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北京师范学校的五年时光是老舍富有激情的五年，也是他努力发展、展现自我的五年，凭借着自己的不懈努力，老舍攀上了人生路上的第一个高峰。
老舍在这时给自己起了个“醒痴”的名字。《北京师范学校一览》的“在学师范生一览表”中记载道：“舒庆春，字醒痴，十六岁，京兆宛平人，通讯处：小羊圈。”关于“醒痴”的来历，老舍之子舒乙分析道：“醒痴两字，既有写实的成分，也有一点自勉、自谦的成分。老舍先生幼年由于家境贫苦，发育不好，三岁还不会说话和走步，比一般儿童迟得多，可谓痴。”北师阶段正是老舍有意识地从痴中醒来，自觉追求上进，展现自我的时期。事实上，老舍也确实身体力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北京师范学校学制五年，其中包括一年的预科，在这五年时间里，老舍在很多方面都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正如同窗好友罗常培所说，自从老舍转入北京师范学校后，“他的光芒渐渐放射出来了。宣讲所里常常见他演说，辩论会中十回有九回优胜。再加上文学擅长，各种学科都好，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罗常培：《我与老舍》）同窗好友关实之回忆说，“在五年学习期间，老舍的成绩一直是上等，属于高才生”。北师的五年间，老舍在学习上不敢有半点放松，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他各科成绩都十分优秀，而写作方面尤为突出。在这里，老舍遇到了自己人生中的另一位伯乐——方还校长。
方还，号惟一，前清的进士，国学颇有造诣，“博学好古，精诗词辞章之学”，有“江南文坛巨匠”的美誉，是民国初期享有盛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老舍在这一时期逐渐显现出的文学天赋得到了方校长的赞赏，受到方校长的悉心指导，练习古文与旧诗，还经常获得校长亲自给他改诗的殊荣。正如好友罗常培所言，他“一跃就成了校长方还最得意的弟子”。对于自己的这位得意门生，方校长十分器重，辞世前还特意亲自题写了一幅字给他：“四世传经是谓通德，一门训善惟以永年”。老舍将恩师的墨宝一直恭恭敬敬地“悬在最显眼的地方”（《四大皆空》），时刻提醒自己谨遵恩师的训诫，这自然是后话。此外，还有国文教员宗子威老师，也是老舍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重要领路人，为老舍日后的写作打下了深厚的功底。
正是从这时起，老舍开始练习用文言文作诗、作赋，他曾耗费大量的时间读古文、记典故。在《我的创作经验》一文中，老舍特别说道：
别人演题或记单字的时节，我总是读古文。我也读诗，而且学着作诗，甚至于作赋。我记了不少的典故。可惜我那些诗都丢了，要是还存着的话，我一定把它们印出来！看谁不顺眼，或者谁看我不顺眼，就送谁一本，好把他气死。
同学段喆人还记得老舍喜欢作诗，喜欢读《十八家诗抄》和《陆放翁诗集》。每次老师把作文批改以后，总是按优劣次序搭成一摞发给全班，老舍的作文总在最前几名。
这一时期，老舍的习作有不少，留存至今的《北京师范学校校友杂志》上，就刊载了他读书期间写作的旧体诗和文言散文，共计10篇之多。其中的很多篇章都十分精彩，如《拟编辑〈乡土志〉序》一文中写道：
夫爱其乡矣，乡何由而保？告之曰：必爱尔国以保尔乡。则爱其乡者必爱其国，爱其国者始于爱其乡。……以乡土之资料，编入小学课程，其庶矫今日教育者空谈之实、骛远忽近之弊软？使国人而人人怀一《乡土志》也，展册一读，乡土宛然在目，虽重洋万里之外，吾知其恰然泪下，念其祖国，媚外之心决不复存！则《乡土志》之研究也，易而收功也。如此，吾将为国人创而为之，以风吾一乡，且补教育之不足。
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老舍最早的散文，思想、遣词之老道，实非同龄人可以企及。
老舍的文中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旧体诗《年光不再，逝者如斯；五载春风，瞬将毕业矣。鸳钝依然，前途惘悄，乃感赋四律》中，作者就抒发了自己一心报国的志向与抱负：
出山小草有远志，报国何必高权位！
