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跟随勇敢的心:我最难忘的读书之旅(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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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一本真正的书让人“害怕”

——读乔治·奥威尔《1984》

当一些作家还在为自己及作品尚活于世而庆幸的时候,奥威尔为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咯血而死,以至我只能把妒忌换成尊敬和怀念。

——(英)温斯顿

和《动物庄园》那种灰色寓言相比,《1984》呈现的是黑色素的阴郁。阴郁,是因为它逼近内核的程度——像一个人探入地窖,一级级默数着梯子,随着湿度增加、呼吸急促,你知道已离窖藏多么近。

阅读时,我进入得非常快,就像一个小偷在熟门熟道的夜宅里穿行,熟悉的阶梯、拐角、扶手……这感觉令我吃惊。想起了主人公在阁楼上偷读禁书时的感受:“其实,它并未给自己带来什么新东西……这作者的头脑与自己相同……他深深觉得,好的书本是把你已知道的东西再告诉你。”

我甚至生出一记想法:一本真正的书是让人“害怕”的。

孤独:伟大的冒险

在专制社会里,如果有一种方式可使人接触到“自由”的话,那就只剩下它了:孤独。

——笔者

在“大洋国”,党不许“孤独”。

一个人在单独状态下容易恢复生命的真实,容易胡思乱想,变得敏感、多思和自怜……所以,“孤独”就成了党的大敌。党一再鼓吹集体生活和公共行为的意义,号召“个”投身于火热的大家庭,成为党密切注视下的一分子。

原则上党员没有空闲时间,除了睡觉外,不能单独呆着……做一些含有孤独意味的事,甚至独自散步,都是危险的。一个党员从生到死,甚至当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也无法确定自己是孤独的。

不论工作或休息,其表情、举止,都要受到“电幕”(类似今天的摄像头)和思想警察的监控。党不仅需要表面的忠诚、客观的服从,还要本能的“正确”,即情绪心理的“正确”。“任何细微的奇想,任何习惯的改变,只要可被解释为一种‘内在斗争’的流露,无不被探知。”

权力欲望无边无际,它垂涎的是人之全部。犹如一个男性占有狂,不仅勒索女人的每一个部位,还要霸占爱,还要你必须爱他……恐怖的是,他竟然能做到!他残忍、有力,他会发明各种手段,摧毁人的神经,编篡人的记忆,修改人的情感密码……进而铸造出一个“新人”——一个爱他、愿把一切献给他的人。

主人公温斯顿最早的叛党行为竟是写日记——按“大洋国”法律,写日记要被判死刑。因为日记是孤独的私生子,是想隐瞒什么的表现。

“孤独”,是令一切统治者都深感不安的。与“圆周式——绕轴转”的集体生活相反,孤独属于一种脱众的“离心”,是对“向心运动”的背叛。

在大一统的专制社会里,一幅“个人”的肖像多么难寻,“个人”的处境又多么凶险而动荡不安。于是,拼命从集体大本营里逃跑、争取一份可怜的私生活,竟成了反抗体制监狱最惊心动魄的举动,有精神暴动之嫌。

对人的控制,总表现为对人性的控制。情欲、交流、友谊、财产……在权力眼里,这些人性都是与自己争夺群众的东西。所以,权力总处心积虑地强调集体概念之崇高,最大限度地消灭隐蔽事物,号召一切都向党和领袖敞开。连幸福的涵义都改了:忠诚就是幸福,牺牲就是幸福,无私就是幸福。

这种极权价值观,似乎租用了卢梭《社会契约论》中的“积极自由”和“人民主权”理论:“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都转让给了整个集体”“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全部力量置于公意的指导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邦雅曼·贡斯当驳斥了这种自欺欺人的“人民主权”。在他看来,卢梭忘了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主权都必须交由具体个人行使,无论主权概念多么抽象,一旦开始操作,主权者(人民)根本无法行使其权,只有授权于自己的代理人(比如政党)。他说:“在所有时代,所有国家,不论是人民的捍卫者还是压迫者,都是不与人民协商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

