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颂》小说出版后，电影剧本送审如石沉大海，我又想写话剧，可不少人说，话剧不景气，大家不爱看。而且，“两弹一星”搬上舞台，实在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却认为，越难越要干，越是没有人爱看话剧，越要把话剧搞好吸引人看。记得，话剧当年多红火呀！多好看呀！难道这种“古老”的艺术在中国不能再恢复青春，甚至放出新的光彩吗？正因为“两弹一星”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很适合搞成一个大型史诗剧，尽管很难很难，但成功的希望还是有的。于是，我又下定决心，从学习荷马史诗开始，向著名话剧导演罗锦麟请教，准备攻打天险“腊子口”。2000年7月在成都，我把话剧《天地颂》的事，向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部长柳斌杰谈了，他立即表示支持，这使我大受鼓舞，信心倍增。经过两三年的酝酿和学习，从2001年元旦起，我动笔写话剧，春节写出初稿，征求各方面意见后，又在四月改出二稿。在2月18日京西宾馆讨论话剧的座谈会上，周克玉、逄先知等十几位同志动员我写电视剧。但我一心想把史诗剧搬上舞台，迎接“十六大”的召开。这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那些日子，我彻夜难眠，头昏脑涨，感到快要倒下了。可话剧一定要上，否则“死不瞑目”呀！我原来就想请王正参与创作，但考虑到他家有九十多岁老母，自己身体也不好，又担任中国戏剧学会会长，杂事还很多，一直不敢向他提出来。可如今，我万一倒下了怎么办？危机迫在眉睫，我只好向他发出“求救”的信号。他满口答应帮我修改话剧剧本，我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从四十多年前改编话剧《无产者》开始，我把王正当做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一个才华横溢的剧作家。我们交谈并不多，但却心心相通。他答应来“救”我固然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特别是为了社会主义的话剧事业，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友谊，才不顾年老体弱而倾注了大量心血。2001年9月，《天地颂》在成都演出九场，一片叫好声。可我看了录像，认为它还不是精品，又因时间匆忙，来不及修改加工，所以未能在“十六大”时来京演出，这实在是一件憾事。2002年12月，我在成都军区招待所，从一位朋友那里听说：“王正去世了。”我马上说：“什么？不可能！”他说：“报上登的。”我还是不相信：“你拿报给我看！”果然，他把报纸拿来了。王正真的走了，可我直到今天还感到，他还活着！他没有死！毕竟，事实就是这样无情，死神就是这么残酷。命运呀，命运！命已注定，无可奈何啊！我只能仰天长叹，天呀，为什么？为什么？……去年，我曾想写一篇哭王正的文章，题目是：《名如其人——正！》。王正的一生就是一首《正气歌》！他正直无私，他正义凛然，他正气一身；他为人谦和，他做人老实，他待人真诚；他有理想，他有追求，他有创新。……啊，我是多么怀念他啊！……看到他和夫人方掬芬2002年春节给我的贺岁明信片，看到他生前给我写的题词“人生至要是真诚，世间最贵为友谊，悠悠千秋做人唯此而已矣”，想到他在《天地颂》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真挚，热情，善良，勤奋”（溢美之词令我感到惭愧）！……我心如刀绞，伤口的血在喷涌！……他夫人说，王正在弥留之际，还在想着我（“东生是朋友啊！当年我是右派分子时，他没有歧视我，信任我！……”），想着他最后的也是我们第一次共同创作的史诗剧《天地颂》……我悔恨不已，没有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去看望他，甚至连他去世的消息也过了很久之后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怕我伤感而没有通知我？是电话或邮局出了问题？）……我不能再往下写了，还是把流血的伤口一针一针缝起来吧！欲哭无泪时，友谊凝成冰血，待春风把它溶化，去灌溉神州大地吧！我怀念王正，我学习王正，我一定继承他的遗志，实现他的遗愿：把史诗剧搞成精品，搬上舞台！
第三位老友王愿坚。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东方饭店。1980年3月，文化部召开全国电影工作会议，在革命历史题材小组讨论剧本《巍巍昆仑》的会上，他作了精彩的发言。早在上世50纪年代留学苏联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的代表作《党费》多次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渗透在几代人的灵魂里。这次开会，我们编在一个小组，自然成了朋友。听他发言，真是一种享受，既有激情的喷涌，又有思想的火花，使我感到心头有一股热流在涌动，眼前有一束光环在闪烁。看了《巍巍昆仑》剧本，他说——
