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四川客家“崇文重教”的历史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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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四川客家人的“耕读”思想和实践(4)

这些入川的前一二代移民,在力田耕作之余,鼓励子孙读书,出现许多亦耕亦读的家族,在客家移民中率先进入耕读之家的行列。即“其人大率质朴而少文,刚劲而尚气,勤苦力作,尚无纷华靡丽之习,子弟亦多令读书”。兴谷公为廖氏入川的第二代世祖,据其谱牒记载,来川时公因家贫“不谙文墨。至三十余岁为置业立契竟受人给。由是延师授业,折节读书,夜以继日,寒鸡已唱,书声尚朗朗也。如是者数年,遂通论孟及诗书,其他经史亦颇能解大义,而刚毅之性则老而弥笃”。简阳县钟淑沛妻黄氏,“率子孙自粤来川,每宵旅寓,必令孙辈读书,子妇绩麻”。典型的有简阳钟宏予家族。入川发迹后首次回广东探亲,交代长子曰:“我季子瑸来年还要读书。”信守耕读门风的钟宏予在艰难创业中鼓励后代读书应试。“宏予负耒之暇,即嘱横经,其时家业几何,即汲汲以诗书励后辈”。乾隆十年(1745)钟宏予在四川生的幼子瑸举茂才,是为入川后的24年开始发贵,家声即从此丕振,书香绵远。钟宏予81岁时,第五郎珑,授恩进士;长孙佳圣,入国子监;孙兆伸,庠生;孙兆槐,岁贡;曾孙煜,庠生;曾孙焕南,廪生;曾孙宗皓,金堂庠生;曾孙辉南,岁贡;曾孙世锜,监生。即从入川到道光年间的149年间,钟氏家族“瓜瓞绵绵,人才辈出,举茂才、食廪饩者10余人,援例授职者20余人”。原籍江西信丰的黄甲,雍正年间“裹粮入川,寄居金堂……且耕且读,应金堂试,入泮”,食饩后迁汉州,1735年中举,任汉州学正,尽心教诲士子。黄甲弟黄景,14岁跟随兄黄甲入川,“家贫苦读,凭邻家寿具为书案,籍柴坐卧,隆冬身拥破毯”,后与兄甲同入泮、食饩。1752年中举,后为进士,大力办学,“从游甚众,一时名士多出其门”。黄氏兄弟俩入川后在贫寒中坚持读书,以致入川不久都成了科举人才,这与他们自身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福建迁居璧山的陈氏家族从康熙五十七年(1718)入川以来重视子孙教育,耕读传家。6岁随父辈入川的陈维忠19岁为入学附生,乾隆十八年(1753)中进士,即陈氏家族入川后35年出现进士。

在经济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亦耕亦读更为艰辛,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但正是“亦耕亦读”使四川客家在入川后的当代就出现了科举人才,巩固了移民家族在四川的地位,从而站稳了脚跟。

(四)四川客家耕读传家的典型

1.典型人才

古语云,朱门出饿殍,茅屋出公卿。四川客家朱德和刘光第是客家耕读传家中苦读成才的典型。刘光第(1861-1898),四川富顺人,祖籍福建汀州武平县。清初先辈入川后,几代人都生活在艰难的景况中。尤其是其祖父“独丁其穷,晚年殊酷”,“隆冬犹衣败絮,寒不可支”,“饥则断莱菔叶,蘸于青椒之臼而啖之以代饭”。后来刘光第父亲经营小杂货铺,家境才稍有好转。然而好景不长,伯父及父亲先后去世,家道再次中落。未成年的光第及其弟妹依靠寡母抚养,生活艰辛。“食常不买生菜,两三月一肉,不过数两。中厨炭不续,则弟妹拾邻舍木店残杈剩屑以炊……每用三钱买豆花,举家判朝夕食以为常。”即使艰难至此,其母仍谨守丈夫生前的叮嘱:“人生何必多财,但得有勤读书儿,则乃是活宝矣!”于是,卖掉石灰溪街上的房子,为儿子筹集学费,督促光第兄弟读书上进。据光第日后回忆说:(母亲)“识字不多,而最喜儿子读书” ,“光第十四岁,从管先生读书里中,先妣命必归宿,尝夜分瞑坐榻上以待。管先生功课严,光第三更归来,鸡初鸣,必起温书,先妣尝按时呼之,无一误……是时家乃愈窘,先妣至卖屋而买书焉”。当时,亲朋戚友中有人出于同情劝其母:“不如让光第去习贾”。其母不以为然,“刘氏忠厚之日久矣,今家门当否塞,是儿颇不恶,不读书发名,其何承先志哉,儿父在日命之矣”。正是在这种家风的影响下,刘光第及其堂弟刘光筠(字南村)先后中进士。“一门二进士”在当地传为佳话。

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祖籍广东韶关市乳源县人。先祖朱仕耀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上川。初期落脚于广安县,后搬迁到仪陇县。朱德家世代是佃农,朱德回忆,“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候迁移到仪陇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3朱德出身时,全家10多个人的生活靠佃租10多亩土地维持生计。朱德在家中排行老四,兄弟姐妹多,朱德过继给佃农出身的伯父朱世连抚养,由此朱德兼挑两房。正因为如此朱德才有读书的机会。两房人决定共同出资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以应付税吏和其他地主官僚的欺负。因为农村情况太坏,“一族人宁愿倾全族所有,也要教育出个男孩子,不论是抵挡税吏、滥兵,或者帮助家里打打算盘也是好的”。于是朱德6岁便被送进私塾,拜当地名师席聘三为师,打下了旧学基础。科举废除后朱德先后到顺庆、成都去读书。1909年朱德进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此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苦读成才的朱德后来回忆自己的读书经历感慨万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1905年科举废除后朱德先后到顺庆、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2.典型家族

