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力准备大反攻
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势头已经被遏制住了。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没什么大的行动。我军由于大力加强根据地建设，成绩逐步显现出来，后勤保障大有改善，摆脱了刚到东北时的困境，加之整顿军队和在实战中的磨炼，战斗力逐步得以提高。从整个局势来看，我军已经从被动逐步转为主动。但是，如果要向敌人发起全面的大反攻，则还有一段距离。这是因为：
（一）我军现有兵力共约46万人（1947年5月中旬统计），其中主力部队为5个纵队共15个师，加上11个独立师，计24万人，另有地方武装22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正规部队就有7个军共23个师，加上特种兵和直属部队计46万人，另有地方武装12万人，共有58万人，在兵力上我军还弱于国民党军。
（二）我军分在南满和北满两个地区，各自的空间有限。
虽然可以相互呼应，但不太好集中兵力组织大的战役行动。而敌人却正好在我军两大片的中部，调动与使用都比我军方便。
（三）敌人占据着主要交通线和70多个城市，而且又连成一片，在控制整个局面上比我们有利。
（四）在武器装备上敌人仍然比我们要强得多，我军虽然这时已经建立炮兵，但只有10个炮兵团，对于打攻坚战还很不够。
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走上全面反攻之路，但还有一段路要走，还要付出很大的努力。这就要求我军在不长的时间内形成一个有力的铁拳头，不打则可，一打出去，就可以把杜聿明砸得粉碎。
“四保临江”刚刚结束，1947年4月8日，林彪在给南满分局的电报中就这样说过：要“把东北由客观条件形成的两个拳头打人的南北分兵状况，改为形成一个大拳头为主的集中作战。估计有时一次能消灭敌数个师，许多次要城市的敌人将不打自退，或被我各个击破”。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彪召开了两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是4月中下旬，他在前线指挥部双城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作战技术，特别是如何才能真正做到集中兵力攻坚，如何使用“一点两面”战术。
“一点两面”，是林彪对部队在进攻时的基本战术的形象解释，也是他对部队各级指战员的基本要求。在他指挥的部队中，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一点两面”战术。何谓“一点两面”？下面是林彪自己在一封电报中的阐述：
所谓一点，就是要选择敌人一个最薄弱点，将主要兵力集中使用于这一点上，对其他的方面只用少数兵力助攻。总之，不可平均使用兵力。所谓两面，就是不应将突击队与钳制队统用在正面。通常应将突击队应用在敌人侧面去，钳制队用在敌人正面。如只从正面攻击，则敌无后顾之忧，必顽强抵抗。且击溃后他能跑脱，不易消灭。以上两条，排以上干部无论对大目标或对小目标的攻击，皆当采取。
这种战术看来简单，可是不少人在战场上往往会使用失误，做不到。所以，林彪经常在各种场合反复讲这个“一点两面”。
第二个会议是在5月初召开的东北局工作会议。会议全面讨论了东北的整个局势和今后的工作，在5月5日通过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的决议》，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继1946年的《七七决议》之后的又一个重要决议，人们一般都简称为《五五决议》。决议指出，一年多来经过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奋斗，根据地已经建立起来，后方已经基本巩固，南满已经稳住了阵地，党内军内的思想得到统一，《七七决议》规定的任务已经胜利完成。在战场上，蒋军进入东北的7个正规军的21个师已被我歼灭九个半，蒋军王牌新一军的每一个师都被我歼灭了一个团。这样，蒋军不得不由1946年的主动进攻转为消极防守。“这就在东北全党面前提出了新的任务，即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任务很明确，就是要“全力准备大反攻”。
这一决定是和全国局势的发展，和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同步的。虽然这时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陕北指挥西北战场上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但是如果从全局做高瞻远瞩的部署，已经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我们已经可以由战略防御转入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反攻了。就在《五五决议》形成之时，我新华社在5月1日发表了题为“全力准备大反攻”的社论，明确向全世界宣布：“我们的任务就是：动员一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毛泽东在对全国各战场不断发出的各种指示中，不仅就战略方针、战术安排对转入大反攻做出了具体的指示，就是对一些很具体的问题也在做细致的考虑。比如，在1947年3月26日，他特地给林彪和高岗一封电报，指示从现在起，东北不能再破路，而要保路，因为“不久的将来即可全为我用，否则将来修复极为困难”。5月20日，毛泽东又给林彪、高岗电报，要他们在解决南满问题之后考虑解决热河、冀东，因为这是“为将来夺取长春、北宁两路，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必不可少之条件”。毛泽东在这封电报中还说：“综观全局，日前大部分地区已转入反攻作战，只待山东再打一两个胜仗，即可转入全面反攻。”
