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傅斯年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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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求学岁月:贯通中西学问(7)

傅斯年撰写的《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就是他对当时社会总体认识和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方案。文中把中国所处的时代放在世界发展历史的范围中进行探讨,然后专门对中国所处时代进行多层面的分析。他在文中首先将社会分成两种相互对立的组织结构形式:“有机体”社会与“机械”的社会,合理的社会是有机体社会。他认为中国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社会是一盘散沙,是机械性的社会。他把中国古代秦汉以后的封建专制统治,与西周的分封制和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相比,认为封建专制对人控制的太严酷,相对来说,不如分封制和土司制度。对此他论述说:“封建诚然不是一个好制度,却还存著几分少数人自治的精神,不至于把粘土变成沙漠,把生长体变成机械,把社会的发育换作牛马草的训练。”对于顾亭林的封建论,他表示有同感,甚至认为土司也比专制好:“土司还比专制好,土司纵不能帮助社会的滋长,也还不至于把社会变成散沙一般的群众。在专制之下只有个个人,没有什么叫做 ‘公’的,所以在个人责任心之外,不负社会的责任心,原是当然。所以中国的社会大半是机械似的,不能自生自长自转自动,一切全由外力。”傅斯年也强调社会手段与政治手段的不同。他谈改造社会时,将海通以来中国人的“觉悟”分成四个阶段:“第一层是国力的觉悟。第二层是政治的觉悟。现在是文化的觉悟,将来是社会的觉悟。”认为以社会手段进行社会改革是必定要走的路,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以社会力量培养政治的改革。他说:“我说句鲁莽的话,凡相信改造是自上而下的,就是以政治的力量改社会,都不免有几分专制的臭味;凡相信改造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以社会的培养促进政治,才算有彻底的觉悟。”又说:“请看中国人崇拜政治的心理,可以知道他还不忘专制了。他总希望大人物出来,有所凭借而去转移社会,仿佛看得改造像运机器一般,而与培植树木发展体力的办法远。”除看清近代中国的四个阶段的发展,将以造就有机社会为最终目标,他还有一层体悟,即这四个阶段的进程不可跳跃前进,必须循序而来的,并且要根据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如农村和城市就要区别对待。因为傅斯年对农村进行过认真考察,他认为农村和城市的社会生活是“两截的”:城市社会与农村社会之间接触很少,没有任何正常流通的渠道。所以社会改造的方法,要求不能相同,对于农村、农民“只要帮助他们维持和发展他们固有的自治的意义,再灌上最小限度的智识,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状况为唯一目的,就够了。”所以改造社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城市社会,对城市社会主要是两个层面:一方面要使城市社会和农民生活相接触,另一方面要在大城市中将各种职业形成的各类社会互相联络起来,“造出一个团结的组织,又就著这组织活动去”。

另外,他提出培养“社会的了解”与“社会的责任心”。在社会的了解方面,“譬如我们知道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和压迫,根本上由于这个资本私有的制度,要是想好非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不可,并且还要知道从旧状态到新状态应该怎样办去。”至于社会责任心,他说近代中国:“睁着眼睛看人卖国乱政,涂炭地方,破坏代议制,绝了中华民族一线不断的人格,不过是长吁短叹而已,顾着身家,怕着势力,一丝也不动……袁世凯就利用这个缺点演了一出大悲剧,其结果这缺点更膨胀了,就有了现在的局面。可是在这样一个时代之内,这局面是不能常的,所以才有了五四以后的几个社会运动。五四运动可以说是社会责任心的新发明……现在这个时代的第一曙光,还不在智觉的开展,就在这个。”最终的目标是把“以前的加入世界团体是国家的”,改变成“以后要社会的”加入世界。

