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是学习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是由计划部门说了算，生产部门根本没有多少自主决定权。因此，积极性不高，人民由于商品匮乏，生活质量一直上不去。因此，日本人说中国没有企业，只是工厂。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只是发展经济的一个手段，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开始逐渐采用市场的手段来管理经济。1992年我国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多年后，2003年我们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要求。
一、计划经济下的荒谬怪事1956年夏天，上海的天气很热，有些企业为了不影响生产，要采取降温措施。当时的降温措施比较简单，主要是风扇、鼓风机，但是企业即使采取这样的措施也没有主动权，要经过层层报批，当时经过十一个部门的审批，要盖十一个图章，等最后的图章盖完，夏天已经过去了。再看，60年代的中国东北最大城市沈阳有两个工厂，一个是铜厂，一个是电缆厂，这两个厂一墙之隔，但没有横向联系，电缆厂归机械部门管，铜厂归冶金部门管，冶金部门把铜调到别的地方去，电缆厂需要铜又要从云南等地调进。本来两个厂发展横向联合，通过签订合同就可以解决，但是计划经济的条块控制却不允许。上述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极其罕见的，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司空见惯。
当时中国实行重点发展重工业的策略，模仿苏联，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发展和建立基础设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它带有相当多的弊端，主要是权力高度集中，企业没有自主权，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要由行政计划部门决定，而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和企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企业不能发挥创造性，积极性，效益低下；造成企业失去活力，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70年代在中国大陆，豆腐、肉类食品以及80年代的棉布等供不应求，都要凭票供应。“文革”时期，计划色彩更加严重。
二、养五只鸭子是资本主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他调整了经济发展思路。1978年1月，他在同四川省领导同志谈农村和城市政策问题时指出：“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能行？农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
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决不行，要统一考虑。”这句话实际上既点出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也表示要对旧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意向。1979年，邓小平针对这一弊端，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邓小平在1992年给出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明确答案。
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坐着专列火车开始了他的南方视察，第一站是长江之畔的内陆港大城市武汉。1月19日到达深圳特区，深圳是他的杰作，有人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象征。邓小平出现在深圳，极力称赞这个城市是经济迅速发展的样板。邓小平在南方一直呆到2月中旬，先后到了深圳、珠海、上海。这次南方视察后来被人称为“邓公南巡”。一路上，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言论，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巨大。邓把反对改革的人比喻为小脚女人，不敢往前走。他公开要求撤销反对改革的人的职务。这次南方视察过程中，邓小平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冲破了长期笼罩在中国人头上的计划、市场与意识形态挂钩的迷雾，明确了计划和市场的手段性质，为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月26日，一篇以邓小平考察深圳为内容的1.1万字的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刊发在《深圳特区报》上，通讯很快被新华社和国内各大媒体转发。
3月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个关于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新闻电视片，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了他的重要讲话内容。他的讲话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思路不谋而合。
三、江泽民总书记深夜打来电话1992年4月1日深夜，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接到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的电话，江泽民同志吩咐他说，现在改革开放正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下一步该怎么办，大家都在等待，也有点着急，体改委好好研究一下，向中央提个建议。体改委主任迅速布置召开了相关研讨会。6月，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泽民来到了中央党校，这是一所培训中共高级干部的机构。江泽民来的时候，中共主要的省部级高级干部大多在这里学习。江泽民向他们讲了自己的看法。
他说，建立新经济体制是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他说他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提法。三天后，邓小平同江泽民谈话时，对江泽民的讲话表示赞成。他说，实际上我们是在这样做，深圳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没有竞争，没有比较，连科学技术都发展不起来。邓小平的关键支持，对于力图推行市场经济的江泽民来说十分重要。同年，党的十四大正式作出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五年后召开的十五大上，决定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基辛格博士为中国市场经济建言献策人们还记得，为中美关系改善作出贡献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在中国决定是否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件事上也起到了积极作用。那是因为，在国家体改委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基辛格博士发来论文指出在当前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没有比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这个题目更重要的问题了。
基辛格说，他很赞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主持了这一研讨会。基辛格还提出三点看法，第一，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纯粹的市场制度和计划经济。并举例说，美国无疑是所谓最开放的市场经济，但政府仍在一系列的部门中（如石油、天然气、电讯等部门）发挥着重要作用。第二，相对集中的经济向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转变，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着。第三，任何国家都不能不考虑其独有的历史和文化环境。他说，一个改革方案在某个国家运转很好，但在另一个国家则可能行不通，道理很简单，没有两个一样的国家。他同时认为，在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确有一些共同点可以考虑。他讲了7个特点。基辛格的结论是我们正在一个变革的时代，我们周围的经济生活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
