回首往事，我又想起两个朋友，一是赵棣生，二是刘祖禹。小赵比我大七岁，直到他去世，新华社老人都叫他“小赵”。转战陕北时，我们在一个班。班长胡韦德（国际编辑），对我要求很严，几乎每次开会都批评我，说我夜行军休息时一躺到地上就睡，要受凉生病；或者边走边睡，要摔到山沟里。小赵总是护着我说：“小鬼太累了！”那时，我还不到十八岁，是年纪最小的一个。经常夜里行军，白天伏在炕头刻蜡纸，还要校对、油印，实在忙不过来，小赵就主动帮我。他是国内稿件编辑，写得一手好字，我们俩共同刻写的《新闻简报》刊有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曾经陈列在军事博物馆的展台上。同睡一个炕的战友，那真是同志加兄弟啊！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亲如一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每次见面，他都毫不客气，对我各方面（包括工作、生活、创作等等）提出各种批评意见，总爱说：“不挨骂，长不大！”他越是骂我，我越是高兴！最后一次，他严厉地说：“小鬼呀，你不能再拼命了。要注意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是他去世前对我的诤言。他走了，再也听不到他的骂了！……我多么想有这么一个老大哥骂我啊！幸好，刘祖禹还健在，他比我小两岁，但比我成熟很多。从1958年在《中国青年报》相识至今，特别是在“文革”以后，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其特点除了无话不谈，就是他经常“骂”我。我呢，一遇到“疑难杂症”，或者要作出重大决策时，必定要去找他，当面向他求教。他也像小赵一样，毫不留情地指出我的毛病，给我以忠告。他正直无私，洞察力极强，往往一针见血。小赵看了剧本，在上边批注意见；刘祖禹不仅看剧本，而且还不断地帮我联系各方，出谋划策。对我的缺点，他最了解，批评也最尖锐。可以说，他是我的“诤友”，几乎是唯一的“诤友”了。我珍惜，我自豪！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如此，党也如此。人会犯错误，党也会犯错误。错了就改，改了就好。要改，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中吸取氧气，逐步地健康成长起来的。1945年和1981年我们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就是共产党人勇于并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典范。恩格斯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邓小平说：“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胡锦涛同志在担任总书记之后第一站就到了西柏坡，重温毛主席“两个务必”和“三大作风”的教导，接着又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什么？我认为，就是要全党同志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扫帚”，扫掉我们身上的尘土，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可是，不少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对批评和自我批评采取错误的态度，有的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有的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的怀恨在心，打击报复。“三讲”也好，“保持先进性教育”也好，他们都顺利“过关”，甚至官越做越大，私心也越来越膨胀，大搞歪门邪道，以致走上犯罪的道路。200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近日痛批“小人得志，好人受气”的庸俗作风。他指出：庸俗作风是通向腐败的引桥。腐败现象的发生，往往是从行为的庸俗化开始的。目前在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中，有极少数人热衷于旧社会官场上的一套，有的到处找“靠山”，搞小团体；有的为了个人的升迁，搞五花八门的关系投入；有的散布流言蜚语，传播小道消息；更有甚者，玩弄阴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面对这些歪风邪气，有的同志却奉行好人主义，以不得罪人为最佳取向，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庸俗作风。庸俗作风的滋生蔓延必然造成歪风邪气上升，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这是非常可怕、非常危险的。看到这里，我的心激动得发抖，又一次想呼天唤地：天啊，太好了！太痛快了！“小人得志，好人受气”，实在太可怕了！太危险了！我身不由己，马上拿起笔来给白克明同志写了一封信：
克明同志：
您好！看到《报刊文摘》上，您痛批“小人得志，好人受气”庸俗作风一文，特向您欢呼致敬！您讲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发出了“正义的怒吼”！
……
紧接着，我联系实际讲了一些“家丑”。这些“家丑”，本来“不可”也决不想“外扬”，关起门来解决为好。可是，面对如此顽强的阻力，要想办成一件事，非冲破常规公开揭露不可。经常听人说：“做人难，做好人更难。”难在哪里？我看，难就难在一个“私”字。“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什么为人民服务，什么事业、理想、主义，扯淡！”“一切为了钱，有钱就有一切！”君不见，这样的“小人”到处都有，这样的“小人之心”，不是比比皆是么？“好事”遇到他，自然就办成了“坏事”；“好人”遇到他，自然也变成了“坏人”，那么，你还想做什么“好事”、做什么“好人”呢？或者，你就“退避三舍”、“惹不起，也躲得起”，甚至看破“红尘”，“难得糊涂”吧；或者，你就挺身而出，正如毛主席教导的那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不怕一切，不顾一切，向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坦诚地、尖锐地提出各种批评和建议。结果呢，有的成了“英雄”，有的挨了整，甚至含冤而死。这样惨痛的教训还少吗？所以，有人劝我：“批评建议，人家听了不高兴，事情办不成，还要给你‘穿小鞋’，何必自讨苦吃呢？”又有人劝我：“批评多了，影响团结，算了吧！”
听到这些好心人的劝告，我不想“辩护”，更不想反驳，只有苦笑，只有仰天长啸：天啊，老祖宗的教导难道都忘了吗？我这个“天天学”的老古董，又一次打开了领袖们的《选集》，现摘抄如下——
恩格斯说，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相互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
列宁说，聪明人并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聪明人是不犯重大错误同时又能容易而迅速地纠正错误的人。
列宁又说，不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不怕一次又一次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样，我们就会登上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