男子浩气薄云天，夺得山河须眉吐。
来日神州正多难，男儿刺臂仍吞炭。
江山离乱惟余恨，肝胆轮本耐穷。
东去康成还自誓：生平不许谒金门。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老舍各方面综合发展，比如他的毛笔字就写得非常好，他写的大颜深得方校长的赞赏。方校长并不是负责教写大字的老师，但是星期天同学们自由在教室写大字，他独给老舍大圈大点评为“大气包举”，高声赞许道：
“好呀，好呀！”
老舍的性格也不似从前那么内向了，同学眼中的他虽然“身体单薄，长得瘦小，但却特别聪明伶俐，充满朝气”。他在辩论赛上常常妙语连珠，屡次夺魁。日常生活中，他幽默风趣的言谈也赢得了同学的喜爱。老同学郝长海对老舍当年的幽默之举还记忆犹新：
民国四年秋季某星期六晚间，本班在校同学自由齐集教室，请老舍为同班某同学的自造语言（非固定的任何国家语，但类似英语的声调，乱发音的胡扯语）的假讲演作翻译。那位同学乱说一通之后，老舍便用装腔作势激昂慷慨的声调，无限自由地翻译一番。逗得同学们掌声和哄堂大笑声时起时伏。尤其是当他以逼真的笑貌音姿译到颇负众望的贵州籍植物学老师陆鋆先生每年暑假前回答同学要求限制考试课题时，经常告诫大家的两句可宝贵的格言：“君子之爱人以德、不可以姑息”时，同学们拍掌起立，拥上讲台，把他举了起来。（郝长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老舍还有一个“大将”的雅号呢。那时班上组织了一个20人左右的“军乐队”，由教音乐的宋茂堂老师负责指挥。军乐队分为三个部分：鼓、号和军笛。老舍吹号，却能记得鼓与笛的谱子，所以宋老师有病或有事不能来时，就由老舍出面代替宋老师指挥。据同学回忆，老舍的号吹得并不怎么好，可是指挥起来却特别带劲，同学们对他的指挥才能都很钦佩，所以称他为“大将”。瘦弱的老舍居然得到“大将”的称号，不难想象其当年的翩翩风度。
正是在这位“大将”的率领下，北师的众同学曾大闹食堂，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原来当时北师的膳食是由“包饭作”承办的，按规定，早饭每人两个馒头、一碗粥、一盘咸菜；午饭是四菜一汤，主食是米饭；晚饭也是四菜一汤，主食是馒头；都是八人一桌。按理说，这样的伙食本来完全吃得很饱。可是包饭作常常偷工减料，馒头做得越来越小，粥越来越稀。如此一来，同学们往往就吃不饱了。对此，大家都很有意见。为了治一治包饭作，同学们经过酝酿，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有一天晚饭前，老舍等人和全体同学商量好：“吃饭时每个人都要多吃点，要把饭全吃光，之后再要。”因为大家已做好了准备，结果一会儿就把饭吃个精光。于是就一边敲桌子一边喊：
“还没吃饱怎么就没饭了！快拿饭来！”厨师一看不好，赶紧到附近饭馆去买烧饼。等他把烧饼买来，同学们又风卷残云似地吃个精光。
之后又敲桌子喊道：“怎么买这么少！”厨师又去买，把附近的烧饼都买光了。不一会儿同学们又都吃光了，又敲桌子。厨师明知他们是有意这么做，可心虚地不敢发火，最后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站在食堂门口向大家一遍一遍地作揖道：“各位先生，各位先生，我们做少了，一时准备又来不及，请各位先生原谅！”同学们一看把他治住了，这才摸着圆滚滚的肚子大笑着走出食堂。从这以后，厨师再也不敢偷工减料了。（郝长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确实锻炼了老舍，他关心时事，当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果实而出任大总统时，老舍曾和班上的几位同学一起自编自演了一出话剧《袁大总统》。关实之回忆说：“我和老舍都参加了演出。颜伯龙同学较胖，他就扮演袁世凯；我扮演教育部长，老舍也扮演一个部长，什么部长已想不起来了。服装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借的，袁世凯的帽子是用纸做的，这出剧主要是揭露和讽刺袁世凯的飞扬跋扈，是在校内演出。这下可急坏了校长方惟一。他来到我们班，劝大家不要演：‘搞不来呀！搞不来呀！你们要闯祸的！’”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时侯，一群师范学生居然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演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剧，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话剧虽在方校长的劝说下仓促收场，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北师同学思想的开阔和大胆。
