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雁冰这次陪同母亲沪宁两地游览和送弟弟德济赴南京就学，用了两个星期的假。回编译所上班后得知，他工作的内容发生了变化，编译所对他有了新的安排。
编译所内有一个编辑《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部门，由商务一个老资格的编译朱元善负责。朱元善是海盐人，与张元济有点远亲的关系，商务印书馆开办不久他就进入商务工作了。此人在刊物经营方面颇为精明。譬如，《学生杂志》许多栏目中的作品都出自在校学生的投稿，他要求投稿用真实姓名，标明投稿人所在学校、年级以及属于何省何县等资料，来稿一经刊出，所有资料全部附在文后。这样一来，学校、教师、学生均以为荣，皆大欢喜，都会因为脸上有光彩而四处夸耀、宣传，无形中成了《学生杂志》的义务推销员。同时，所用学生投稿并不付现金稿酬，而是根据稿酬数目大小，赠以面值不等的商务印书馆的书券，凭此书券可随时购买商务出版的书。这等于为商务书籍的发行又开了一条销路。为此，朱元善很受老板器重，一人兼做了这三个刊物的主编。但是他手下没有助编，朱元善本人也并不善于处理稿件，所以他向高梦旦提出要沈雁冰做他的助手。
孙毓修现在很看重沈雁冰的学识和能力，并不愿意放手，便借口还要沈雁冰编辑《中国寓言》的“续编”，不肯放行。最后，高梦旦做出一个折衷的决定：沈雁冰同时为两个部门工作，半天审阅《学生杂志》的来稿，半天编辑《中国寓言》的“续编”。
《中国寓言》的“续编”此后实际上并没有做起来，沈雁冰在孙毓修那里的一半工作时间，是协助孙用白话文改写了一批童话。那时，胡适已在《新青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运动，他们便从外国童话和中国古代传奇故事中选取了一些有趣的故事，陆陆续续编写，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第一集》中。
另一半的工作时间，沈雁冰主要为《学生杂志》审阅处理学生投稿。这个杂志是以中学生为对象，内容五花八门，像科学知识、数学难题解答、健身武术、国内外每月大事记、中英文对照的小文章、诗词散文等，主要为中学生提供课外知识。学生投稿大多是些游记、诗词，用文言写成，沈雁冰处理起来驾轻就熟，也花费不了多少精力。不过，为《学生杂志》做编辑工作，在沈雁冰的文字生涯中倒是开创了几个“第一”。其一，这是沈雁冰做刊物编辑工作的开始。其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译作《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即是刊登在1917年正月号的《学生杂志》上，这还是在朱元善把他网罗在麾下之前的事。这第三个“第一”，是沈雁冰称之为自己撰写的第一篇论文，题目叫作《学生与社会》。
朱元善这个人作为刊物主编，而且是三个刊物的主编，大概得算是不学无术，至少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不过他头脑灵活，善于观察时代的风向，而且勇于趋时。为了从适合中学生阅读的杂志上寻找编刊物用的材料，他订了一些报刊，其中就有陈独秀编的《青年杂志》。
《青年杂志》于1917年改名为《新青年》，陆续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文章，成为文学革命、新文学运动的始作俑者。朱元善看到这些文章后，敏感到时代变化的某种趋向，也打算在《学生杂志》上试一试改革。事实上，他是商务印书馆几个主编杂志的人中对舆论动向最敏感的人，这是他的长处。他认为改革应该先从社论开始，于是便请已调至他手下的沈雁冰，写一篇不同于以往《学生杂志》社论内容的短文，作为社论。
沈雁冰凭着一股书生意气，借“学生与社会”为题，对2000多年以来的封建社会治学思想大发了一通议论。朱元善甚为满意，以为可以使《学生杂志》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将其作为《学生杂志》1917年最后一期的社论。同时他又请沈雁冰再写一篇，作为1918年元月号的社论，题目定作《一九一八年之学生》。
