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蒙古帝国空前绝后四百年2
1283700000008

第8章 蒙宋开战(4)

丁黼试图做最后一搏,带了仅剩的宋兵出城袭寨,但蒙军势大,在与蒙军的巷战中,不幸被蒙军射死在成都城西南。

丁黼虽一介文人,但遭遇强敌却不惜以自己文弱之躯和区区七百将士,阻挡蒙古的千军万马,其民族气节丝毫不逊色于一门忠烈的杨家将和精忠报国的岳家军。朝廷嘉其忠心,赐丁黼光禄大夫、显谟阁学士,后又加封银青光禄大夫,赐谥号“恭慰”,并下令在石埭建立“褒忠祠”。

丁黼是宋蒙战争中战死的第一个制置使级的高级官员,他死后,部下王翊继续组织居民抗蒙,直到10月26日,王翊投井自杀,成都城陷落。

成都被攻陷之后,整个四川盆地裸露在蒙古的铁蹄之下。阔端分兵四处残破四川,川西、川北、川南、川东都未能幸免,只有三峡地区的夔州,以及其他部分地区如泸州、合州等免于兵祸。四川六十州,有五十四州被残破,全四川的军民死了十分之七八,川东一直到重庆、万州(今万县)、开州(今开县)等地百姓都被屠戮。

在蒙古统治者发动对宋战争的时代,仍保留着落后野蛮的掠夺方式,他们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无所不为。所过之处皆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赤地千里,十室九空,鸡犬不宁。一时间巴蜀之地、天府之国惨遭蹂躏,直杀得苍天垂泪,大地含悲,江河呜咽。

单单成都一城,足以说明问题。后来宋军收复成都,在城中收埋尸骨一百四十万具。大片的良田成了野草丛生之地。四川本来是南宋的一个重要财源和粮仓基地,但在兵火破坏之下,加上四川制置司、制总司、漕运司等各衙门各地方的仓库库存被毁,从此之后反而要下游运粮接济,否则就财竭兵饥。单靠江南的收入,南宋要维持生存可以,要累积物资去抵御蒙古就很难了。随着四川被残破,从此,宋朝也就丧失了战略上进攻的一切可能。

此时,传来消息,中路蒙军主帅阔端的弟弟阔出病死。所以阔端认为反正目的已经达到,没有中路军的配合,蒙军也不可能攻破夔州,便引兵退回北方。撤退之时,又再次围攻文州,曾阻挡末哥军从摩天岭南下的文州,这次粮尽援绝,最终城破被屠。

阔端留下两支部队,一支驻扎在兴元(今汉中),准备把兴元发展成南下的基地。一支驻扎在沔州,扼住交通,并且随时准备南侵。阔端认为,蒙古的实力还不够占领四川,只能时不时地进攻四川,不给四川以喘息休养生息的机会,不停地残破四川,不停地在四川消耗南宋的援兵,最终让南宋虚弱下去。

四川战区凭借苦心经营山城防御体系,充分发挥了宋军野战不足、守城尚可的优势,坚守城池,使蒙古军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在四川打开局面。在两淮战场,淮东一带河网发达、水系众多,不利于蒙古骑兵驰骋作战;淮西据有淮水天险,又是距京师临安最近的防线,南宋在此屯有重兵,与淮东互相呼应。因此,与四川战区一样,蒙古军急切之间难以在江淮战区有大的进展。相比于四川、两淮,荆襄战区的防守则相对弱了许多,可以说是南宋“三边”防御体系中的软肋,而襄阳则是整条荆襄防线上的蛇头,为重中之重。

第一次襄樊之战

襄阳(今湖北襄樊)以地处襄水(今湖北襄樊南渠)之阳而得名,筑城于汉初。自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素有“南襄隘道”、“南船北马”、“七省通衢”之称,为南北要害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南宋初年岳飞北伐收复荆襄,但由于襄阳等地历年兵祸,难以补给,岳家军主力驻扎在鄂州,以鄂州为基地。当时南宋在长江中游的三支御前诸军共有八万四千人,其中驻扎在鄂州的就有五万两千,而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和襄阳府两地加起来驻军也没有鄂州多。