除《时代与曙光与危机》外,傅斯年在留学英国的途中,撰写了《欧游途中随感录》,但只完成了“(一)北京上海道中”一小节。作者特别注明是离开北京到上海途中所写,文中有“舟中写下,自然没有顾及文学的工夫”一语。这一节文字较《时代与曙光与危机》一文稍晚,基本上也是反省“社会”的问题,着重强调“个人运动”在“造社会”运动中的地位。他论述说:“社会是生成的,不是无端创作的,所以为谋长久永安、不腐败的社会改善,当自改善个人始,忘了个人,就是一时改的好了,久后恐不免发生复旧的运动”。他又强调:“我并不是说群众运动不好,五四以后青年对于社会责任心(Social Responsibility)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但不要忘改造社会并不专靠群众运动。个人运动更是要紧,……”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傅斯年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所鼓吹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这可从早先的《新潮》上发表的《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一篇短文中看出,也可以从《曙光》一稿中所强调的,中国人和世界的人所受的苦痛压迫,根本上由于资本私有制度,并想达到“资本公有的目的”等话语中看出。不过,整体看来,他只捡拾一些零星观念,且这类观点在留学欧洲后便不再出现。根据傅斯年北大同学毛子水的回忆,傅氏曾“自幸”不曾参加北大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对这一句话稍作推敲,便可推断傅斯年在五四前后,曾一度被社会主义革命的观念所吸引。他在以后的论著中,曾叙述他与共产党人共事,所指主要是在北京大学期间,而此时,他的思想处于形成阶段。从他的论著中可以看出,他这个时期思想比较激进,向社会主义思想、革命思想靠近是正常的,也可视此为他一再声称信奉自由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

留学欧洲

(一)留学欧洲简况

1919年12月16日,傅斯年从北京动身去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船去英国留学。傅斯年把这次到欧洲留学视为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折,他在行前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这就是说他把留学视为自己人生发展的新平台,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许多设想和心理上的渴望,要在留学的过程中去实现。他自己曾记述说:“我这次往欧洲去,奢望太多,一句话说,澄清思想中的纠缠,练成一个可以自己信赖过的我。这出北京的一天,虽然是出国门,但是长途的发轨自不免起了无数的感想,过去的,未来的,快意的,悲观的,对这霜雪飘零的景物,心上不免受些感动,人生的真价值于我,现在看来只是就其‘论而扩充之’,待后来充满了,作一个相当的牺牲。”傅斯年的这个表述看起来有些玄奥,好像不着边际。联系他这个时期的思想变化脉络,对此应从两个方面进行理解:

(1)经过“五四”运动的磨炼,傅斯年已相当成熟,这主要表现在对社会的认识方面。胡适曾对《新潮》杂志评论说:“《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具体来说,他们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傅斯年当时已经认识到中国民众素质太低,没有形成社会的有机体,有群众而无社会,今后主要的事业就是以各种方法唤起国人,使共负国民的责任心,从而全面改造社会。而改造社会,必须自下而上的下功夫,强调从改造个人开始,自我戒约,从自己做起,脚踏实地地磨炼自己。二是他们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奋斗目标,这就是为公众的利益自由地发展个人,正如傅斯年在为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送行的谈话中所说:“以知识喻之众人,以劳力效之社会。”为国家强盛、民族康宁而奋斗。