入川的客家移民白手起家,或佃耕或贸易,然后耕读传家,最后从耕读之家走向文化世家、书香门第。

陈国乔,广东梅州人,乾隆元年因四川商业发展需要,率子入川,居住荣昌。入川四世陈奕榜于嘉庆、道光时期在重庆经商,“商业极盛,名誉亦甚隆”。陈奕榜孙陈永守“幼年入学与人竞进,勤苦精研,数年不旷一日,学将有成,嗣因家业凋零,改而经商,奔走湘鄂二十年”。入川六世陈永守为家族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经商致富后的陈永守萌生耕读理念,“年五十余始置产孔家桥,与安人用耕读课子孙,又筑菊坡精舍为子国昌、国常授徒之所,每日齐风和辄携幼孙相羊门首,听儿童读书声以为乐”。

陈家此后人才辈出,成为文化世家。陈永守三子,长子昌钧,业儒;次昌平,清增生;季子陈惺吾(国常),清贡生,留学日本,历任华西大学监学教习,成都县知事分发山西省知事。陈永守有孙11人,即长安、长庚、长镇、长卿、长治、长信、长泽、长蘅、长翮、长源、长年,“或治军,或讲学,或经商,或通中外工业,皆英英美材,驰誉当世。曾孙发齐、发圣、发广、发渊、发明、发允、发笃、发诚、发忠、发肃均业儒”。陈氏第七、八代从事经济领域人才多,且名声远扬。

其中最有影响的是陈惺吾的三子,即长蘅、长翮、长源,皆为经济界文化名人。长子陈长蘅,中国人口学家、经济学家。1906年入四川游学预备学堂英文班。1911年赴美留学,191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经济系讲师,盐务稽核所编译,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副教授。1928年任中国经济学社常务理事。次子陈长翮于1913年被四川政府派往欧洲学习冶金,驻英、德、瑞士等国十多年,回国后任四川钢铁筹备处处长、实业厅矿科科长。三子陈长源为交通部工业专门学校电气科最优等一名毕业,被派往美国电厂实习四年,后担任电气工程师。

著名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谱名周光瑚,又名周月宾,四川成都郫县人。韩素音的祖先商贸起家发家后,依然“耕读传家”,重视对子孙的智力投资。入川周氏从第四代开始,便代代有名人涌出。尤其是韩素音的曾祖周道鸿、叔曾祖父周道洽兄弟俩均名重一时,同为尊经书院高材生,皆被四川学政谭宗浚所赏识。谭宗浚《尊经十七少年歌》中所表彰的17位高材生中,他们兄弟就占了两席。日后,周道鸿担任锦江书院监院,周道洽担任南充教谕,均有所建树。到了韩素音的父辈,更是英才辈出。其伯父周炽,品学兼优,以拔贡游学日本,可惜英年早逝。其三叔周焯,早年毕业于四川武备学堂,后选送至保定军官学堂深造。后曾任四川银行和美丰银行的董事长。其四叔周澧,北京高师毕业后在成都办学,成绩卓著,受到时人称赞。其父周炜(1885一1958),号映彤,早年留学比利时,专攻路矿工程,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路矿专家。而韩素音同辈的兄弟姐妹中,也不乏人才。其堂弟周光炯,留美博士,北京大学教授,是我国航空工程专家;另一堂弟周光地,留英博士,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研究员,物理专家;又一堂弟周光墉,电信工程专家,曾任四川邮电管理局总工程师。堂姐周嗣平,曾任北京市教育局副局长。而韩素音本人则成为国际知名作家。由此可见,郫县周家从韩素音的曾祖父起,便成为书香门第,代有人才涌起。

乐山郭沫若,自其祖父“通籍”以来,人才辈出。郭沫若的堂伯父郭朝佐走出国门,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成为同盟会初创时的会员,是沙湾郭家第一位身居高位者。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是清末秀才,留学日本,归国后,钦赐为“法科举人”,长期在司法部任职。郭沫若的二哥郭开佐是清末留学日本的武备生。郭沫若的堂兄郭联升,年仅12岁就考中秀才,被人誉为“神童”。而郭沫若本人则更为出众,成为饮誉中外的一代文化学术大师。在四川,像陈家、周家、郭家这样代有人才涌起的文化世家并不少见。

(五)“耕读传家”的经验

1.家庭背景的影响

家庭对于学校的态度,可以影响学校教育的结果。家庭环境在教育中起重要作用。这点客家族谱中已有认识,“国由家合,教自家先,世界教育之不良,家庭教育失之也”。从前文谈到客家名人的家庭背景看,不同的家庭背景造就不同领域的人才。良好的家学渊源是人才出现的重要条件。在四川客家名人中,文化名人出身都有良好的家庭文化背景,即家庭背景基本上是文化世家。而四川客家政治军事领域的客家名人中,家庭背景多清寒。除彭家珍出身书香门第外,刘光第、朱德、廖观音、饶国华等家庭条件多贫苦。清贫的家庭环境使他们从小形成一种叛逆的心理,走上从武从军的道路,从而形成独特的人生观。

1)父母的言传身教起了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