从法国大革命到斯大林的极权演示,似乎都在为贡斯当喝彩,往卢梭脸上抹黑。

“老大哥”在看着你

自由,就是能自由地说二加二等于四。

——主人公

“大洋国”最显著的统治,就是对个人的思想监控。所有迹象都显示:“老大哥”(领袖)在看着你。

到处弥漫着“老大哥”的能量,头像、声音、语录、意味深长的微笑……在钱币邮票徽章烟盒上,在同事对视的眼神中,在思想警察探灯般的扫射里。人时刻要保持忠诚于党的严谨状态,即使回到家,那状态仍分分秒秒咬住你。

他捡起那本儿童历史教科书,注视着“老大哥”头像。那双具有催眠力的眼睛,仿佛有股巨大的力量,贯穿你的脑壳,恐吓你忘掉一切……最后,党将会宣布二加二不是四,而是五。你必须相信这是真的。

“大洋党”发明了一种控心术:“双重思想”。即要求党员学会一种自欺欺人的思维诀窍,比如明明清楚没有民主,却强迫自己坚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明明目睹各种丑行,却要鼓励自己往好处想……奇怪的是,这种催眠式的心术竟屡屡奏效,慢慢,人们学会了熟视无睹,并最终肯定了曾怀疑过的东西。

有点像温火煮蛙的原理,有点像我们的“大智若愚”:智慧地学会愚蠢,让灵魂休眠,充耳不闻,闭目塞听。所以,当主人公听一个叫赛姆的同事高谈阔论后,顿生不祥预感:“他突然有一种自信,赛姆总有一天会被蒸发掉……”

还有一个教人自律的新名词——“犯罪停止”:当头脑中出现一个不应有的闪念时,应采取一种断然喝斥、让意念刹车的办法。小说最后,在“仁爱部”(刑讯部),阶下囚的温斯顿试着练习“犯罪停止”:

他提出几个问题,“党说地球是扁的”,“党说冰重于水”,他训练自己不去理会那些足以辩驳这两个命题的理由,学会漠视最浅显的逻辑上的错误。

这是一种让人正常地适应“不正常”的心功术,一种从容地指鹿为马的灵魂巫法。

贡斯当在《古代人的自由和现代人的自由》中说:古代专制“靠沉默的手段统治,并且它留给了人们沉默的权利”。而现代专制的可怕在于:它“强迫人们说话,它一直追查到人的思想最隐秘的栖身之处,迫使他对自己的良心撒谎,从而剥夺了被压迫者最后这一点安慰。”类似的处境,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也提到:“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共和国则靠精神力量,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征服。在独夫统治下,专制以粗暴打击身体的办法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打向它的拳头,使自己更加高尚。在民主共和国,它让身体任其自由,改而压制灵魂。”

托克维尔毕竟生早了,他是针对19世纪初的美国说的,他若等来斯大林时代,就会对此言有所改动了。事实上,现代专制并不打算放过暴力这种古老而速效的方式。

意识形态

谁控制过去,谁就能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大洋党”的口号

温斯顿在“真理部”工作,职责是伪造或虚构党需要的“党史”,像蜘蛛一样,在党过去和现在的言论网上缝缝补补,以便让“过去发生的事”更好地为今天服务。

奥威尔的小说情节并非杜撰,而是参照了上世纪30年代苏联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比如1934年至1936年,一些大人物病逝: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局长明仁斯基、作家高尔基等,当时政府曾宣布他们病故,可到了1937年,他们被说成了遭谋杀,3位医生被诬为凶手,并挖出一个“深藏多年的反革命集团”来。

不顾旧史、捏造新史的事屡见不鲜。布哈林曾是列宁在遗嘱中特别赞扬的人,但法庭上,他却被控为列宁身边最凶恶的敌人、早在1918年就企图暗杀列宁……更令人惊愕的是,第三次莫斯科审判开庭时,被告席上竟出现了一张让人难以置信的面孔:内务部首领雅果达!仅仅一年前,他还亲临地下室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实施监斩,现在竟成了对方的同案犯。一个以镇压“托派”闻名的刀斧手,居然是托落茨基的亲腹。一个把持了反间谍机关15年的人,居然被指控为“外国间谍”。