变化的趋势错综复杂，但中心是朝向市场经济。似乎可以说，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不约而同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总的来说，市场为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向市场转变的目标被广泛接受，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同试图改革的国家一样多，显然，没有一个‘通用’的办法。改革过程必须与各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基辛格的这一观点，被国家体改委主任直接递交给了时任共产党总书记江泽民、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市场经济”四个字让入世谈判足足谈了六年
1986年至1989年间，中国复关谈判十分艰苦，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在于四个字—市场经济。因为这四个字谈了6年。
开始谈判时，当时中国的不少“新名词”让西方人难以理解。当时谈判最大的困难在于中国不敢承认自己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当时中国对外称实行“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外国人不了解什么用意。美国就曾在审议过程中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只知道世界上有两种经济体制，一种是计划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没听说过还有一种“商品经济”，要求中方明确回答中国到底是哪一种经济体制。中国讲不清楚，讲来讲去，越讲越糊涂。最后西方谈判代表就问一个问题，“中国搞不搞市场经济？”当时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迫于国内政治氛围，谁也不敢讲！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江泽民领导召开的十四大也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以后，中国代表团才对其他国家的代表讲，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不过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即使这样，在当时的日内瓦还是引起极大轰动，会议当即作出决定，结束对中国经济贸易体制的审议。从此，“复关”谈判进程不仅重新启动，而且步入了市场准入的实质性阶段。而此时距中国提出复关申请已有6年光阴。
由邓小平亲自开创，其继任者江泽民、胡锦涛进一步推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过十几年的初建，已经显示出相当威力，机制也在日益完善。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步建立阶段，还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有经济布局不尽合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有待扩大，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协调；分配关系尚未理顺，地区差距、行业差距、城乡差距较大，农民增收的后劲不足；就业矛盾突出，下岗再就业、大学生就业、新增劳动力就业等问题日益尖锐和突出；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重要核心技术依然被发达国家掌握；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较为缓慢；宏观改革落后于微观改革，尤其是投资财税体制改革进展不快，金融体制存在很大缺陷，金融风险较大；社会保障层次低、漏洞多、覆盖面不够宽；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政治体制改革落后于经济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较弱。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十六大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之一。2003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关问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逐渐形成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路：第一，不断增强执政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第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提供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第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宏观调控。在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一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日益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成绩明显。二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国有经济活力有所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三是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逐步建立。四是现代市场体系日益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步入正轨。五是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必须进行体制的改革。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各个方面和环节，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证明：尽管传统体制在奠定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方面曾经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体制所存在的体制僵化、权力过于集中、抑制企业的活力和积极性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愈加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在市场调节得以充分发挥的时期，生产发展快，经济充满活力。市场调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的地区或企业，机制灵活，生产增长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快。而传统体制影响大的地区或企业，机制僵化，生产增长缓慢。人们从改革的实践中体会到，对传统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抉择是明智的。
但是，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急需健全。执政党专门召开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作进行研究部署。胡锦涛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部署，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七大单独列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部分，对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部署。党的十八大又对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出了部署。
但正是因为是一种探索，我们既不能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万能的，一切都交给市场来解决；也不能过于强调政府的宏观调控，把一切都交给政府来解决。
最佳方案就是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角色明确，责任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