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与《新青年》有许多相同点，它们不局限于思想文化范围，主体是关注社会，研究和讨论“社会因革之方”。傅斯年在《旨趣书》中已经阐述的相当明确，罗家伦后来进一步总结说：“我们不但主张，而且实行彻底的以近代人的语言，来表达近代人的意想……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我们推广这种主张到传统的社会制度方面，而对固有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加以批评。我们甚至于主张当时最骇人听闻的妇女解放。《新潮》的政治色彩不浓，可是我们坚决主张民主，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我们民族的独立和自决。”罗家伦和傅斯年都强调了《新潮》杂志对人和社会的关注与研究。如果系统研究傅斯年这个时期所发文章研究的重点，更能发现这个问题。
傅斯年在《新潮》发表的文章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前五期他发表关于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最多，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约35篇，其中约12篇是论述人与社会方面的文章，可以看作傅斯年早期社会政治思想的系统阐述。这里分两个方面进行简要论述：
（1）关于人性与人生观的论述。傅斯年在《人生问题发端》中系统论述了人性与人生观问题。人是社会的细胞，是研究社会、政治等问题的基础，所以讨论人性、人生观是讨论社会诸种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傅斯年在文章的开始就强调：“人生问题是个大题目，是个再大没有的题目。”如果“不曾解决了它，一切思想，一切行事，都觉得没有着落似的。”傅斯年在系统论述此问题以前，将中外古今关于人生观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总结和介绍。西方关于人生观问题的讨论涉及到哲学界、生物学界和社会学界。具体说来，达尔文、斯宾塞、孔德、哲(詹)姆士、尼采等人曾从不同学科、不同角度对人生观进行阐述，最后形成生物学派和实际主义学派两大流派。两派的主要区别是：生物学派的人生观念是机械的，实际主义的人生观念是创造的。至于具体的观念都比较抽象，难于一一分析，亦不是此文研究的重点，故略而不论。
中国历史上对人生观的认识主要分为三派：其一，达生观，以古代的庄周为代表。达生观的主要观念“齐生死，同去就”，人生不过是一切物质的结合，随时变化，没有不灭的精神，没有性质的差别，尧、舜与桀、纣同样“死则腐骨”，没有区别。这种人生观念，必定造出与世浮沉的人类。傅斯年对这种人生观形成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历史上这种人生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中国人只见物质不想精神；第二，中国人缺乏科学观念，所以，这样在科学上讲不通的人生观念却可以在中国行得通；第三，也是最要紧最关键的是专制政治的影响，中国政治永远是昏乱的。在昏乱政治之下，没有人生的乐趣，也没有了人生追求，生死看得很淡，就形成了达生观。
其二，出世观。出世观又分两种：一、肉体的出世；二、精神的出世。前者是中国的隐逸之士，中国传统社会许多隐士，是专制政治消灭个性的结果；后者是佛教思想。
其三，物质主义。中国的物质主义人生观最占优势，中国历代专制政治，不许人有精神上的见解，教导人专在物质上用功夫，影响到人生观方面，只要求物质的享受，吃好、穿好、住好，只知求快乐、纵淫欲，精神上的要求、个人修养、快乐、希望等永不会想到，坚持这种人生观的人不仅卑下不堪，有时与猪狗一类动物一样。
其四，遗传的伦理观念。傅斯年认为：当时中国最有势力的人生观念，是传统的伦理主义，认为人是为道德而生，也就是为所谓圣人制定的道德而生，道德指明的只有君父，只有制定道德的圣人，而对这些君父、圣人只有无条件的依附，不许存在个人，这种道理根本不承认人生。傅斯年把这四种人生都称“左道”，原因是这些人生观都不是拿人生解释人生问题，都是拿“非人生”破坏人生，都是拿个人的幻想或是一时压迫出来的变态，误当做人生究竟。总之，以上所说的人生观都不是现代社会所应有的人生观。
对于什么是现代人应有的健康的人生观，傅斯年认为应当是：“为公众的福利自由发展个人”。为了更确切表达这个概念的含义，他又用英文进行了表述：“The free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s for the common welfare.”对于这种人生观念，傅斯年进行了阐释：自由发展个人，就是充分发挥己身潜蓄的能力，却不遵照固定的线路；公众的福利，就是大家皆有的一份，而且是公共求得的福利。为什么要为公众的福利?就是因为个人的思想行动，没有不受社会的影响，并且社会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怎样能实行这种人生观念?就是努力。实际上，傅斯年是利用讨论人生观的问题，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按照他的理论，每一个人都要自由自觉地努力去做好工作，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社会富足、发展、进步，个人的利益和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人与社会具有强烈的一体性关系，人无法脱离社会而存在。