确实应了“大洋党”的口号:“谁控制现在,谁就能控制过去。”

除了“创造历史”,“真理部”的另一职能是“生产现在”。电幕上每天都发送“人民生活幸福”的场景——

同志们!有个光荣的消息!我们生产上又打了一个大胜仗……今天上午,各地都举行了盛大游行,标语上写着感谢“老大哥”的英明领导,赐给我们幸福生活……现在我来报告一些最新的数字,粮食……

这些粮食是“真理部”刚刚生产出来的。按温斯顿的说法:除了疾病、犯罪以外,其它任何东西都增加了,每样东西都呼呼地突飞猛进。

这不禁让人想起那些真实历史,一面是粮食每秒都在呼呼“发射”、报纸天天为粮多“发愁”,一面是哀鸿遍野、成千上万的种粮人活活饿死。

不仅新闻是生产出来的,连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也由“真理部”按计划来投产。

教育目标

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这种可能,群众的意见全体一致。

——《1984》

“家庭简直是思想警察的延伸,使每个人日夜提心吊胆,深恐他最亲密的人将之揭发。”

比如那俩尖叫着“我们要去看绞刑”的邻居孩子。他们从小喜欢暴力、崇尚战争,天天盼着能杀敌人抓间谍,甚至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大义灭亲”……他们简直就像机器吐出来的孩子,没有亲生父母,只有一位共同的爷爷:“老大哥”。

这个时代的儿童,几乎都是令人害怕的。《时报》每周总要刊登一些关于窃听父母谈话、向思想警察告密的小家伙(一般称为“儿童英雄”)的事迹。

在培养下一代方面,“大洋党”下足了功夫。

据温斯顿的情人朱丽叶说,在大洋国,16岁以上的姑娘每月例行一次“性座谈会”,向之灌输性的丑恶和危害,青少年还组织起了“反性团”。

还有一项被视为百年大计的国家重点攻关项目:“新语言工程”。温斯顿的朋友赛姆在“研究部”,是个出色的“新语言”专家,他说:“你难道不明白新语言的目的是在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将使思想罪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将来不会再有表达有罪思想的字眼……我们的字一年比一年少,意识范畴也逐渐变小。等文字改造成功,革命也就成功了。”

他没说错,当“自由”“人权”概念被取消之时,也就没有“保障自由”“天赋人权”等念头了。削弱了表达的丰富性和可能性,也就限制了思想的体积和深度。语言资源的贫乏,必然导致意识资源、尤其理性资源的枯竭,这无异于给大脑做了整形。

“将来不会有思想存在,正统的思想就是不思想——不需要思想。正统即无意识。”

改造文化、编篡话语、简化文字、限定概念、规范大脑——乃权力者统摄人心的共用策略。

被仇视的私人生活

——《1984》

主人公的妻子凯瑟琳,是“性严格主义”培养的新女性:“她脑袋里除了党的标语口号外,就什么也没有了……抱着她犹如抱着一个木偶,甚至觉得她正用尽气力推开他。”

丈夫提议分居,却遭到妻子拒绝。“她说必须生一个孩子……只要没什么妨碍,那事每周总要例行一次。她常在当天提醒他,说晚上必须履行一项工作,称之‘我们对党应负的义务’。”

用丈夫的话说,妻子的身体“已被党的力量永远催眠了”。

婚姻不是因为情爱,同床不是为了性悦。刑讯室里,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明白无误地告诉主人公——

我们已切断了父母和子女的联系,男人与女人的联系。而将来,婴儿出世时就离开母亲,像母鸡生下的蛋被取走一样。我们将废除性高潮,神经专家正在研究这问题……人性是我们造的,人性就是党!

