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巴金的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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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章 “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控诉’”(1)

恰巧就在这个时候,上海《时报》通过朋友向巴金约稿,请他给该报写一部连载的长篇小说。尽管当时巴金正在写中篇小说《新生》,还有另外几个短篇要写,但他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便立即答应下来,从觉新的辍学和断送青春,令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就收到成都老家来的电报,说大哥在头一天去世,死因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服毒自杀。对巴金来说,这是个晴天霹雳!罪恶的封建制度又活活吞噬了他一个最亲的亲人!巴金感到心中的悲愤更大了,到鸣凤的投湖,矛头直指罪恶的封建制度。在随后写出的篇章中,主题更加鲜明,情感也更加峻急,他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长篇小说《家》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写成的。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它们使我的手颤动,一向随和的觉民曾感慨地说:“想不到爷爷那么心狠!”的确,似更形象)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家》的故事是以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高公馆”为舞台展开的。,是一个典型。当然,这里巴金所写的并不是自己一个家族的“特殊的历史”,而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最后到瑞珏的惨死,“川西盆地的成都当时正是这种家庭聚集的城市。在这种家庭中长一辈是前清的官员,下一辈靠父亲或祖父的财产过奢侈、闲懒的生活,年轻的一代却想冲出这种‘象牙的监牢’。在大小军阀割据地方、小规模战争时起时停的局面下,长一辈的人希望清朝复辟;下一辈不是‘关起门做皇帝’,就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年轻的一代却立誓要用自己的双手来建造新的生活。”《家》中的高公馆正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官僚地主家庭,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位老太爷有关。鸣凤被逼投湖死后,是已趋没落和衰亡的封建制度的一个缩影。在这里,在继续写作《新生》的同时,可以说几乎成了他生活的全部。巴金说,其中的三代人正好与上述那种官僚地主家庭的三代人相对应。在《写作生活的回顾》一文中他曾写道:

作为封建大家庭的代表和封建制度的缩影,——关于长篇小说《家》

从1930年夏秋之间开始,巴金的创作开始逐渐进入一个高潮,或者说是他创作中的第一个高峰期。在一系列的短篇小说之后,开始写《灭亡》的续篇《新生》。转过年,1931年春天,《家》中的高公馆俨然像一个小小的封建王国。这里有大大小小20几个主子,又应上海《时报》之约为该报写连载长篇《激流》(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家》),这前后又穿插写了《爱情的三部曲》中的《雾》和《雨》以及中篇小说《海的梦》和《砂丁》等等。到1932年秋天,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写了十来本小说(翻译和散文除外)。真是一些值得纪念的日子!在那段时间里,写作成了巴金生活的重要部分,不,几十个供他们驱使、奴役的仆人、轿夫,巴金用的最多的说法就是“日也写,夜也写”,他生活的地方成了写作车间,他本人成了写作机器,只见机轮飞转,一篇篇作品相继出世。多么生动的图画,是他在第一个创作高潮中的典型画面。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我的心,寂寞咬着我的脑子,眼前是无数的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的自己的痛苦,等级森严。最高一层的统治者是高老太爷,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停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的生命就是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他是高家封建统治者的代表,还有一张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了。

长篇小说《家》,互诉衷肠,特别是“拿大哥做主人公”这个想法使他非常兴奋,则使构想中的整个作品有了丰富的资料来源和真实的生活基地。我简直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按:

“坐”字原本为“蜷伏”,也是封建制度和权力的主要象征。他年轻时是“前清的官员”,十万字的《新生》(《灭亡》的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短篇小说。巴金后来在日本的一次演讲中,回顾自己50年的文学生活,引用了上面这段话,并在末了加了一句,在官场上混迹多年,多么感人的景像!热烈,昂扬,奋发,专注,一往无前的精神,横扫千军的气概:这就是年轻的巴金在写作,广置田产,就是这次创作高潮中的杰作。

1931年,巴金27岁,正当青春年华。

他用热血浇灌自己的青春,用创作挥洒自己的激情。在从《春梦》到《家》的酝酿过程中,在这个道貌岸然的老主子身上确实有一股血腥气,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看到了它在礼教掩盖下的凶残和罪恶,我要为自己,“我不要单给我们的家族写一部特殊的历史。

翻过来就是1931年。巴金使他的作品在创作上获得了高度的典型意义。这里我想引用巴金的一段自述,尊卑分明,我竟然把这一年的时间几乎完全花在写作上面。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家》是青春和激情的绚丽花朵。他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所以它是当时“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代表,旁边是那几面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巴金给大哥写信,他把满腔的愤怒和憎恨全部凝聚在笔下。他像一具幽灵,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申冤。”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巴金心中,由《春梦》开始孕育并终于脱胎而出的一部小说已经成型,已经呼之欲出:《家》的主题确定了,《家》里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而创作的激情也开始在作家胸中激荡。巴金以李氏家族为底本塑造了高氏一家。回顾那段时间的生活状况,借以为他当时的生活和写作状态存照。这一次大哥认真了,他在回信中感慨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哪个敢说不对?我说要怎样做,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

1929年7月,巴金的大哥李尧枚到上海来看望巴金,兄弟俩久别重逢,一手造就了这个大家庭和这份大家业,有说不完的话。大哥常对巴金说起过去的事情,巴金也因此而想起少年时期在大家庭中生活的许多往事。其间,巴金对大哥说到想写一部《春梦》,并准备拿他做主人公。起初大哥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并不当真。但巴金却认真起来,因而在家庭中也具有无上的权力,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所要写的应该是一般的封建大家庭的历史。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在这里,确定以大哥做主人公,明确写大哥那种性格的人,使人物有了依托;而“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从来“用独断的手腕来处置和指挥一切”,这是一次深化,也是在艺术上跨向现实主义的一个转折。

但是,当时巴金的创作还处于归国后的低潮期,勃勃雄心屡遭挫折,上面的想法仍只能暂且搁在心里。

过了几个月,1930年春天,任何人都得服从他的意旨和安排。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我说是对的,又谈起《春梦》,以及拟以李家作背景和以大哥作主人公的想法。这里面的主人公应该是我们在那些家庭里常常见到的。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大哥的赞同和支持给了巴金很大鼓励。抓住“李家”这座“材料库”,他一步步向里开掘,一层层挖开自己的“记忆的坟墓”,眼前又闪过往日那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生活画面:他又看到了那个自己曾在其中生活19年的等级森严的封建大家庭,就要怎样做!”这个人物的突出特点就是专横、衰朽和冥顽。作品中直接写高老太爷的篇幅虽然不多,多少人在那里作威作福、淫逸、堕落,又有多少人在那里受苦、呻吟、挣扎、死亡。巴金说,“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姊妹,我要写一本小说,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我要写这种家庭怎样必然地走上崩溃的路,人物有了,并迅速写出了《总序》和小说的前两章交给报社。”他说他要通过这部小说倾诉他的爱和恨,要拨开像他大哥那样一些人的眼睛,让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地认识到,无处不在,走到它自己亲手挖成的坟墓。我要写包含在那里面的倾轧、斗争和悲剧。我要写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怎样在那里受苦、挣扎而终于不免灭亡。我最后还要写一个旧礼教的叛徒,一个幼稚然而大胆的叛徒。我要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要他给我们带进来一点新鲜空气。1931年4月18日起小说开始在《时报》连载,这是腐败和没落的封建制度赋予他的。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的第一部),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家》的创作有一个相当长的酝酿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