为了适应东北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党对各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实行党政军明确分工，经中共中央同意，东北局在5月下旬对东北的领导机构做了如下调整：
（一）将东北局委员由原来的20人（即在东北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20人）扩大为26人，以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张闻天、林枫7人为常委；以林彪为书记，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高岗兼秘书长。
（二）为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成立中央军委东北分会，以林彪为主席，罗荣桓为副主席，高岗、谭政、刘亚楼、萧劲光、程子华为委员。
（三）为加强党对政权机关的领导，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党委会，东北行政委员会主任由林枫担任，副主席由张学思、高崇民担任，行政委员会党委由陈云兼任书记。
为了全力准备大反攻，东北军民做了大量而艰苦卓绝的工作。
二、建炮兵
要打大仗，要攻坚，必须要有远距离摧毁敌军工事和集群的强大火力，必须要有自己的炮兵。
我军从关内进入东北时，不说没有炮兵，连轻武器都没有多少。因为听说日伪军留下了大量武器可以接收，所以我们不少队伍为了赶快进入东北，都是轻装前进。可是，才过了一年多时间，在“三下江南”的时候，我们就有以团为建制的炮兵参战了。
我军进入东北后，曾经接收过少部分轻武器，在作战中也缴获了大量的轻武器，但重型武器缴获不多。曾经有一种误解，认为苏军在撤出东北时把若干武器留给了我们。对于这种说法，曾经担任过第四野战军参谋长的刘亚楼上将在1962年12月13日就编写第四野战军战史问题的一次讲话中，说过一段很重要的话：
一般人总认为苏军留给了四野不少武器，这是误解。这个战史既然是存档用的，可以把这个问题讲清楚。当时不仅不给我们武器，还吃掉了我们不少部队。也可以写一下当时斯大林是为了照顾与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个重要问题：当时我们曾向中央建议，以中央的名义向苏军要些武器。毛主席当即电示，中国革命主要靠中国自己的力量，禁止用中央的名义向他们要东西。这个电报我亲自看过，要查一下。后来以四野的名义用粮食和他们换了一些武器，用红军票子到大连买黄金，购买了一些武器。朝鲜同志不错，卖给我们一些武器。当时我曾两次去朝鲜谈判，朱瑞同志曾同我去过一次。
我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队伍是靠自己白手起家、艰苦奋斗创立起来的。为了准备大反攻，刚建立起来的炮兵部队担负了更为艰巨而繁重的任务。
谈到东北的炮兵，就不能不让我们深切缅怀我军炮兵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朱瑞。
朱瑞和他的同志们白手起家创建炮兵是非常不易的。当他们进入沈阳，当他用熟练的俄语与苏军统帅马林诺夫斯基谈判接收日军留下的火炮时，竟然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朱瑞带领炮校全体同志分散到山林雪野中各处去找，进行零星收集，无论是完整的、不完整的，破烂的、装配不上的，凡是可能有用的东西都要。在各部队的支持下，终于找到不少东西，全部集中到南满的通化，炮校也在通化正式开学，以后又迁移到北满的牡丹江，开始了东北炮兵的艰苦创业。当时炮校的办校方针就是“分散干部，搜集物资，建立家业”，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千方百计寻找火炮。只要有点线索，哪怕是零下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也要去碰碰运气。例如，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边，就曾刨出了三门大炮。
为了加快东北的炮兵建设，林彪让朱瑞起草了《炮字第一号命令》，在1946年7月9日以林彪、高岗、彭真、朱瑞、邱创成（炮兵学校政委）五人的名义下达到东北的所有部队。命令传达了毛泽东所说的“没有炮兵便没有胜利”和朱德所说的“炮兵为建军骨干”的重要论述，然后着重指出：
我党的建军与作战指导，现正处于走向正规化与正规战的过渡。标志这一转变之基本的与最重要的设施之一，便是炮兵。编成一定数量的炮兵，并使之与步兵及其他兵种正确协同作战，不但将改变我军的组织机构，也将改变我军的作战和战术形式，因而也会根本改变我军作战的指导方针（从游击战、运动战到正规战、阵地战）。坚定明确地把握住这一转变，是我军在建军途径上获得成功的关键。