在“大洋党”看来,爱是比性更危险,所以格外重视党员婚姻:“必须先得到一个特殊委员会批准——若男女双方给人一种在身体上相互吸引的印象,申请一定会被拒绝。唯一被公认的结婚目的,是为党生儿育女。”

党严禁婚外恋,更不许离婚。因为离婚是因为不爱,而离婚的目的则是寻爱。对男女间可能形成的任何难控制的关系,党都严加防范。

朱丽叶对“性严格主义”,另有一番独特理解——

她认为,党之所以禁欲,是因为人们若缺乏性的发泄,能量受阻,就易于性情冲动,头脑热烈却空洞,易于发生歇斯底里症,进而转为对领袖的狂热。

“发泄性欲消耗了体力,事后你会感到愉快和满足,就不愿再管其它事了。但党要人们随时精力充沛,游行、喊口号都是变相的性发泄罢了。”

灭绝享受和快感、删除人性与本能,人之体能和激情就只剩下了一条通道:献给“老大哥”。只有一种高潮:政治性高潮。比如每天的“两分钟仇恨”仪式,面对电幕上“人民之敌”戈斯登的头像,大家在座位上不停地暴跳、尖叫、怒骂,连身体都跟着痉挛……

消灭差异,消灭性趣,消灭诱惑,消灭香水口红裙子……用和男人一样的制服把女人包裹起来。有时,大家几乎怀疑起了活着的真实性、性别的真实性。

“你喜不喜欢活着?摸摸这儿吧,这就是我的手,这就是我的大腿和胸脯,都是活着的。你不喜欢这些吗?”当温斯顿紧紧贴住朱丽叶,触到她饱满的乳房时,“一股青春热力透过他们的制服,注入他的体内。”

用偷情的片刻欢愉来打破生存的死寂,靠肉体的彼此取暖来冲淡荒谬与冷漠。生命,终于燃起了一线可怜的私性、一缕罕见的亮度。

情欲:最后的疯狂

“如果不跟我这样的人来往,你会多活五十年。”

——男人对女人说

对温斯顿这样的叛逆来说,任何有违“党纪”的念头和行为,都会激起内心的亢奋。一天,当他偷偷打开朱丽叶的小纸条时,激动得几乎晕倒,上面写着:“我爱你!”

激动并非因为收到了爱,而是收到了另一个叛逆存在的信号。这心情就像他在日记里不经意写下“打倒老大哥”,既害怕又欣喜若狂。

这快感某种意义上也是“性高潮”。在一个生命极度被折弯的地方,权力和反抗——扭曲和反扭曲、压制和反压制都会陷入病态。比如俩人偷偷约会时,朱丽叶——一个表面上极正统的女孩子,竟用最下流的话咒骂党,并疯狂地掏出黑市买来的劣质香水、口红、胸罩……甚至出现了这样的对话——

“你以前干过这种事吗?”

“当然啦,几百次呢——啊,至少有几十次吧。”

“和党员吗?”

“是的,都是和党员们。”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她已干过几十次,他希望她已干过几百次啊。谁知道?也许党的内部已经腐烂了,所谓的自制、坚强和艰苦朴素,恐怕就是一种掩饰罪恶的虚伪。他甚至希望能使他们传染上梅毒和麻风呢……

“听着,正因为你和好多人发生过关系,我才加倍地爱你。”“我应该使你满足,亲爱的。我的骨头正在腐烂呢。”

显然,朱丽叶与党员滥交,是一种精神造反,是对党管辖下的肉体的一种虐待,既自我满足,又自我惩罚。温斯顿,则从中窥到了党的丑陋和堕落,因此而兴奋。

不难看出,革命理想主义与现实虚无主义仅是一张纸的两面。性高潮退后的虚脱,乌托邦失血后的苍白,其实没什么两样。

偷情之后,便是灵魂的结局、人性的结局、生命的结局。

温斯顿和朱丽叶信誓旦旦的爱情终于被出卖了,被自己。

在令人恐怖的刑罚前,男人痛苦地大叫:“去对付朱丽叶吧!怎么对付她我都不在乎。把她面孔撕去,把她撕成骷髅……”

就在不久前,他们还自以为:即使酷刑之下自己会招供,但这只是招供,并不能让他们彼此背叛。“招供不是出卖,你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感情,如果他们使你不再爱我了,这才是真正的出卖。”