题材的格调很高，高屋建瓴地写出了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决战。选材好极了！1947年这一年是最艰难的，写好这一年就可以概括全局。
要写统帅部，写领袖人物，这就决定了影片的风格、样式。要写好毛主席和其他领袖人物的关系，如实地写。
现在的问题是要压缩，不是压缩饼干，而是要集中，要提炼。
一是广度。视野要再宽些。毛主席不仅看到西北战场，而且看到全国、全世界。人在山沟沟里，坐在小板凳上算账，消灭了敌人多少个旅，心里想的是全国大反攻，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要写出毛主席是统帅。
二是高度。电台里出现了羊叫，调一个团过河来保卫党中央不要，好！74师消灭了，毛主席到处要羊杂碎吃，高兴得不得了，好！但是如何表现毛主席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还缺少一两处智慧过人的细节。
三是密度。剧本文字流畅，但没有节奏，流水似地叙述，许多情节是解释历史，越解释越说不清楚，有些可以用字幕代替。要挑选最动人的情节，写好重场戏，密度再大一点。
四是角度。围绕毛主席，其他带几笔，有的不一定正面写，可以虚写、侧写。有时不出场，比正面写还好。很希望看到毛主席如何向群众学习，集中群众的智慧。领袖向群众学习，这样领袖就像人了。
通过1947年概括十月革命后发生的伟大的事变。泼墨，荷叶上的几个蜻蜓——这是一部有独特风格的影片。
1981年，应八一电影厂之邀，我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京丰宾馆，长期与我为邻的是王愿坚，他在修改《四渡赤水》剧本。分别一年再相逢，感到格外亲切。他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却没有一点名人的架子和派头，对人就像他的衣着一样朴实无华。我和他是同龄人，可他比我大几个月，在外表上和风度上也比我成熟得多，所以我始终把他看做是“老大哥”。我们同住一层楼，同吃一桌饭，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一起外出散步，走得很远很远，谈得很多很多。我以他为学习的榜样，向他提出许多创作上的难题，他都精辟而又生动地回答了我。我唯一不能向他学习的，就是他喜欢喝酒，而且成了一种癖好，天天要喝，顿顿要喝。一走进他的房间，你就会闻到一股酒味，看到大大小小的酒瓶，桌上除了稿纸就是下酒的花生米。我一次又一次地劝他，不能这样喝酒。每次，他都笑着答应“嗯嗯”、“好好”，可就是改不了。1982年元旦，人都过年去了，京丰宾馆几乎空空如也，只有我和王愿坚、蔡继渭（《四渡赤水》电影导演）三人“坚守阵地”，埋头创作。后来，邻居中间，又来了梁信。他是《红色娘子军》编剧，正在创作电影剧本《风雨下钟山》。梁信比我们年长几岁，喜欢边写作边嗑葵花子。到了晚上，只见他房间里瓜子壳一地。我受了他的影响，也喜欢嗑葵花子，但只在写不出来的时候。一边喝茶，兴奋神经；一边嗑瓜子，唤起灵感。我们仨在宾馆住了很长时间，梁信先走，《风雨下钟山》出来了；王愿坚跟进，《四渡赤水》也出来了，1983年荣获优秀影片奖；而《巍巍昆仑》之船却搁浅了，幸亏“老船长”胡耀邦亲自过问，这才驶向成功的彼岸。此时，王愿坚已升任八一厂文学部主任，虽然接触少了，但友谊日增。他多次鼓励我“多写”。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听说他去世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最近看到报载李心田一文，我才知道一些情况。他写道：1986年，总政在济南召开军事题材创作会，他请王愿坚到家里吃饭，喝了几杯酒，王愿坚十分遗憾地说：“为什么《长征》是美国人索尔兹伯里写的，而不是中国人王愿坚写的？”接着又说，“那本书的头一条注释就是王愿坚：王愿坚是八一电影厂的成员，长征历史学家——1984年3月5日采访。前后曾十次提到对王愿坚的采访，并说某些细节是王愿坚提供的。”正巧，我刚买了这本书，便拿出来翻到第三页，自序：“我必须强调，关于长征的结论和解释是我个人所作。……书中的观点和结论由作者自负责任。”我笑着说：“你敢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负责吗？”王愿坚大声说：“敢！我敢！”纪鹏说：“你敢，别人也不让你敢呀！”三人全无奈地笑了。中间转了话题，王愿坚十分兴奋，他说：“我从小当兵，最后这个句号要画在军人上，我要参加这次评衔。”过了一段时间，听说王愿坚同志的少将没批下来。可是同样条件的评上了。愿坚找到有关部门，有关同志回答了些原因。又根据补充规定，让愿坚同志再填份表格。王愿坚这回心里有底了，又填了份表格送上去。迟迟没批下来，愿坚原来患的偏头痛加重了，不得不住进医院！……
