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消费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是发展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要强调生产方式的转变，也要关注消费方式合理化的至关重要性。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模式。关于发展与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人口自然膨胀，无限度地消耗资源、生态和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模式。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人口增长过快，土地、草原、森林、水和矿产等资源的承载力与人口的需要之间发生矛盾，土地沙化严重；资源遭受破坏性利用，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枯竭；生态失去生物的多样性，生态链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环境污染严重，水中有毒物质增加，空气中粉尘和有害气体增多，城市和乡村日益增多的有害垃圾没有得到处理，工业、交通和生态噪音不断；臭氧层空洞扩大，海洋受污染，等等。
另一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指当代人不以消耗甚至破坏下一代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生态和环境为代价而谋求发展，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使资源可以得到永续利用，生态和环境适于人类居住、生活和工作。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可持续性意味着维持乃至增加人类福利的自然资源基础。换言之，各类自然资源在发展过程中不发生储量下降和其他类型的损失，这才是可持续性。
经济定义不回避某些可耗（非再生）资源终有一天会被用完的可能，也不主张将可更新资源储备起来。可持续性简单的经济定义是，把自然资源基础保持在某一水平，使未来时代至少能获得与当代同样的产出。这就要求再生性资源的更新能力不至于下降，非再生性资源或其储量能够稳定，或能得到其他资源的有效替代。此外，还要求净化污染的能力与污染排放之间达成平衡。乐观的经济学家认为，知识的进展，人力资本的增长，产业和生活的技术进步会创造新的资源，会解决污染，寻求积极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发展道路的实践内涵（下）
因此，发展中国家也需要在不可持续发展模式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之间进行选择，要利用产权、价格机制、税收杠杆、技术进步、可持续发展教育等方面做出努力，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道路。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外关系模式。一个国家和地区，在它的工业化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要与外部经济相联系，根据程度不同，可分为内向发展模式和外向发展模式。与之相应，在国内发展与对外联系的关系上，有进口替代型的工业化道路，也有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道路。早期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结构转型期的经济发展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计划经济为宜；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特别是拉美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发达国家中心和发展中国家外围两个体系，发达国家制造高端产品，发展中国家出口资源或者低端产品，发达国家利用技术和市场等优势，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了避免这一对发展中国家不利的贸易格局，发展中国家应当采取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即发展自己的工业，将国内需要进口的产品，由自己工业的生产来替代。
当时许多国家的发展走了这样一条进口替代的工业化道路。特别是中国，虽然我们理论上没有受当时有这种思想发展经济学家们的影响，但是，实际上自力更生，自己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对外贸易量占GDP比例非常低，走了一条典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几十年后的实践证明，凡是采取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发展几乎都不成功。而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香港特别行政区等采取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和地区，发展都非常成功。1978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采取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也获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因此，对外关系的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其利弊，今天也应当有所定论了。
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包括走第三条道路的福利社会制度国家，因其核心的社会主导价值，收入和财富的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标；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也因社会稳定的需要，建立了以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征收利得和财富税、转移支付等为手段的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的机制。
自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走工业化的道路，虽然经济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人均GDP也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是，贫富差距在许多国家中被持续拉大。发展经济学家们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对前期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反思时，也提到研究要更加注意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是，从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来看，以基尼系数衡量，除了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发展模式较好地解决了公平问题外，拉美、印度和中国大陆三种模式，都没有较为理想地实现发展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
发展过程中，在模式上如何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重要性除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其核心价值追求的需要外，普遍地对各种制度下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社会能不能持续稳定发展，能不能避免社会动荡危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条件。
经济发展中实现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的模式理论上，不论何种学说，都存在着重大的缺陷，尤其在对各国经济发展阶段公平状况的比较研究上，还是一个空白。（1）学术界对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公平或者不公平，其综合的内在的形成机理，很少有比较研究，也没有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从各种模式的比较看，就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大经济发展模式而言，东亚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包括结构转型较早的日本，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基尼系数要比其他三大模式的各国和地区低得多。（2）有的学者认为，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基尼系数从低到高，再从高到低，是个倒U形。学术研究上的放任，可能导致实践上的不作为。（3）传统的公平理论，拟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以及仅以按劳分配等途径实现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公平，其后果是，生产力发展受到影响，经济生活低效率，最终形成平均的贫穷。（4）而税收调节、转移支付、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等理论，都忽视了发展中国家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业、大企业大资本与小企业、资本与劳动等这样一些影响基尼系数深层次的内在关系。甚至，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而不转移农村剩余人口等这样的实现公平的方式，只能使城乡不公平情况持续恶化。
因此，发展中国家采取一些什么样的途径，在自己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也追求全体人民收入和财富的公平分配，让全体人民分享发展的成果，是经济发展模式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