斯大林曾对手下人说:谁都可以被收买,只是卖价不同罢了。

生命被蒸发

以前的暴政不过是今天的一半,效率也有天壤之别。

——《1984》

总是在夜里,一只有力的手摇动你的肩,灯光直刺你的眼睛……你就这样销声匿迹,名字在户籍册上消失,你的存在被否定、被遗忘。

在苏联,布哈林、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加米涅夫……也是这样被从睡梦中摇醒,随即蒸发。

思想警察头子奥布林曾亲口对温斯顿说:“出卖、逮捕、酷刑、处决、失踪……将无休无止。这将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也是一个胜利的世界。”至于恐怖的理由,其解释是:“一个人如何用权力来控制别人?对,让他受苦。服从并不够,除非给他苦吃。权力就是加诸痛苦和耻辱,就是把人的思想撕成碎片,再用自己的方法使他组合成新的思想……”

布哈林出门前向妻子口授了一封绝命书——

“我命在旦夕,我面临的不是无产阶级的刀斧。我感到在地狱机器前无能为力,它用的是中世纪的方法,这些‘创造奇迹’的机关能把任何一个中央委员、任何一个党员干掉,把他们指为叛徒、恐怖分子和间谍……”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越深入,敌人就越多”的断言,仅1933年到1937年,苏联党员和预备党员的数量即由350万降到200万;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被逮捕和处决的有98人;红军的5位元帅被整肃掉3个……在原内务部官员奥尔洛夫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深夜,雅果达巡视审讯室,推门看到了这样一幕:疲惫的审讯员躺在椅子里哀叹,‘今天我审问你,明天你审问我,难道生命就这么一文不值?’而被审讯者绕到他身旁,像父亲那样拍他的肩头,安慰他……”

就像温斯顿默默写下“二加二等于五”,那些曾浴血奋战的老布尔什维克们,面对疯狂的专政手段,在一番抵抗后,无不垂下高傲的头颅——

“我不仅是反革命机器上的一只螺丝钉,而且还是反革命领导人之一……斯大林同志,他是全世界的希望,是新世界的缔造者……”(布哈林法庭陈词)

路易斯·博洛尔在《政治的罪恶》中指出:“政治会败坏人的良知,政治必须对下列危害极大的格言给人类带来的恶果负责,它们是:‘强权大于公理’、‘目的证明手段正确’、‘公共安全是最高的法律’。”

“大洋国”那些无处不在的党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即属此类格言。事实上,当我们读完小说便会看清“老大哥”的统治秘诀:贫穷是保障!斗争是法宝!恐怖是关键!

该结束了

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是谁?世上是否真的有过我?人是怎么一回事?

“在你不知道的时刻,死神会降临。”

故事最后,我们的主人公,温斯顿——一个曾想着要弄清真相、认真生活的人,和那些生命即将结束的党内老人一样,只能在酒吧里消磨最后的天数。此时,他又听到那支神秘的歌了——

“在栗子树下面,你出卖了我,我出卖了你……”

一行浊泪从眼眶淌下来。

子弹就在明天。他知道。

公元1950年,曾被子弹射穿喉咙的奥威尔大量吐血而死。年仅47岁。

此时,距“1984”还有34年。他曾让自己的主人公说过——

“如果你感到做人应该像做人,即使这样想不会有什么结果,但你已把他们给打败了。”

这样的话永远不会死。

2000年12月

伊凡·克里玛

(1931—)

捷克作家。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10岁随父母入纳粹集中营,儿时的伙伴皆死于毒气室。1956年毕业于布拉格大学文学语言系,开始小说和戏剧创作,主编一家周刊。他热衷人权事业,积极投身国家的政治改革。1968年苏军入侵,“布拉格之春”运动夭折,他应邀访问美国密执安大学,一年后谢绝朋友挽留回国,遂被解除公职,后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

在捷克,克里玛的作品遭禁达20年之久,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胜利。

其代表作有小说《我快乐的早晨》《爱情与垃圾》《被审判的法官》《我的初恋》《我金色的贸易》《等待黑暗,等待光明》和论文集《布拉格精神》等。

克里玛、哈维尔、昆德拉,被称为捷克文坛的三驾马车。由于坚持留守,其作品与同胞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息息相通,堪称“布拉格精神”的真正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