当然,岳飞也知道襄阳的重要,所以他对襄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要把襄阳建设成北伐的基地。在岳飞的经营下,襄阳开始具备了后来的规模,城高池深,扼水陆要冲,成为军事重镇。后来到刘光祖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就把制置司衙门移到了襄阳。而后赵方担任京湖制置使时,在十大御前驻扎诸军之外,于襄阳添设新军,加强襄阳的守备力量,襄阳就成了整个长江中游的军事中心,而唐州与邓州就是襄阳的外围屏障。

宋蒙战争开始的时候,南宋朝廷想利用赵方在镇守襄阳时留下的威望,于是让赵方的儿子,本该对端平入洛失败承担责任的赵范来继任荆湖制置使。

当时的襄阳地区,有神劲军、促捷军、忠义军、虎翼军、突骑军等新军。宋将孟忠政又招募八方勇士组成忠顺军,后来他儿子孟珙也招募精壮之士组成忠卫军,称镇北军,他们的统兵官也同样叫军都统,但是性质比正规军要私人化。

战争之初,荆襄地区尚有河南地区作为屏障,就是说,蒙古要进攻荆襄,必须先闯过河南。只是当时防守这两大地区的主力并非宋军嫡系,而是金国灭亡后由金降兵组成的“北军”,而南宋朝廷对这些金降将从来就没有完全信任过。比如金降将赵祥原本戍守襄阳,赵范任京湖安抚制置使后,不但克扣军饷,还一度打算坑杀赵祥部,后因人劝阻才作罢。事后赵范仍然不能放心,将赵祥调往前线的邓州(今河南邓县),还派了两名心腹骆铃、呼延实到军中监视赵祥。呼延实与赵祥有很深的矛盾,从来也没将他放在眼中,还不断利用监军的身份压挤赵祥。在这样的情况下,赵祥自然心怀不满。

正因为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防范心理太过一目了然,才格外令北军将领心寒齿冷,很难说得上对南宋朝廷忠心耿耿了。前面曾经提到汪德臣之父汪世显原为金国大臣,金国灭亡后,继续奉金为正朔,据地自守,一直不肯向蒙古投降。当时汪世显据有巩昌,号称“秦巩之豪”,是金国残余势力中最为强大的一支,而且秦巩一线刚好是四川的屏障。他与蒙古有灭国之恨,有意投降南宋,曾多次向宋四川制置使赵彦呐表示愿意归附,但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看到南宋朝廷对金降将的猜忌,多有顾忌,最终还是投降了蒙古,不但将秦巩一线拱手送给了蒙古,使四川完全暴露在蒙古铁蹄之下,还与蒙古联兵,转而对付南宋。

唐州(今河南唐河)北军主将郭胜的情形,也与赵祥大致相同。郭胜与知州杨侁素来不和,杨侁便乘面见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的机会,告发郭胜有异志,赵范不但不调停,反而召郭胜到襄阳。郭胜不是傻子,从此真的开始有了异心。不久,赵范下令以襄阳簿厅置勘院,准备审问郭胜,刚好赵范幕客蒋应符前往唐州,将这些事情告诉了郭胜。郭胜十分愤怒,立即点齐本部人马,趁杨侁不备,将其射死在轿中,并就此出城投降了蒙古。当时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正在唐州戍守,当蒙古军逼近唐州时,竟然趁夜色率先逃跑,导致宋军不战而溃,唐州陷落,囤积在城内的大批物资均落入蒙古军之手。

蒙古军乘机南下,邓州首当其冲。守卫邓州的北军主将赵祥早已对南宋心怀不满,于是擒拿了监视他的呼延实,投降了蒙古。此后,均州(今湖北丹江口)范用吉、德安尚全等北军将领纷纷叛附蒙古。唐州与邓州是襄阳的外围阵地,两州失守后,襄阳就完全暴露了最前沿。这样,由于南宋朝廷和宋军主帅处理不当,导致北军将领大批叛逃,蒙军进攻襄阳轻而易举地打开了大门。

接着,蒙古以主力进攻枣阳,宋将樊文彬率部死战至10月底,终因没有外援,最终城破,樊文彬自杀。于是蒙古就移兵进攻襄阳。

襄阳城高池深,蒙军一时难以攻破,于是在设计颠覆宋军船只之后,除留下兵力牵制襄阳宋军主力外,余者移师进攻随州、郢州。随州被围多日,渐渐不能支持,幸亏宋将高世英带兵支援,突破蒙军包围进入城中增强守城兵力。高世英在突围时身中数箭,进城后不治而死,但随州终于守住了。