读了这篇回忆，我也像李心田一样“惋惜、叹息……”遗憾的是，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些实情，否则，我会全力以赴，从死神那里把他“抢救”出来的。我虽然不是神医，但我深知，心病还要心来治。我相信，由我们的经历、兴趣、信念而凝聚成的纯真的友谊，一定会使他挣脱“心病”的桎梏而获得生命的自由；我会用他劝导我的话来劝导他：“想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正如陆柱国所说：“他想不开，就是给你个少将，又怎样？”记得在京丰宾馆时曾发生一桩令人气愤的事情，王愿坚用诸葛亮的话劝导我：“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真想用这句话劝导他，可是，晚了，晚了，一切都来不及了。他的作品，从《党费》《闪闪的红星》《四渡赤水》到《映山红》《草地》《足迹》等等，和他的长征精神一起，载入了史册。
第四位老友菡子。她1921年生，比我大8岁，是我的老大姐。我1944年正式参加革命，在《淮南日报》印刷厂当工人时，她就是一个才华出众、大名鼎鼎的编辑、记者兼作家了。其实，她只是“读了三年中学的语文爱好者”十七岁参加新四军，十九岁在《前锋报》当“编报员”。1940年前夕，她冒雨走到半塔大田郢，***亲手把《做一个好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文章交给她发表。1944年秋，她从淮南党校出来，五年（不包括整风）的“政治嫌疑”一笔勾销。她回忆道：“党啊，还有什么能比得了这个对我的抚爱呢？我觉得自己长了翅膀。”1945年8月10日晚，她手里拿着电报纸，在院子里大声叫道：“鬼子投降了，无条件投降！”她是通俗读物《淮南大众》主编，这是十六开本的月刊，由模范通讯员周世民任编辑。杂志插图、漫画，由我们石印工人负责印刷。在欢庆抗战胜利的日子里，我日夜忙于印刷彩色的画报、地图等等，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记得，由俱乐部主任菡子主持的“狂欢式的晚会”，我只参加一半，就去上夜班了。新中国成立后，我和菡子几乎没有什么来往，直到1975年我调到上海，才开始恢复联系。那时，正值“文革”，我尽管知道上海有许多新四军时代的朋友，包括我的老师、同学都还健在，但我是中南海的“黑秘书”，能在“四人帮”把持的“上海滩”站住脚，就算是万幸了，还能“随便走动”么？“四人帮”被打倒，我和菡子才有了交往，而且越来越密切。记得，我和她谈得最多的是我要辞职（新华社上海分社党组副书记）当记者，创作《巍巍昆仑》。她开始不赞成，鼓励我当官，因为我是年富力强的“小老干部”（在抗战时期入党的人当中，我属于比较年轻的）。我决心已下，谁也挡不住，而且很快就写出了电影剧本。她看后很激动，又“转变立场”，鼓励我搞创作，一再催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早在“文革”前，当我的报告文学《看愚公怎样移山》、电影剧本《无产者》引起轰动的时候，朋友们就劝我加入中国作协，可我只是笑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作家的桂冠是神圣的，我还只是一个“业余文艺爱好者”，有什么资格戴上它呢？1982年，菡子在上海、王愿坚在北京，多次对我进行说服和动员，最后由他们二人介绍，我正式参加了中国作协。遗憾的是，1984年调到北京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上海，自然也就再也没有见过菡子了。唯一的一次机会，就是1989年4月《淮南日报》社老同志们在安徽聚会，我也永远地错过了。菡子悄悄地走了，老大姐、老大哥们也一个一个走了，还能再有这样的聚会么？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她的作品，从《前线的颂歌》《乡村集》到《纠纷》《万纽》《妈妈的故事》，和她的新四军“东进，东进”精神一起，载入了史册。如果说，山东“小八路”王愿坚一生迷恋于伟大的长征，而新四军“小鬼”菡子一生却迷恋于山村，特别是安徽和江苏的农村，成了她取之不尽的创作的泉源。他们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优秀儿女，是根植于土地的人民的作家。他们介绍我加入中国作协，我决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一定要沿着他们的足迹，努力创作出像他们那样具有浓郁的“中国气息”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