(2) 对社会的认识和批判。傅斯年在《新潮》第1～5期发表的文章，有十几篇是关于社会政治的文章，主要批判社会存在的问题，呼吁进行社会改革和革命。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1918年11月写成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文章对十月革命进行了充分肯定，并且对世界革命演变趋势进行了积极评价。他在文中首先肯定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他说：“一年以来，我对于俄国的现状绝不抱悲观，我以为这是现代应当有的事情。将来无穷的希望，都靠着它做引子。”接着傅斯年对世界革命演进形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世史之精神，全在思想自由。文艺复兴后，此思想之自由一现于“宗教改革”……精神上脱离宗教专制，对文化的演进做出了贡献。第二种演变是政治革命，试验者是法国，而现阶段要进行改革的是社会。傅斯年对此论述说：“凡今日之社会，本其历史上之遗传性质组织，多有不适于现在者；或仅有形式而无灵性者；或有许多罪恶凭传之而行者。推翻之另建新者，理想上所有事也。”也就是说，过去的宗教革命、政治革命都没有触及传统的社会组织、规范准则等，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俄国十月革命标志社会革命取得成功，在世界的影响不可限量，所以“将来俄国于文明史上非同等闲。德哲人尼采谓兼并一切之能力，吾则谓俄之兼并世界将不在土地国权，而在思想也。……中欧各国起了社会革命了!俄国式的革命到了德意志了。从此法国式的革命——政治革命——大半成了过去的事；俄国式的革命——社会革命——要到处散布了”。从历史的演变来看，傅斯年的预言是正确的，社会革命在中国迅速兴起，荡涤传统社会的污泥浊水，并在短短几十年内夺取了全国政权。可是傅斯年本人的社会革命思想却犹如昙花一现，不论对俄国的认识，还是对社会革命认识都到此为止，从此以后他转向要求对社会、政治进行和平改革，反对暴力和武装革命，对俄国也渐持批判与否定的态度。
研究现代思想史的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反传统问题，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维护专制的基础，包括制度、规范与意识形态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到了清代后期，原有的专制制度、规范人伦的礼教，处处表现出不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五四时代的新文化，主要就是针对传统中不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这一方面展开批判，意在解放人心，吸收新文明，改造旧文明，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傅斯年在新文化运动中发表的关于社会批判的系列文章，主要是批判传统礼教规范的，如《心气薄弱之中国人》、《自知和终身不业》、《社会——群众》、《社会的信条》、《破坏》等。在《社会——群众》、《心气薄弱之中国人》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治长期统治下，民众的一些劣根性。他认为，中国一般的社会，有社会实质的绝少，只有群众，而社会与群众的区别主要是，社会的民众有细密的组织，健全的活动力。而群众仅是散沙一盘，乌合之众。他把当时的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相比较，认为西方社会是健全的，所以个人的能力有机会发展；中国人所凭托的社会，只是群众。他把中西社会形象地比做矿物，西方社会是多边形复式的结晶体；中国社会是附着在岩石上半沙半石的结合。他认为中国的官署、官吏、工商会等都是“社会其名群众其实。至于乡下的老百姓，更是散沙，更少社会的集合。”即使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生活“也是群众的，不是社会的。”傅斯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有群众无社会，并且喜欢群众的生活，不喜欢社会的生活。”这种社会状况生出的恶果，“第一，是社会上多失职和不称职的人；第二，是使社会不健全了”。傅斯年在此文中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只强调了中国当时有群众无社会，整个社会是一盘散沙，这种社会状况的危害，傅斯年没有深论，应该说各阶层民众没有责任心、凝聚力，这是中国落后、社会混乱的重要原因。
在新文化运动中，新兴社会力量以《新青年》、《新潮》为主要领地，批判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对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着力较多，其中包括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中心的伦理道德和宗法制度、规范信条等。陈独秀曾强调指出：“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傅斯年作为激进的青年代表，其批判的重点也集中于此。他在《万恶之原》中曾尖锐指斥名教，“其实名教本是罪人，哪里有不名教的罪人，名教本是杀人的，哪里有不杀人的名教。”在《社会的信条》中对传统的信条进行了批评，他所说的信条主要是封建专制社会的规范准则和教条，信条与社会有密切关系。傅斯年在文中指出：“一般社会里，总有若干公共遵守的信条。……中国社会里，自然也有若干信条的。”但是当时社会的信条，是历史上遗传下的，是有极大威力的，是旧道德所托命的。一般情况下，信条应根据社会状况设立，随着社会变化而演革损益，但是信条、规范又属于意识形态，有相对的稳定性。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专制政治服务的、以儒家纲常名教为主体的信条、规范对中国社会有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名义上推翻了封建专制政权，建立了民主共和政权，实际上不仅政权长久地被封建专制余孽所控制，以纲常名教为主的规范、信条更是制约着社会各个层次。