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后期，由于抗战的爆发，东山地区中等教育也得到发展。客家人创办的或迁到东山客家区的中学有：1941年成立的金堂县陈氏私立崇正初级中学；1939年，铭贤、铭义两所私立中学从山西迁来金堂；1946年，在铭贤中学原址成立私立蜀贤中学；1946年在淮口镇福建会馆创办淮口中学；新都县1941年，为纪念抗日爱国将领王铭章烈士，其家属在新都县城外捐资建立铭章中学；1943年在龙泉镇南华宫成立的龙泉镇第一所中学；抗日战争时期，为避日机轰炸，成都私立天府中学迁石板滩乡。以上总共8所中学，基本上是抗战影响的结果，因而抗战时期由于东山区内学校增多，人们可以就近读书，减轻了经济负担，客家人受教育的程度略有提高。如天府中学迁到石板滩乡，给当地学生就近求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无须缴伙食费（每期要20元左右），可在各自家里吃饭走读，每期只缴学费、杂费、书本费等，于是石板滩乡读天府中学的学生遽然增加。苦读的客家子弟。摄于洛带金龙村黄良兴家民国后期搬来或成立的学校，为客家青年学生求学深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的看来，清初四川经济文化面临重建，正规的学校教育无从谈起。乾嘉时期四川客家教育开始起步，在嘉庆以后才发展起来，民国时期才出现客家教育的蓬勃发展态势。这是四川客家教育发展的基本轨迹。与同时期的湖广人相比，由于客家宗族观念更强烈，四川客家宗族学校比湖广人的宗族学校多且质量好，反映了客家“崇文重教”的风尚。
（二）空间上的差异
在空间上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存在两大差异，即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教育的差异以及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
1.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教育的比较
客家地区的桅杆数量也能反映教育发展程度。在科举时代，桅杆是一个地方文风兴盛的重要标志。一个地方桅杆的数量与当地科举人才数量成正比，桅杆是一个地方科举人才盛衰的象征，也是一个家族出现功名人物的标志，石桅杆因而成了崇文重教的象征。正因为如此，许多家族不惜巨资，鼓励科举人士树桅立杆以光宗耀祖。“凡嗣孙成名，在祠谒祖、钉匾及竖桅，俱系尝银所办”。有功名者到祠堂“订匾树桅者，奖银二十四两”。进京考试的 “均要钉匾、树桅使足奖之，否则减半”。桅杆在四川分布也较普遍，但从前文可看出，四川客家地区的桅杆数量并不突出，说明四川客家取得科举功名的人较少的事实。闽粤赣客家区大族祠堂前桅杆林立的情况在四川客家区是很难见到的，这反映了四川客家文风远逊于客家原乡的事实。
从四川学校教育及人才的分布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水平远逊于客家原乡（如广东梅州）。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梅州等地教育相比，是难望其项背的。以梅州松口镇与成都东山客家区龙潭乡比较可知。松口镇全镇总人口5053人，“乡人读书成风”，民国期间，陆续开办松口国民学校、松口中学、国光中学、松口女子学堂，在校中小学生最多时达2000人。四川客家聚居区龙潭乡号称文化教育发达。民国时期龙潭乡有人口1.5万多人，在20世纪40年代，龙潭乡有小学10所、保小6所，1944年设有初级简易师范学校1所，每校学生从30人至600人不等，全乡在校中小学生最多也不超过1300人。松口镇总人口只有龙潭乡的三分之一，龙潭乡小学校在数量、在校生数等方面根本无法与梅州松口镇相比，中学教育则更是无从谈起。
2.四川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
前文提到，四川客家分布类型分为以东山区为主的客家聚居区和其他各地的客家散居区。近代四川经济以成都平原发展最快，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是如此。东山客家聚居区位于经济文化繁荣的成都地区，文化素来发达，而客家散居区一般位于成都平原的周边地区，经济要落后于东山客家聚居区，但整体上东山客家聚居区教育水平倒不如客家散居区。
在科举人才方面，前文引张杰《清代科举家族》中列举的5位四川客家举人，即温永恕、李铭熙、卢鸿遇、谢如宾和廖学游等都不是属于东山区。东山地区是四川最大的客家聚居区，但在表中客家名人几乎没有。客家聚居区的洛带镇号称人才辈出之地，但历史上洛带镇的科举人才也不多。清代只有进士张绍、贡生巫一峰，文举刘贵文，武举何日成、张斌廷，文秀才曾纯敷、巫明波、刘乙光、李善文，武秀才李南山、李尚山等。这远不如一个家族的科举人才。
