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假期期间，沈德鸿和母亲反复考虑，也没能确定投考哪所学校，最后沈德鸿决定去杭州闯一闯，虽然没有一定的目标，但杭州有两三个中学可以选择。母亲不放心德鸿一人出远门，家里纸店的经理说，杭州一家多年往来的纸行有熟人可以关照，母亲这才同意。
沈德鸿到杭州以后，顺利地考上私立安定中学，插班进四年级。
这所中学的校长是杭州城里一个大商人，他想洗刷被世人讥笑的铜臭气，兴办了这所中学，并且重金聘请来杭州最好的教员。沈德鸿的国文教师，历史、地理老师都是满腹经纶的学者，物理、化学老师则是留日学生。
国文老师张献之诗词功底特别好，人称“钱塘才子”。他是秀才出身，但兼通新学，还精通日语，曾翻译有《十九世纪外交史》等书。张献之在课上专教沈德鸿他们填词作诗，从练作对子的基本功开始训练，他出上联，让学生对下联，然后当堂改评。他把杭州风景名胜之地的名联拿来作教材，评点长短优劣，引导学生鉴赏品味。沈德鸿从张老师的讲授中打下了很扎实的旧体诗词基础，也学习了不少鉴赏、批评的知识。这对于他日后从事文学批评大有裨益。
另一位杨老师，从一开课就让沈德鸿感到惊异，很快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杨老师讲授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开始，经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直至桐城派古文和晚清的江西诗派，把一条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勾划得清清楚楚。这让沈德鸿一下把此前学过的古典文学作品和文史知识融会贯通起来，初步打开了他的文学史视野，形成了文学史的观念。杨老师讲课的方法也特别，在黑板上只写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让学生做笔记，他给改正，记得不全的，还给补上。沈德鸿开始做笔记，无论如何赶不上杨老师的口授，后来采取强记的办法，只记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课后靠记忆默写下老师讲课的内容，居然也就能记下十之八九。这大大增强了他记忆的能力。
1913年夏季，沈德鸿从安定中学毕业了，他面临选择方向的问题。升学或者就业的选择，仍然有来自家庭内部不同意见的压力。
陈爱珠心里其实早有一个安排好的计划。她母亲当年给她的1500元钱一直存在钱庄上，到此时连本带息已有7000元之数。她把这笔钱一分为二，作为两个儿子读书所用的专款。3500元钱还够沈德鸿再读三年书。陈爱珠认为，既然当初让德鸿读中学而不选师范，就是为进大学的，现在中学毕业，当然要考大学。有陈爱珠认定的决心，又有她谋划好的财力支持，家中的长辈也就无话可说了，反正用不到家族里一文钱。
陈爱珠自己订有上海的《申报》，上面广告栏中登有上海、南京的大学和北京大学在上海招预科生的广告。陈爱珠权衡再三：3500元仅够三年的学费，卢鉴泉此时正在北京的财政部工作，因了这两点她决定让德鸿报考北京大学预科。这样经济上可以供得起，又有人可以关照只身在外的儿子。
陈爱珠总是事前把一切考虑得周到妥贴，但她却有一点没想到，而这一点恰恰决定了沈德鸿今后的人生道路。
沈德鸿在7月下旬到了上海，到了报考时才得知北大预科是分一、二两类的。一类预科将来进本科的文、法、商三科，二类预科将来进本科的理工类学科。报一类预科主要考国文与英文，二类预科则必考数学，沈德鸿的数学一直是弱项，他自知不行。这时再询问母亲的意见显然已经不可能了，况且他自幼的秉性是喜文史而远数理，这同父亲很不相同，而且心中已经有一个要做文学家的梦想。所以沈德鸿平生第一次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做出了重大的选择：报考一类预科。虽然这意味着违背父亲要自己学理工搞实业的遗愿，意味着没有事先征得母亲的同意就确定了今后所要走的路。但人生价值的体现，“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的鸿图大志，应该是有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去追求和实现的。
当然，沈德鸿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并非单纯出自个人的意志，这种个人意志实事上包含在一个时代趋势的走向中。
实业救国的确是清末面对日益衰败的国运，许多爱国志士认定的一个强国富民的选择，它代表了一个时期的历史动向。但是从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现实，使许多志士仁人渐渐认识到，单靠兴实业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政治革命、普遍的社会革命，才能使旧秩序统治下的中国走向新生，而这需要国民的思想启蒙。因此，许多原来抱有实业救国思想的先进的知识分子转而投身于从事思想启蒙的工作。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北大一类预科的考试，对于国文和英文知识的功底都很扎实的沈德鸿来说，应付裕如。考完之后，他还有兴致游览了上海的城隍庙，然后返回乌镇等消息。
陈爱珠知道儿子自己选择了文科，倒也并不十分意外。儿子自幼的秉性和兴趣所在，她当然了如指掌。虽说丈夫有所嘱托，但也不能因此束缚了儿子一生的发展，今后的路得他自己去走。能把德鸿送进大学，造就成才，也算是了却了丈夫的遗愿。况且还有小儿德济呢，德济的数理成绩一直是很好的，这方面大概受之于丈夫的多些。
此后，沈德鸿每天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申报》的广告栏，新生的录取名榜将登在那里。这样悬着心大概有一个月，录取名榜终于登出来了，反复看了几遍，没有“沈德鸿”三字，但有一名“沈德鸣”。母亲猜测是因为“鸿”、“鸣”二字字形相似，故而报社搞错了，但一家人的心里毕竟不踏实。幸而几天之后，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