⑵ 对西方文化有了客观的认识。傅斯年在五四运动期间,阅读了很多西方典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评价比较客观。他曾强调:“人类文明的进化,有一步一步的阶级,西洋文化比起中国文化来,实在是先了几步。我们只是崇拜先进于我们的文化……我们对于西洋各种主义,当然要悉心辨别。一则看他对于西洋人的影响,再则看他对于中国人的情形,总以‘效果’为断……”傅斯年对西方文化崇拜,但不盲目,而是系统吸收,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扩充自己。所以,他在致俞平伯、顾颉刚等同学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这方面的愿望:“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对西方文化的渴求,是傅斯年出国留学的主要动机,他要扩充自己各科知识,同时具有用西方文化陶冶自己人格与思想的期望。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与俞平伯辞别送行诸友,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第一次远离祖国,傅斯年的心情很不平静,他对国家的现状怀有深深的忧虑。这从他登上轮船不久给《新潮》社同学的信中有所反映,他除了向诸位同学报告他离开北京到上海的一路观感外,着重谈了对上海的印象。他说:“在上海住的时候很短暂,没得什么益处。但见四马路一带的‘野鸡’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当时中国对外的窗口,却是这样一种情况。社会状况若此,难怪傅斯年要痛哭一场了。正是中国的这种社会状况,才激起了傅斯年那一代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志愿。他们的勤奋求学,提倡科学教育救国,改造国民性,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都是为改造中国现状而做的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傅斯年与俞伯平于2月底到达了英国利物浦,次日乘车去伦敦。傅斯年办理了入伦敦大学的手续。刚到英国两个星期,俞平伯突然不辞而别,乘船回国了。傅斯年与俞平伯是同学好友,同是新潮社成员,而今俞平伯悄然离去,大出傅斯年意料。傅斯年听说后大为着急,他甚至怀疑俞平伯得了精神病。出于对朋友的关心和高度责任心,他急忙从伦敦抄近道赶往法国马赛拦截。见了面一问,才知原因很简单:俞平伯过不惯羁旅异国的生活,十分想家。这次赴英,是俞平伯第一次离家远行,生活不习惯,加上性格内向,遇事不爱和人商量,更增长了思乡之情。同时俞平伯刚结婚,夫妻二人是表兄妹,青梅竹马,感情甚笃,骤然分离,难免相思,何况在家生活一切由妻子照顾,一旦分离,自己难于料理,所以决心回国。傅斯年多方劝慰,俞平伯终不回心转意,执意要走,傅斯年没有办法,只得听之任之,怏怏而返。

傅斯年从马赛回到伦敦,已是3月20日,于是开始正常的学习。他进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师从史培曼(Spearman)教授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本科的课程,主要选修了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的课程。

关于在伦敦大学初期的学习情况,傅斯年1920年8月在写给胡适的信中有所叙述:

我到伦敦后,于University College(大学学院)听讲一学期,现在已入暑假,以后当专致力于心理学,以此终身,倒也有趣……我的本意,想入理科第一学年,Spearman(史培曼)不劝我这样,所以现在一面做Post-graduatework(研究生功课),一面再于 Under-graduate(大学本科)之科目中选些听讲。近中温习化学、物理学、数学等,兴味很浓,回想在北大时六年,一误于预科一部,再误于文科国文门,言之可叹。此后学心理学大约偏重于Biological(生物学的)一派与讲Freudian Psycho-anlysis(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之一派。下学年所习科目半在理科,半在医科。斯年此中对于求学计划比前所定又稍有变更。总之,年限增长,范围缩小,哲学诸科概不曾选习。我想若不于自然或社会科学有一二种知道个大略,有些小根基,先去学哲学定无着落。近来很不想做文章,一来读书之性浓,作文之兴便暴减;二来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三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四来近来觉得心里边extroversion (外向)的趋向锐减,而introversion(内向)之趋势大增,在此不免有些懒的地方。

傅斯年除努力学习实验心理学和选修自然科学的课程外,对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学等也有兴趣,因而进行了广泛的涉猎,据他的朋友回忆,萧伯纳的剧作品,他几乎每本都读过。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伦敦大学,来到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留学。之所以由英国赴德,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受柏林大学里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即物理学和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物理学方面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当时都是轰动一时的学说;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二是受柏林的朋友们如陈寅恪、俞大维等人的影响。当时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甚多,其中许多是傅斯年的同学好友。傅斯年到柏林大学后,仍如在英国一样,除一面听相对论,一面听比较语言学外,还选学了地质学、经济学等课程。傅斯年为什么留学期间广泛涉猎,不专重一个方面,分析起来有以下几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