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选择和组合模式。过去的发展经济学对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其二元结构转型期间，采取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模式与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相组合，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主流的学者们曾经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只有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和向着民主政治制度转型，才能保证经济理想的发展。
而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采取了政治上的民主体制与经济上的计划经济（包括国家发展国有企业）相结合的模式，到90年代初的40年中，经济低速增长。拉美各国民粹民主的民主政治制度与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交替，国有和私有经济交替，而其经济增长较快时一般是在威权主义政治体制阶段，而民粹主义政治盛行时，经济往往是低速增长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采取了计划与国有经济体制，与集中的政治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加上政治运行不断，国民经济的增长的速度和质量等情况比印度还要糟糕。而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采取了集中的政治体制与对计划和国有及集体经济改革，以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在二元结构转型期间，实际上实行的是政治上集中的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模式，国民经济获得了增长的奇迹，韩国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很快进入了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行列。而它们一旦实行民主制度后，经济增长速度随即放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等发展中国家，示威游行、罢工罢市、军人政变、部落纷争不断；政策法令朝令夕改，投资经商无所适从；重大事项各方制衡，久拖不决；政府参与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很弱，没有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能力。实际上，政治上学习和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发展大都不成功，有的国家甚至陷入了政治长期动荡和社会长期混乱的困境之中，经济发展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但是，需要明确两种情况：一是政府强有力参与和推动经济增长，要与政府代替社会和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区分。如韩国的政府，在产业计划等方面，进行了强有力的措施，但是，它并没有代替民间投资和市场的作用。二是政府强有力参与推动经济的增长，要与政府规模和权力需要严格控制结合，防止供养和税费负担太重，防止政府各部门在审批、监督等管理经济活动时，进行寻租，进而影响和抑制创业、投资和企业的经营。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它们二元结构转型期间，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各自模式及二者如何组合的模式，对其发展至关重要。
从上述讨论可以看出，发展模式，就是发展中国家从落后的农业国家向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转变过程中，主要在上述方面所采取方式的总和，也就是其追求现代化所走的总的道路。
二、1978年以后30年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就与问题
梦想并非平地起高楼，梦想必须奠基于厚实的大地。对于中国梦而言，这大地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认识这段历史，将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中国梦，让我们稳步前行。怎么理解和概括1978年以后30年来发展经济学意义上的中国发展道路？我认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内涵为：发展了生产力，而且强调了科学技术进步是第一生产力；改革了国有和集体经济体制，改变了资源配置方式，用新的体制机制来推动经济发展；集中的政治体制与逐步改革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相组合，既使发展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又调动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逐步调整了农业与工业、重工业与轻工业、积累建设与人民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使农业与工业、投资与消费之间形成了较为良性的循环；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将中国大量剩余劳动力比较劣势转化成为出口导向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引进了资本和技术，强劲地推动经济的增长速度。这样的发展道路，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了30年之久。这就是30年来我们所走过的，称之为发展的“中国道路”，也可以概括为发展的北京共识。
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经济以9.7%的速度高速增长了30年，国内生产总值从占全世界GDP总量的1%提升为6%，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几乎为零上升到9%。30年中，我们不仅使2.5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解决了13亿人的温饱问题，也使人均GDP224美元，提高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30年中，我们形成了有一定竞争力的完善的工业体系；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1978年的4%提高到了目前的40%；一般公路里程、高速公路、铁路运输速度、电力网络、互联信息网、移动通信等等，都与1978年不可同日而语。特别需要提出的是，这30年中，我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相比，是相当显著和成功的，被世界发展研究领域称之为“发展的中国奇迹”。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发展的道路，或者称为中国模式，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国内对发展方式也进行了大量的讨论。那么，过去发展的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到底有哪些问题，需要进行哪些调整，这里就此展开分析。
（一）发展道路的结构偏差和扭曲
从理论上讲，发展模式是经济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等，而第一、二和三产业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发展方式不当的一个结果。因此，可以这样说，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与另一个方面的发展途径不相协调时，结果往往会造成发展模式结果方面的问题，结构偏差便是其一。中国经济发展方面最大的问题是结构偏差和扭曲。其表现在以下这样几个方面。
三个产业的生产结构与劳动力就业结构之间存在着偏差和扭曲。2008年，第一产业就业劳动力比率近40%，其增加值比率只有11.3%，也就是农业占全国2/5的劳动力，却只创造和分配了1/10多一点的国民生产总值；而第二产业就业比率为27.2%，其增加值比率却为48.6%，工业只有1/4多的劳动力创造了近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农业增加值占GDP比率持续下降，是工业化的一个趋势，如果农业劳动力转移过慢，农业生产增加值下降过快，其结果，就是农业劳动力和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和劳动力收入之比会持续拉大。
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比率之间的偏差。世界平均水平，在1995年人均GDP2500美元上下的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0%，服务业就业比率和增加值比率分别为65%和55%；而中国2008年人均GDP3200美元时，即在比2500美元高7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水平却只有45.7%，比世界平均水平滞后了14.3个百分点；服务业就业的比率只有33.2%，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31.8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只有40.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近15个百分点。从要素结构配置的格局看，第二产业与其他产业相比，是资本较为密集型的产业，第二产业增加值比率高，而就业比率低，则资本所有者和国家分配的就多；而服务业是劳动密集型领域，其就业比率低，只能说明，劳动力在第三产业财富创造和分配较少。实际的后果就是，就业十分困难，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分配差距会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