8月中旬，沈德鸿再到上海，从这里乘船北上天津，然后转乘火车到达北京。
在北京大学预科，沈德鸿开始了一个与以往大不相同的生活。北方的天空比时常阴雨的故乡似乎显得更高更远，北京大学里自由、开放和追求真理的空气，比中学里那种循规守矩的沉闷氛围更开阔人的思想。
预科的学生宿舍分两处，一处在北河沿的译学馆，一处在沙滩，沈德鸿住在译学馆。这是一幢两层洋楼，每个房间设十几个床位，每个人都用蚊帐和书架为自己围成一个独立的小天地。蔡元培那时还未到北大，校长是留学美国的胡仁源。教授们则是中西皆有，洋人为多，思想观念各不相同，可谓是个古今通用，新旧兼容的状态。
教历史课的陈汉章给沈德鸿留下深刻的印象。陈汉章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章太炎的同学，在北大还未更名京师大学堂时就被聘为教授。但他因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可钦赐翰林，宁愿做学生，由此出了名。辛亥革命推倒皇帝，打破了他的希望。陈汉章自编讲义教授中国历史，把西学中的声、光、化、电诸科，考证为中国先秦诸子的书中早已有之。他以《列子》上的飞车谓为欧洲的飞机，自豪地宣称：那时的欧洲还在茹毛饮血的时代呢！
沈德鸿觉得这未免太牵强附会，下课时便议论了一句：“这不过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而已。”陈汉章听见了，把沈德鸿找到家中谈话。他说之所以这样讲，意在打破时下全国普遍存在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历史的颓风。他还特别告诉沈德鸿，校长胡仁源即是这样的人物。这一番解释，让沈德鸿深深感受到老先生那股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的激情，他不由得肃然起敬。
教国文的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幼渔几位先生都是浙江人，年轻而思想进步，人称北大文科由浙江人取代桐城派而兴盛。沈尹默是湖州人，后来与陈独秀、钱玄同一起创办《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驱人物。他教国文，不用讲义，只指示学生研究学术的门径，博览图书靠学生自己。沈德鸿由此掌握了钻研学问的基础。譬如关于先秦诸子，沈尹默只教沈德鸿他们读庄子的《天下》、荀子的《非十二子》、韩非子的《显学》三篇，启发他们从中了解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这既指导了学生怎样读书，又培养了他们思维的方法和思辩的能力。沈尹默还为沈德鸿他们讲授如何辩析古文的真伪，引导他们系统学习中国古典文论……这些学习，使沈德鸿从安定中学杨先生那里获得的文学史的视野和知识更加开阔，更加系统，更加丰厚。
北大的教授中外籍人多，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沈德鸿在这里受到西方文学的洗礼。中学时代的英文课主要是学习语言，北大的英文课则是直接学习文学作品。司各特的《艾凡赫》、笛福的《鲁宾逊飘流记》都由专任的教师讲解。沈德鸿最喜欢一位年轻的美籍教师讲授的莎士比亚戏曲。这位教师不但讲《麦克白斯》、《威尼斯商人》、《哈姆莱特》等作品，还教学生用英文写论文。沈德鸿的英文水平也因此大为提高。此外，德鸿还第一次学习了《世界通史》，选修了法文。
母亲不时会有信来，她当然放心不下一直在自己呵护下长大的儿子。但路途太遥远了，所以她嘱咐德鸿寒假不必回家，可以去卢表叔那里。
平时的周日，沈德鸿总是到卢公馆度过，卢鉴泉得知德鸿寒假准备留在学校，便邀他到家中去住。沈德鸿婉言辞谢了，因为同宿舍的江浙两地同学大都不回家。他只向卢表叔借来二十四史读，卢表叔一直很器重他，曾告诉他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这样几个寒假下来，沈德鸿不但浏览过一遍二十四史，而且精读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这四史，收获很大。
在北大预科的生活是平凡的，每日的读书学习又是繁忙的，沈德鸿觉得日子一天天过得飞快，三年的预科学习即将结束了。
但是在这几年中，中国社会进入一种更加动荡、混乱的状态，仿佛黎明前的暗夜，更显得黑沉沉的。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做起当皇帝的梦，上演了复辟封建专制皇权的闹剧，卖国求荣的“二十一条”更促使中国进一步殖民地化。
一心埋头读书的沈德鸿，并非没有感受到这种时局维艰的现实，所以他才对这三年的预科生活有了如此感受：“我还是我，除了多吃些北方的沙土，并没有新得些什么，于是我也就厌倦了学校生活了。”这似乎与那段“几乎将我拖进了几千年的古坟里去”的中学生活相比，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其实并非如此。这些变化积聚在沈德鸿的身上，既有学识上的积累，也有体认现实、思考人生的积累，他不再是中学时那个“恂恂小丈夫”，只知“革命”二字，连最起码的革命史常识都没有的懵懂少年。这种积累起来的变化，已经为他走进社会，真正开始人生行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沈德鸿在北大预科学习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半个中国掀起了讨袁护法的“二次革命”，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就在沈德鸿准备最后一次大考时，袁世凯死了。7月份，结束了北大生活的沈德鸿踏上了南下返乡的旅途。
与此同时，母亲陈爱珠已经在为儿子的前程运思谋划了。她只能为德鸿的读书生涯划上一个句号，如果德鸿还想继续求学，就得靠他自己奋斗。但是她相信德鸿已经具备了自立就业的能力，她所要做的，就是帮助儿子选择安排一个她认为理想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