近现代四川客家文化名人多分布于四川客家散居区，而客家聚居区则少。东山客家方言区的名人只有洛带的刘子华、新都的廖观音、王铭章等，而多数是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郫县、宜宾、资中、璧山、威远、三台、江津、自贡、乐山、内江、富顺、仪陇、西昌、资阳等地。
从四川客家科举家族或文化世家看，也多分布于客家散居区。如三台的谢氏家族、璧山的陈氏家族等科举家族和郫县的周氏家族、乐山的郭氏家族、荣昌的陈氏家族等文化世家。
客家区的学堂地名也反映了客家聚居区与客家散居区的教育差异。早期的正规教育是以私塾或学堂为主，私塾和学堂的分布能反映当地对教育崇尚程度。比如郭沫若的故乡乐山沙湾，“弹丸之地，文风却历来鼎盛。乡人尊师重教，崇尚礼仪，私塾与学堂比比皆是”。四川客家分布于30多个区县，尽管这些区县的私塾数量缺乏详细的数字，但从学堂地名中可见一斑。从已有的地名录看，四川客家散居区学堂地名分行政村级地名和自然村级地名两种。行政村级学堂地名有通江的“武学堂”、万县的“大学堂”等地名；自然村学堂地名如学堂田、学堂坪、学堂坝、学堂湾、学堂头、学堂山、学院村、学堂咀、学堂嘴、学堂沟、学堂坡、学堂屋基、学田沟、学儿梁等地名，这些地名无疑与当地办学堂或私塾有关，虽不能反映当地的私塾数量，也难反映当地的教育状况，但至少可以说明当地人对教育的崇尚程度。
从表6-5中可看出，四川客家聚居的东山地区学堂地名极少，而客家散居区如仪陇、富顺、璧山、荣县等县的学堂地名相对较多，说明当地人对教育的崇尚，事实上这些地方名人辈出，也是四川客家名人的主要分布区。
三、四川客家“崇文重教”区域差异的原因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尽管整体上四川客家教育水平不高，但与四川的湖广人比较，四川客家人宗族办学的热情更高，私立学校数量多，办学成效好。在所处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都不如湖广人的状况下，客家人无论是科举人才还是近现代名人的比例都不亚于周围的湖广人。因而在学校教育方面，四川客家也存在“崇文重教”的现象。不过，四川客家的“崇文重教”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即从四川客家与客家原乡的教育比较看，四川客家教育发展水平远落后于客家原乡梅州等地；从四川客家内部看，客家聚居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又落后于客家散居区，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笔者认为这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环境方面的原因。
对于客家崇文重教的原因，学术界多有探讨。这里笔者主要对客家崇文重教原因的“经济说”和“环境说”做进一步阐述。
我们先看看学术界主张的“经济说”和“环境说”。
如前文所述，陈支平先生对客家“崇文重教”提出质疑。他指出，一个地区的文风兴盛与否，与这个地区的民系性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与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可否认，经济水平是影响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农民的教育费用承受能力影响其教育消费支出。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发展，但影响教育发展的因素不完全是经济发展水平，我们须反对教育发展上的“经济决定论”。
经济状况与受教育程度没有必然的联系。其一，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家庭贫困苦读成才的例子举不胜举，朱德、刘光第等即是典型。唐君毅也回忆，民国以来，他家佃户的儿子，亦确确实实有两个读完了高中，其他也都在读书。其二，地区经济状况与教育发展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布朗对成都郊区教育调查表明，在495个地主中识字的只有104人，即约有80%的地主是文盲，在经济富裕的成都平原不识字的如此多，的确很奇怪。地主中文盲比例如此高，实非经济因素所能解释。这说明教育的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必然的联系。典型的如“会宁教育现象”。甘肃会宁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国家级贫困县，自然条件极差，有些地方甚至被认为是人类不适宜居住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个贫困县，尊师重教蔚然成风，明清以来人才辈出，而今又是全国闻名的“高考状元县”。