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都注意了传统的规范、信条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傅斯年对此论述说：“信条总应合于现日的社会情形；若是遗传的信条，经过若干年，社会的性质改变了，人生观念不同了，我们反来遵守历史上的信条，岂不同信仰死灵魂，崇拜泥菩萨一样?可是中国现在社会上的信条，一百件中，就有九十九件是死灵魂、泥菩萨。”他最后呼吁：“我们必须建设合理性的新信条，同时破除不适时的旧信条。”傅斯年对传统社会各个领域的批判表明了他当时的思想意识。从批判的内容和态度来看，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缺乏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性。可以看出，他对社会的认识、对批判对象的了解都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和随意性，且有较强的感情色彩。这说明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尚处于初步形成时期。
（二）发展自己与改造社会
正当傅斯年主编《新潮》杂志，积极撰写文章，鼓吹“民主”与“科学”，宣扬新文化，抨击旧传统旧道德，向传统社会意识猛烈攻击的时候，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激变，由此而引发了“五四”运动，把埋头写文章、编稿子的傅斯年拉到社会，由文化批判转变到社会批判方面。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举行分赃会议，中国北洋政府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会上，中国代表要求收回德国在中国的领土和权益。可是，各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要求，把德国在中国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而中国的代表竟然同意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1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北洋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把此消息告诉了蔡元培。翌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西斋大饭厅召集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开会，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牺牲中国权益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同学们听了蔡元培的讲话，都非常激动。傅斯年本来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又是山东籍的学生，想到自己饱受苦难的家乡父老，又要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蹂躏，更有其他同学所不具有的激愤。5月3日晚上，北京大学学生会在法科大礼堂举行了一千多人的集会，并邀请了北京各校代表参加，讨论了当前救国应采取的步骤，决定第二天举行游行示威。会议推举20名代表负责学生的组织工作，傅斯年由于在同学中间素有威望，被同学们推举为代表和游行总指挥。
5月4日，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的标语在校园集结，傅斯年扛着大旗率学生在天安门与其他院校学生会合，然后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准备向各国使馆抗议示威。走到东交民巷，受到外国军警的阻拦，学生推举代表向各国使馆递交了说帖，这时有学生提出：我们找卖国贼算账去，于是傅斯年又率学生经御河桥直奔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第二天，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时，傅斯年和一位名叫胡霹雳的同学意见不一致，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二人互殴，胡霹雳动手打坏了傅斯年的眼镜，傅斯年一怒之下，发誓不再过问学生会的事。
“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动的反帝反封建运动。傅斯年作为具有新思想的学生领袖，虽因个人意气不再直接参与，但他的思想和注意力不可能离开这一震撼人心的爱国运动，只是从台前转向了幕后，一方面为其他学生领袖段锡朋、罗家伦等人出谋划策，一方面开始对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和意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研究。
“五四”运动由学生发起，但随着运动的深入，工农群众成为运动的主力，广大工农民众的积极参与，使运动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运动的发展过程给有识之士以深刻的启示：要达到救国的目的，单是青年学生基于爱国热情从事爱国运动，力量是弱小的，无力与反动势力相对抗，最深厚的原动力在广大民众之中。
五四爱国运动唤醒了民众，震动了社会，由于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取得了胜利。而运动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民众的觉醒、社会的进步。运动过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