郢州城坚兵多,而且是南宋的一个水军基地,但是水军过于自恃,蒙将塔思以五百死士乘木筏吸引宋军接近,而后蒙军夹江射箭,南宋水军大败。不过郢州城非常坚固,蒙古无法攻克也只好退去。但是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好运了,从汉江流域到长江以北许多地方都被蒙军破坏。

1236年2月,蒙军开始进攻江陵城,宋将统制李复明战死,但蒙军也没能攻下江陵。蒙军之所以不敢放手围攻江陵等地,是怕襄阳守军出城袭击蒙军后路,而襄阳假如失守,江陵等地就危险了,所以当时襄阳是双方战略的关键。南宋朝廷命魏了翁沿江督视兵马救援襄阳,魏了翁会同数路宋兵星夜沿江西上,而蒙军主力不得不从江陵回师准备强攻襄阳。

然而此时的襄阳城里,赵范却还在朝夕豪饮,寻欢作乐。他以王旻、李伯渊等人为心腹。王旻经他同意,招收原驻黄州的克敌军残部四千余人重组克敌军。赵范又下令关闭襄阳四门捉拿奸细,弄得襄阳人心惶惶。等到蒙军真的到了襄阳城下,由于襄阳城门关闭已久,事先又未通知城里居民,城里没有什么柴草粮食储备,一时物价飞涨,而赵范仍旧饮酒作乐。

当时的情况十分复杂,但是赵范在处理这些复杂局面的时候,又出现了重大失误。1236年春,原驻镇江的李虎奉命率无敌军到襄阳增援,进城之后却与王旻的克敌军闹起了矛盾。赵范偏袒王旻,却又不想法子平息军中不满,结果2月23日,无敌军兵变杀死王旻,而事后赵范不思平息,却又转而开始偏袒无敌军,下令全城见克敌军就斩,一时间城里混乱,误杀错杀的不计其数。克敌军成了围剿对象,便四处劫掠百姓,干脆为匪,而城中的混乱也就演变成南军与北军的冲突。南军指的是原南宋的军队;北军指的是原来南宋以北,在金末战乱时逃难或归附或投降而来的军民。此时北军几乎要兵变,赵范无法控制,便同李虎等四人偷偷离开襄阳逃往后方,于是李伯渊等率北军献襄阳城投降蒙军。自岳飞收复以来,襄阳经过一百多年的苦心经营,城里的大量积存,包括二十四个兵器库的武器装备,以及京湖制置司衙门等仓库的金银盐等,全部落入蒙军手里。蒙军拆毁襄阳城防,焚毁襄阳城,把襄阳城的居民全部强行迁移到蒙古地盘的洛阳地区。从此,京湖制置司衙门不得不后移到江陵,南宋又丧失了以襄阳为基地北伐的可能。

襄阳地处于南阳盆地之南,夹岘首山交峙两边,汉水流于其间,东可至江淮,西临关陕要地,不仅控扼南北,又跨揽河南、湖北两地,为南宋两陲最重要的军事重镇。

襄阳的失陷,给宋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襄阳一失守,就意味着蒙军可以长驱直入抵达长江,汉水流域的其他城市都难以坚守,于是前面坚守在随州、郢州、荆门等地的宋军,都往后撤退,只有复州守将施子仁战死。这样,江陵北面的京西南路九郡——均州、房州、随州、德安(今湖北安陆)、郢州、荆门、信阳(今河南信阳)、光化(今湖北老河口西北)等——尽陷蒙古军之手,蒙军的兵锋再次指向江陵。

南宋在鄂州紧急设置沿江制置副司,危难之际再次起用史嵩之为沿江制置副使,命他派人救援江陵。于是史嵩之命孟珙为主将救援江陵。孟珙本在襄阳,但是在蒙古南侵前被调离襄阳到朝廷当文官,他一手招募的忠卫军也被赵范分给李伯渊掌管,并在襄阳之乱中随李伯渊投降了蒙军。因此,此时的孟珙,手下除了一批亲信将领,几乎没有什么兵力。