在清代四川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如剑阁县下寺场，“嘉道间，场多富人，而编户百余家，无一应童子试者；咸同之季，兵荒迭见，农困商敝，繁盛不逮昔日时，而市人乃有三秀才，衣冠文字稍讲究矣”。剑阁商人经商致富后反而少读书人，而在“农困商敝”的情况下，反而讲究衣冠文字，这说明教育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没有必然联系，在条件艰苦的环境下，读书反而是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
主张“环境说”观点的人认为，教育比较发达的并不是兴学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胡希张等批评了学界有关客家崇文尚学的“世家说”或“血统说”，认为用“世家说”很难全面解释客家教育的整个历史。如果迷信客家族群似乎有“崇文尚学”遗传基因之类的神话，抱着“世家说”而盲目自信，就难保不会出现教育滑坡的局面。经济条件较差的客家人反而文教先进（至少在历史上曾经如此），这一现象说明，客家人崇文尚学，是寻求生活出路的抉择。即客家人崇文尚学最重要的原因是环境使然。教育发展与当地文风即崇文重教的风气密切相关。因为人口、传统生活习惯与文化观念影响教育的发展。
其实，单纯的“经济说”和“环境说”都难很好地解释客家崇文重教，笔者想在此综合“经济说”和“环境说”等因素谈谈自己的理解。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从经济原因看，四川族田的不发达是四川客家教育落后于原乡的主要原因。清代奉行以宗族制度推行孝治的政策。清《圣谕广训》指出，人民“笃宗族”的具体措施为“立家庙以荐烝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把设家塾作为与建词堂、贵义田、修族谱并列的笃宗族手段。在清政府孝治宗族政策下，宋以来的族学在清代得到迅速发展。
族田与教育发展密切相关。在古代社会，私立教育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渠道。客家区尤其如此。由于交通偏僻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客家传统教育主要靠私塾和家族教育来开展。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中，土地是主要的财富。祠堂办学的物质基础主要是族田。家族教育的经费来源最常见、最稳固的是族田中的学田。
学田的大量出现是在宋代，此后族田成为家族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这在南方表现尤为突出。宋代以来文化中心南移，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南方的家族教育，而南方家族教育的发展主要由于南方族田比例突出。正如吴霓指出，南方家族教育的兴盛，使得科举考试中南方科举人才的比例大大胜于北方。族田（祭田与学田）的存在为宗族凝聚提供了条件，是宗族扎根的标志。族学的经济来源主要是族田，清朝维护族田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维护宗族学校的存在。
族田和族学是科举家族人才辈出的必要条件，也是科举家族重视教育的突出标志。族田发达的地区，也是家族教育发达的地区。族田占当地耕地的比重是衡量该地区的宗族发展水平的标志，也是衡量当地学校教育发展水平的指标。因而族田的多寡是衡量家族教育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民国时期我国农村宗族族田最多的是粤闽浙等沿海地带，长江流域次之，黄河流域最少。而长江流域各省中族田所占比例中广东最高。根据陈翰笙在20世纪30年代的调查，广东省三分之一的耕地是族田，其中广东客家区族田占耕地面积的比例为：乳源40%、清远15%、和平20%、蕉岭40%、兴宁25%、龙川25%、梅县40%。可见，广东客家区族田平均比例为30%。在福建客家区，1951年土改前，闽西地区的公田占耕地面积的42.69%，其中的公田绝大部分是族田。而李文治等认为闽北、闽西族田约占耕地面积的30%。广西客家人集中的陆川县的族田所占全县耕地面积的比例也达49.4%。其他地区如江苏族田比例最高不过10%，安徽占4%强，江西占5%-6%，湖南、湖北约占4%，相比之下，黄河流域各省族田的比重不过1%-2%。总之，粤闽客家区族田的比例高达30%以上，在我国宗族中，客家族田比例最高。族田数量与宗族观念密切相关，也直接关系到宗族学校的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