当时，北京师范学校还组织学生到大小汤山进行过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野营。野外训练给同学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关实之回忆道：
那是在我们毕业的前一年，一九一七年夏天，体操老师俞飞鹏要带我们到大小汤山去打野外，这是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野游。为了使这次活动更有意思，方校长也不知从什么地方借了一些真枪，还弄来一些子弹。我们每人扛一条枪，发三发子弹。全校二百多人排着队，唱着歌，从南口居庸关出发。由于都穿着校服，扛着枪，真有些象兵的样子，只是年纪小了点。我们自己搭帐篷，不住老乡家。因为要进行占领“阵地”的演习，我们二百多人分成两队，一队由俞飞鹏老师带领，一队由张秀山老师指挥。两队对阵，我和老舍都在俞飞鹏老师带的队里。在打遭遇战时，由于安排得不好，没遭遇上。我们等了半天也不见另一队来进攻，俞老师就指挥我们在“阵地”上烧了一堆草，之后把我们带出“阵地”，表示撤退了。可是，张老师带的一队，当他们找到我们的“阵地”时，硬说他们占领了我们的“阵地”。结果两队同学真的打了起来。因为我们不承认是他们占领，而是我们主动撤退。
随后的《北京师范学校为举行野战演习致教育部呈》中写道：
“是役也，始出发天甫明，司令训话，发子弹，诸生荷枪整队行，大街电灯未熄，道无行人，晨风栗暴扬尘沙，革履声槖槖，路巡额手致敬，肃然疑军行，不审其为学生队也。”这样的实战演习绝不是一般的市属学校能做到的，教育部还特别对此次野战给予嘉奖，同学们都感到特别骄傲。老舍也曾作过多首古诗予以纪念，如《十月念一日，赴西山观察野战地势。是日大雾，抵午方晴。四年两登此山矣，为二律以志之》、《定战于石景、金顶二山。我军驻石景作战两次，我先胜而后败。同学各有记，乃为诗以志胜概》、《野战归来，勇气百倍。路人目为军队移驻者。吾国积习，文武殊途，改正之贵在吾辈也，乃成一律》等。
毕业前夕，老舍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和教育实习活动。他在位于北京西斜街宏庙胡同北京师范学校附小，进行了大约两个月左右的教育实习。其中，在一次教育实习批评会上，针对同班同学在毕业实习时所讲授的国文课作了记录，并发了言。该记录稿记得公正、详细、系统、完整、规范，因此被作为教育实习中的范文上报京师学务局。此外，老舍还跟随北京师范学校本科四年级学生赴天津、保定等地进行过教育实习。其间，他曾与杨金直合作，利用教学实习的业余时间先后调查了天津、保定两地十几所小学的情况，并联名写成了《参观津、保小学校特别调查报告》，详细介绍了所调查的十几所学校的校地、经费、编制、设备等情况。老舍的才华日益显露出来。
1918年6月，老舍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保存至今的北京师范学校档案资料《呈报毕业学生表》中记载了老舍毕业考试的情况：“舒庆春，21岁，京兆宛平县人，民国二年八月入学，民国七年六月毕业，毕业总平均分数85.78分。”
5年间，老舍完成了人生的蜕变，逐渐崭露头角。对这段师范生活，他一直心存感念，他说：“幼读三百千，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著者略历》）后来老舍当了大学教授，还和当年的同班同学一起，集刻了两座石碑送给母校，表示对学校和师长的怀念。这两座石碑至今仍在，1955年北京师范学校迁校时，石碑被一道迁往宣武区南横街的北京师范学院新校址，即现在的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