1946年10月9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又下发了《炮字第二号命令》，任命朱瑞为炮兵司令员，邱创成为政治委员，贾陶为副司令员，匡裕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东北有了统一的炮兵领导机关和指挥系统。
通过种种努力，到1947年2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终于有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及牵引车65辆，训练出了一批专业人才，从1945年只有5个炮兵连，发展到有了100个炮兵连和60个步兵迫击炮连，还有1个修炮厂。1947年3月，在双城召开了东北我军第一次炮兵会议，对我炮兵第一次拉出去参加“三下江南”战役中的得失进行了认真总结。到这时候，我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支现代化的炮兵部队（也是我党所领导的整个革命军队中的第一支成规模的炮兵部队）终于初步建成。
第一次炮兵会议之后，东北炮兵本着“广泛普遍地发展与适当地集中整编使用”的原则，有了更快发展。这一方面原因是各部队的普遍重视，炮兵学校培养的骨干和各部队自己培养的骨干日益增多（根据炮兵会议的精神，各部队还有意收集和改造了不少俘虏中的炮兵人才为我所用）；另一方面原因是由于我军兵工厂的增多，修制出的火炮和制造出的弹药大量增加，陆续装备了各炮兵部队。所以，当大决战开始时，我东北野战军不仅是每个团有自己的炮兵连，每个纵队有自己的炮兵团，野战军还有了炮兵纵队。在这支炮兵队伍中，不仅有山炮、榴弹炮、野炮、加农炮、高射炮、迫击炮，还有坦克、战车。这样，就为我军的大兵团攻坚作战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持。
三、工业基地创军工
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前，中共中央就考虑尽快地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东北是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有着全国其他地区都无法比拟的工业原料的生产能力和机械加工能力，兵器生产也很有基础。如果我们掌握了东北的强大工业生产能力，对全国解放战争所急需的各种军需物资供应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在东北站稳脚跟之后，就把恢复工业生产，组织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作为东北的重要任务来抓。当全力准备大反攻的时刻到来之际，这个任务就显得更为紧迫。
前面曾经介绍过刘亚楼的一段谈话。从那段谈话中可以得知，当我军进入东北时，我们在接收日伪产业这一问题上，并未得到已经进入而且全面控制了东北的苏军的支持。虽然我们在从延安和各根据地选派干部时就已经有意地选派了若干这方面的专门人才去东北，可是他们到东北后根本无法接收日伪产业，当然也就无法组织什么军工生产。当时的后勤军需物资供应，一方面是靠自己搜集，靠向敌人夺取，另一方面是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同苏联交换。1946年苏联因为自然灾害而使农业生产受损，谷物缺乏，我们用很大力气组织了100万吨粮食与苏联交换了一大批日军武器（因为制式不同，苏军一般不用日军武器）。此外，当时朝鲜的***刚从东北回朝鲜不久，和我方联系较多，对我们态度也很友好，把当时朝鲜用不上的大量日军武器和其他物资也给了我们不少，两年之中，共有2000多个车皮。为此，东北局还专门在朝鲜设立了由朱理治负责的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
但是，上述来源只能解决一时的困难。为了支援前线，我们必须要有自己强大的军事工业。在东北建立军事工业的最早领头人是韩振纪。
韩振纪是河北高邑人，保定陆军讲武堂出身。1931年参加了著名的宁都起义，加入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任过副团长，在长征中担任军委干部团参谋长。抗日战争中，先在八路军一一五师任副团长、团政委，以后到新四军工作，长期担任新四军的军工部长，成为我军军工战线的重要领导干部。当抗日战争胜利我军开进东北时，他正在新四军二师当参谋长。由于考虑到东北军工生产的需要，特地把他调至东北，担任了民主联军的军工部长兼政委。
经过艰辛努力，我军在东北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基地在韩振纪的带领下于1946年秋天在中、朝、苏三国交界处的珲春建立，第一批开办的有机器厂、子弹厂、手榴弹厂、炼铁厂、装药厂、木材厂。我们利用到处搜集的设备和原料，依靠自己的技术人员和改造日军留下来的技术人员，终于得以源源不断地把子弹、手榴弹和炮弹送上前线（通往北满的通道是通过朝鲜走海路过去的）。到了1947年，其他根据地也在珲春基地的经验指导下陆续办起了大小不同的军工厂，东北的军工生产逐渐形成了规模，每月能生产手榴弹5万枚、掷弹筒弹10万发、子弹（包括利用旧弹壳复装子弹）500万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