在这篇社论中，沈雁冰议论了一通时政，然后对中学生们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把“革新思想”列在三点之首，说明了他所希望的重点所在。“何谓革新思想？即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沈雁冰以“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的新思想，抨击旧学校教育出来的所谓人才“类多半旧不新之人”；旧的道德意识教人“以退让为美德，守拙为知命”；疾呼“扫除旧渣滓”，“抱定人定胜天之旨，而以我力为万能”，振臂而起，奋力创造新的文明。
虽说沈雁冰此时的思想意识还只是进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但这篇社论的内容还是紧随《新青年》的步伐，充满革新精神的。
然而，也就是在沈雁冰用笔奋力向青年学生们疾呼的同时，他自己却又不能不面对类似“以退让为美德，守拙为知命”的尴尬处境：
一年前由他和母亲商定的办喜事的日子临近了。
心态下，确认了对这件人生大事的安排。一年的时间也的确不算长，按说这种平静的心态不会发生多么大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近现代两个历史时期之交的这一年——1917年初到1918年初，却无论如何不能视之为人生匆匆而过的一年。
这一年中间，文学革命、新文化运动渐成大势，远在欧洲轰响的“十月革命”的礼炮，送来了“在欧洲徘徊”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共产党宣言》）。许多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在此期间，都经受了一个思想上的冲击、洗礼，沈雁冰自然也在其中，这从他为《学生杂志》撰写的两篇社论里即可以看出。所以，当这件“喜事”来临之际，他原有的平静的心态，应该多少有些不平静了。
遗憾的是，人们已经只能揣测，却无从证实这一点，因为“婚事按预定计划，于1918年春节后进行”了。
关于婚礼的场面和经过，沈雁冰在晚年自述《我走过的道路》中用平静的笔调、平静的叙述这样写着：
新婚之夕，闹新房的都是三家女客。一家是我的表嫂（即陈蕴玉之妻）带着她的五六岁的女儿智英。一家是二婶的侄儿谭谷生的妻。又一家是新市镇黄家的表嫂，她是我的二姑母的儿媳。
二姑母三十多岁出嫁，男家是新市镇黄家，开设纸行，与四叔祖现在的续弦黄夫人是同族。这三家女客中，陈家表嫂最美丽，当时闹新房的三家女客和新娘子说说笑笑，新娘子并不拘束。黄家表嫂问智英，这房中谁最美丽，智英指新娘子，说她最美。新娘子笑道：
“智英聪明，她见我穿红挂绿，就说我美丽，其实是她的妈妈最美。”大家都笑了。此时我母亲进新房去，看见新娘子不拘束，很高兴。母亲下楼来对我说：孔家长辈守旧，这个新娘子人倒灵活，教她识字读书，大概她会高兴受教的。
书中记述婚礼仪式当日情景的文字，只有这短短几百字的一段，而且只是傍晚宾客闹新房的一个场景。来闹新房的，似乎也不应该只有女宾，或者因为事隔半个多世纪，沈雁冰已经忘却了婚礼上喜庆欢愉的场景。不然的话，只能说作为人生一大喜事的这个仪式，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愉快、难忘的记忆。
有一个细节，也许可以让人们体味到沈雁冰当时的心境。
那是到了第二天，婆婆考问新娘子，才知道她只认得孔字，还有一到十的数目字。新媳妇知道夫君是曾在北京读过书的，问婆婆道：
“北京离乌镇远呢，还是上海离乌镇远？”
陈爱珠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孔家竟如此闭塞，儿媳这个问题想必在自己家里也曾问过谁，孔家难道连北京都不知道吗！但到底因为儿媳是才过门的新娘子，作婆婆的也不好多说，只是对她叹息道：“自从我们两家订下你们二人这桩亲事后，德鸿的父亲就多次让媒人捎话给你的父母，要求他们让你读书，德鸿父亲去世后，我也请媒人转告了这个意思，看来他们没有把这当回事。”
身为婆婆的陈爱珠了解到新儿媳全然是一个文盲的状况，尚且大为吃惊；那么身为新郎的沈雁冰，面对此情此境，该是何等样的心情呢？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娘子的情况是婆婆第二天打问来的，那洞房花烛之夜，莫非新郎、新娘一夜无话？如若不是，只能理解为沈雁冰实在不愿用自己的亲身感受，将这一情节记忆下来，而是借了母亲与新娘子问话，留作一段历史的叙述。个中苦涩，全在不言之中了。
