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可被称之为“破”的举动，改革迟早要触及真正意义的提供公共服务的事业领域。这很可能是事业单位改革的主战场，难度更大，风险也更大。我们觉得，对于这部分核心领域的改革，政府决策层必须有明确战略、谨慎方针和扎实操作方案，其目标是建立起公平而有效率地提供公共服务的新体制，使基础的医疗、教育、科技、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够福泽最广大民众，包括偏远地区和经济上处于底层的贫苦民众。在这部分可被称为“立”的任务中，公平性的考虑至关重要，意味着政府应当明确自身的首要责任，重新调整公共支出的重点，尽快建立起公平合理、有效运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起合理的监管框架；而效率是实现公平性的重要保证，因此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不应简单以“所有制”类型划界，更应实施自由进入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
中国的事业单位改革，其实是继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后的中国公共部门改革第三阶段。某些领域和部分地区的探索事实上早已开始，但全局性改革何时自上而下全面推进，目前仍然没有看到明确的时间表。我们理解，当前由发改委牵头的跨部门课题研究、研讨会和地方性试点都是改革探讨也是预热。而随着中共中央最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一步步落到实处，预热过程必将加速，预热面必将不断扩大和深化。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重建中国公共服务体制”的全方位事业单位改革必然会全面铺开。
-2004年第7期-
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之原因，及其近来的成功治疗，足以为鉴。
随着2005年下半年日本经济复苏，至少有两个问题引起海内外业界高度关注：其一，日本经济重振对世界及亚洲经济的影响；其二，日本经济过去十余年沉浮的经验教训。第一个问题相对简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复苏对全球经济的正面意味是显著的。至于日本“失去的十年”有哪些经验教训，对中国最有启迪之处，我们以为应当集中于对制度转轨的理解。
经济学家们说得很清楚，日本的经济衰退不是周期性，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改革的艰难，造成了日本经济复苏的迟滞。日本总务兼邮政改革大臣竹中平藏在接受《财经》采访时也承认，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达到2％～3％，实际经济增长率仅为1％。日本没有遭遇东南亚或者韩国那样暴烈的经济危机，因而没有迫在眉睫的压力，也就没有改革的动力，于是在停滞中一待就是15年。
日本的产业－金融－政府政策一体化，造就了强大的社会利益集团，其原有的终身雇用制也导致国民对传统体制的依赖。因此，纵使“小政府”和进一步市场化对国家的长远经济发展更为有利，这种转轨却因为无法分摊成本而无法启动。
拖延则意味着时机的丧失，日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泡沫滋长及其崩溃。企业过度依赖银行信贷，在泡沫破裂时期导致银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全面失衡，经济增长水平持续滑坡。这种“不改革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根据芝加哥大学教授Kashyap的测算，自1992年起至改革前的2001年，日本银行业累积不良资产达83万亿日元，占当时GDP的16.5％，经历年核销仍有42万亿日元损失余额，占GDP的8％。如果结合政府金融机构损失约78万亿日元，金融体系损失余额大约为120万亿日元，相当于日本纳税人直接及或有承担的损失占到了日本年度GDP的24％。
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日本银行业也为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资源配置作用，并在不完善的银企借贷关系中承担了巨额成本。高负债、低利率导致日本诸多企业成为没有自有资金的企业，同样，银行也因不良资产过高出现资本金的明显不足。因此，把银行转变为自负盈亏的经营主体，也成为我们的亚洲邻国改革的目标之一。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削减不良资产存量以改善经济主体本身，进而革除银行运行中的体制缺陷，实现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基础性目标。在经历了“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所理解和执行的是两种改革——被动改革和主动改革：前者系处置不良资产，而后者的突破口是邮政改革。
邮政改革既意味着走向“小政府”的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一家占据着国民储蓄25％的“政策性银行”脱离政府控制而回归民间。日本所经历的改革在外部观察家看来十分渐进，颇有些“不知不觉”；而事实上，改革对于日本社会、企业和政府所产生的震荡，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是可知可觉、强烈而且持久的。无论如何拖延，社会最终仍然需要付出改革的成本。
推进改革需要把握时机。日本经验还表明，推进改革的关键，在于使市场形成一个正确的预期。在竹中平藏看来，这种预期形成其实是非常困难的，而日本政府能够在2003年春对问题银行注入资本金，恰是一个机会，由此形成了政策与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一方面，预期的形成涉及改革当局的“声誉”问题，具有良好财政和货币规则的政府往往容易获得公众对转型的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政府具有良好声誉，改革方案必须向包括被改革者在内的全部利益相关体提供明确的利益预期和改革成本补偿措施，由此降低社会利益冲突导致的转型交易成本。
无疑，在稳定预期的基础上，高增长及高储蓄是转型的最佳时机。中国和日本都有民间储蓄传统，高增长期间的高储蓄，正可为金融机构利用负债资源解决即期财务困难提供充分手段，而事后通过重组可以逐步摊销改革成本。然而，升平盛世之时，高增长的繁荣极易掩盖因不良资产带来的经济病症，诸多结构性问题不易引起关注；而一旦经济增长下降，坏账压力速显，各类问题积累，已经积重难返。日本就曾因此一再延误改革。
前车之鉴，教训深重。中国远不如日本之发达，为避免“日本病”之灾，更应珍惜今天的时机，推进改革绝不可贻误。
-2006年第2期-
全方位改革的意味
“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2006年9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会见到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时表示：“中国将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是第一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四项改革以平行并重的方式被提至前台；虽是仅在高层外事活动中一带而过，已足以使人眼前一亮。稍后，9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及《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正是会议共识之一，被视为构建和谐社会之必需。至此，决策层在未来全方位推进改革的意向已经十分清晰。
在中国改革史上，2006年会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从春季人代会上中央领导人重申“改革不动摇”的决心，到中央政治局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前夕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改革并行的方略，我们可以断定，未来中国改革不仅不会停步抑或倒退，而且将以全方位推进之势步入新的阶段。这一切无疑使人振奋。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改革已经进行了27年。1984年，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进而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改革至今已取得不菲的成就。而政治体制改革尽管早在改革初期就曾提出，但多年来实质性推进有限，整体滞后相当明显。这本身对继续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打好经济改革中涉及既得利益集团的攻坚战役，显然是不利因素，也影响了文化体制与社会体制改革的启动和推进。