但孟珙侦知蒙军在枝江准备造船渡江,于是带兵在江面上变易旗号,往返循环,夜里就点明火炬数十里,摆出一副宋军大军到来的假象,使得蒙军不敢渡江。而后孟珙亲率军队多次出击蒙军,前后破蒙军二十四寨,夺回被掳的军民两万多人。加上当年10月,蒙军中路主帅阔出病死军中,最终迫使蒙军不得不退兵,扭转了长江中游的不利局面。

两淮战场

当中路蒙军在攻略荆襄的时候,东路蒙军也经由荆襄侧面进攻两淮。当时由于淮河以北残破,蒙军东路进攻也不能直接进攻两淮,而要随同中路军一起南下,然后才从荆襄地区攻击两淮,并且两路互相掩护侧翼。于是当中路蒙军占领唐州邓州之后,东路军便从唐州邓州出发,进攻淮西地区。

一直以来,对于偏安南方的王朝来说,长江是最后的防线,而淮河又是长江的骊道防线,因此守江必守淮,失淮则失江,所以南宋朝廷对两淮是非常重视的。端平入洛之败,使两淮兵力大受损失,但到蒙古进攻时,根据魏了翁的奏章,两淮地区仍有官军、民兵共二十五万。不过其中只有近十万的正规军,分别驻扎在两淮前线淮东的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楚州(今江苏淮安)、滁州等地和淮西的和州、庐州(今安徽合肥)、濠州(今安徽凤阳)、黄州(今湖北黄冈)等地。而在两淮军的后面,沿江布置的是十大御前诸军的最后三支,建康都统司五万兵、池州都统司一万两千兵、镇江都统司四万七千兵作为战略后备部队,哪里危急派往哪里。

1235年,蒙军从荆襄来攻淮西,德安(今湖北安陆)守将德尚投降,并为蒙军前导,导引蒙军攻略淮西。第二年,蒙军继续进攻两淮,蕲州(今湖北蕲春)、舒州(今安徽潜山)、光州(今河南潢川)守将都弃城逃走;淮西将领吕文信、杜林等率溃兵数万叛宋。在叛军的导引下,蒙古军进占六安、霍邱等地。口温不花遣部将察罕率军攻真州,宋真州知州丘岳力挫攻城蒙军,并乘胜出击。考虑到蒙军人多,丘岳在城外设三道伏兵,并于西城置炮,等到蒙军再次进攻时,宋伏兵突起,炮石俱发,将蒙军击退。随后,丘岳又招募勇士袭击蒙军营垒,加上中路蒙军已经开始撤兵,东路蒙军也不得不退出两淮地区。

此次蒙军的进攻,由于种种原因,呈现西强东弱的景象,蒙军对两淮的进攻虽然不猛烈,但是凭借此次进攻,撕开了两淮防线。从此,蒙军对两淮的攻击,可以直接进行,而不怕受到荆襄宋军从侧翼的威胁。因此,接下来的一段战局里,就变成两淮战区蒙古主攻南宋主守、荆襄战区南宋主攻蒙古主守、四川战区互有攻守了。

我们仍然采用分年和分地区的方法来讲,因此接着上面的1235至1236年战局之后,接下来的是1237至1241年战局。仍然先从四川战场说起。这段时间的四川战场,主要是蒙军袭扰四川,执行继续残破四川的战略,而宋军主要是恢复和巩固防线。在这阶段的宋蒙战争并不十分激烈,其中主要的战斗有以下这些:

1237年春,汪世显率蒙古骑兵,趁元宵灯节,突袭武信(今遂宁),将存在城里的府库钱粮劫掠一空,附近的资州、普州、嘉定府(今乐山)也遭到蹂躏。

1237年6月,蒙将郝和尚拔都从大巴山小道攻袭夔州,夔州安抚使卢普逃遁,统制杨福兴战死。郝和尚拔都以勇士七人乘舟驰于长江之上,因水军兵力不足,未敢过江,但前锋曾沿江远至巫山。

1238年冬,蒙军进入川西寻求与宋军决战,与四川制置使王履正部激战,宋军都统张珍战死。蒙军深入川边,直到渡过大渡河至宋朝国境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