不管心理是怎样一种感受，心情有多大的落差，沈雁冰至此为止，平静一如既往地接受了属于他的女人、婚姻、家庭，但有一样他没有——两情相悦的爱恋，至少目前没有。
其实与沈雁冰同一时代的青年，还有许多人也是由父母包办结婚组成家庭的。他们在当时的感受，也许确实没有我们用现在的感受去审视历史时那样沉重，那样难以忍受。但不同性格、经历的人，显然也会表现出很大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反应。并且这种反应所包含的性格上的因素，势必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生活，乃至成为塑造这个青年人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
譬如几年之后因一场笔墨官司而与沈雁冰相识的郭沫若，在婚姻问题上同样经历过这样一幕“时代喜剧”的场景，对比他与沈雁冰的不同表现，是可以发人深思的。
郭沫若年长沈雁冰四岁，结婚还要早几年，是在1912年。他的婚事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定。郭沫若对此虽不满意，但为体谅母亲一番苦心，同时听说订婚女子人品好，是天足，又在读书，便心存希望于将来可以教她读书，慢慢地发生爱情。于是他在亲事议定之后呈现出这样一副心态：“就这样要说是绝望说不上绝望，要说是称心也说不上称心。心机像突然取去了称盘座的天平，两个称盘只是空空地动摇。动摇了一会之后自然又归于平静了。”
这与沈雁冰那种平静的心态，大约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婚礼当天，新娘子一下花轿，郭沫若就看见一双“三寸金莲”，心里不由得喊了一声“啊，糟糕！”及至进入洞房，揭开新娘子的盖头。郭沫若觉得什么也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马上想起四川俗语里说的：“隔着口袋买猫儿，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所以，他后来给自己关于这段人生的自传所起的题目就叫作“黑猫”。
其实新娘子的相貌并非郭沫若当时感觉的那么丑，（无论当时见过新娘的人，还是这位新娘许多年以后的照片，似乎都能证实这一点）实在是因为新郎主观上已经对这桩婚事产生了逆反的心理，故而会以情绪化的偏激的目光注视婚礼上的一切。而婚前心理上的平静，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假象，或者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的，是“机会主义的误人”——让他后悔不迭的妥协。“我的一生如果有应该要忏悔的事，这要算是最重大的一件。我始终诅咒我这项机会主义的误人。”“机会主义的必然结果便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两千年来中国人便困顿在这两重的软禁之下，不是把所有的民族的菁华，或者是人性的菁华都消磨殆尽了吗？”
尽管郭沫若仍然敷衍着完成了结婚的一切仪式，包括第二天的“回门”，在婚后的第五天，他便在实际上永远告别了这个女人和这个家，自己埋葬了这个婚姻。
如果单纯作为一种历史上个人行为的“个案”来比较、评价沈雁冰与郭沫若对于父母包办的婚姻，各自表现出来的不同的心态和所采取的不同处置方式，人们很难用“是”与“非”、“好”与“坏”这样的价值标准予以衡量，因为处在一个新旧历史转换时期的社会，每一种存在，似乎都能找到它存在着的某种合理性。只有将它们置放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下，才能辨别其优劣，劣者终归会被淘汰、消亡。
但是沈雁冰对待婚事的这种态度，对于他此后的人生之路所发生的影响，或者所寓示的某种象征，其实是不言而喻的。时间将一点一点地演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