我们可以理解，从年来中央有关决议开始强调“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到今番中央政治局高度共识地主张“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和创新”，显示改革全局中，政治体制改革已被提至更重要、更明确的位置；而“四位一体”的改革方略将使中国改革以更全面、更深入、更均衡、更有效的方式推进，进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大题目。颇有些分析一提起此便小心翼翼，有意绕开所谓敏感的“民主”话题，甚或有意以政府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或是其他概念取而代之。其实，政府改革自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涵之一，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要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这本来是非常明确的。中共十五大报告即提出“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之方向，十六大报告更是对政治体制改革辟有专门章节，确定了“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为改革首要任务。以此为目标，则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向已相当清晰。
当然，政治体制改革是长过程，改革的任务也相当广泛。其中难度最大者，当属如何建立起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与制衡体系，真正做到依法治国；而新闻人念兹在兹的舆论监督、公众最为关心的反腐防腐，当然正是重要的题中应有之义。相较于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领域更为宽泛，而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相对具体。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文化和社会体制改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草根层的变革一直在无声地进行。随着中共十六大之后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社会体制改革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而在十六大对文化体制改革专项阐述的基础上，2006年年初中央正式出台了《关于深入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日后可以期待的是，从建设和谐社会的总目标出发，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也将出台此类决定，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继续推进。
《财经》读者多为业界人士，往昔更多地关心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随着去年以来中国改革大讨论的深入，诸多识者已经强烈地意识到，深化改革，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不仅依靠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更有赖于政治体制及文化、社会体制改革的大步跟进。当前因发展不平衡引致的社会矛盾，因官商勾结和寻租腐败引致的社会不公，不仅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框架内仍无法解决，而且已经成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即将全面推开的“四位一体”改革，于业界人士既是机会亦是责任，既孕育着希望也包含着压力。我们的眼界需要更宽阔才行。
-2006年第20期-
“两会之春”与改革之路
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起点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改革与发展仍然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
2007年3月上中旬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是国内一年一度的春季舆论聚焦点。开会前两周来，从报刊电视到网络民间社会，已经是“两会寄语”、“两会民声”纷至沓来。从这些讨论中可以观察到，就对“两会”的期待而言，社会上已经具备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主基调的共识，但对通往和谐社会之路则有不同想法，概而言之可称：我们正在什么起点上走向和谐社会？该采用什么办法建立和谐社会？
有种认识的声音并不很大，却很引人关注。这种认识把“和谐”同“改革”有意无意对立起来，似乎推进改革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造成冲突震动，导致社会失和，因此，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放慢改革步伐。更有极端的观点认为，当前社会收入差距扩大、地区发展失衡、社会矛盾加剧、官员腐败成风等经济社会问题，正是25年来改革所带来的后果，要解决这些问题，改革就要走回头路。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对当年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包办一切造成的贫穷和孱弱，竟然如此健忘，让人难以理解。无怪乎他们往往无视国情，倾向于高估现有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主张以高福利一步到位地解决现有的社会矛盾。
应当看到，尽管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而且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成为最大的经济体，但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一个不发达国家。就真正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人均国民收入而言，中国至2005年仅达1740美元，比通常意义上的人均收入千元以下的“穷国”情况略好，但至多也不过是偏低“小康”水平，尚逊色于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一些同属“小康之列”的国家。而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人均收入最低亦在5000美元以上，高至4万至5万美元。这远非中国今天之发展可望其项背。如温家宝总理日前发表专文所指出：“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城乡发展和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所以，我国今天远没有走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发展的经验表明，一国经济从穷国低点起步，越过人均1000美元的界线并不困难，但由“小康”进入发达，迈过5000美元界线者，其实相当罕见。长期徘徊于“小康”或偏低“小康”，不时经受波动、徘徊和倒退，倒是常见的经济现象。因此，今天的中国还是需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面对现实，我们完全认同温总理提出的主张：当前的任务仍然是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而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逐步推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极大地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这就需要把已经确定的市场导向的改革深入地进行下去。
当然，改革需要阶段性强力推进，难免有震荡、有摩擦；特别是中国改革以渐进模式走到今天，那些在过渡早期得到好处的“中间利益集团”已经相当强大，很可能与反对改革的保守者结合起来，成为改革阻力，使改革继续深化变得非常困难。但改革的决心绝不能动摇，而且必要的改革成本正是建立未来和谐社会之必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