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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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泛论《诗经》学(1)

《诗经》是古代传流下来的一个绝好宝贝,它的文学的价值有些顶超越的质素。自晋人以来纯粹欣赏它的文辞的颇多,但由古到今,关于它的议论非常复杂,我们在自己动手研究它以前,且看两千多年中议论它的大体上有多少类,哪些意见可以供我们自己研究时参考?

春秋时人对于诗的观念:“诗三百”中最后的诗所论事有到宋襄公者,在《商颂》;有到陈灵公者,在《陈风》;若“胡为乎株林从夏南”为后人之歌,则这篇诗尤后,几乎过了春秋中期,到后期啦。最早的诗不容易分别出,《周颂》中无韵者大约甚早,但《周颂》断不是全部分早,里边有“自彼成康奄有四方”的话。传说则《时迈》《武》《桓》《赉》诸篇都是武王克商后周文公作(《国语》《左传》),但这样传说,和奚斯作《鲁颂》,正考父作《商颂》,都靠不住;不过《雅》《颂》中总有不少西周的东西,其中也许有几篇很早的罢了。

风一种体裁是很难断定时代的,因为民间歌词可以流传很久,经好多变化,才著竹帛:譬如现在人所写下的歌谣,许多是很长久的物事,只是写下的事在后罢了。《豳风·七月》是一篇封建制度下农民的岁歌,这样传来传去的东西都是最难断定它的源流的。

《风》中一切情诗,有些或可考时代者,无非在语言和称谓的分别之中,但语言之记录或经后人改写(如“吾车既工”之吾改为我,石鼓文可证,吾我两字大有别)。称谓之差别又没有别的同时书可以参映,而亚当夏娃以来的故事和情感,又不是分什么周汉唐来的,所以这些东西的时代岂不太难断定吗?不过《国风》中除豳、南以外所举人名都是春秋时人,大约总是春秋时诗最多,若列国之分,乃反用些殷代周初的名称,如邶鄘卫唐等名,则辞虽甚后,而各国风之自为其风必有甚早的历史了。

约而言之,“诗三百”之时代一部分在西周之下半,一部分在春秋之初期中期。这话至少目前可以如此假定。那么,如果春秋时遗文尚多可见者,则这些事不难考定,可惜记春秋时书只有《国语》一部宝贝,而这个宝贝不幸又到汉末为人割裂成两部书,添了许多有意作伪的东西,以致我们现在不得随便使用。但我们现在若求知《诗》在春秋时的作用,还不能不靠这部书,只是在用它的材料时要留心罢了。

我想,有这样一个标准可以供我们引《左传》《国语》中论《诗》材料之用:凡《左传》《国语》和《毛义》相合者,置之,怕得是他们中间有狼狈作用,是西汉末治古文学者所加所改的;凡《左传》《国语》和《毛义》不合者便是很有价值的材料,因为这显然不是治古文学者所加,而是幸免于被人改削的旧材料。

我们读古书之难,难在真假混着,真书中有假材料,例如《史记》;假书中有真材料,例如《周礼》;真书中有假面目,例如《左传》《国语》;假书中有真面目,例如东晋伪《古文尚书》。正若世事之难,难在好人坏人非常难分,“泾以渭浊”,论世读书从此麻烦。

言归正传,拿着《左传》《国语》的材料求《诗》在春秋时之用,现在未作此工夫不能预断有几多结果,但凭一时记忆所及,《左传》中引《诗》之用已和《论语》中《诗》之用不两样了。一、《诗》是列国士大夫所习,以成辞令之有文;二、《诗》是所谓“君子”所修养,以为知人论世议政述风之资。

说到《诗》和孔丘的关系,第一便要问“孔丘究竟删诗不?”说删诗最明白者是《史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这话和《论语》本身显然不合。“诗三百”一辞,《论语》中数见,则此词在当时已经是现成名词了。如果删诗三千以为三百是孔子的事,孔子不便把这个名词用得这么现成。且看《论语》所引诗和今所见只有小异。不会当时有三千之多,遑有删诗之说,《论语》、孟、荀书中俱不见,若孔子删诗的话,郑卫桑间如何还能在其中?所以太史公此言,当是汉儒造作之论。

现在把《论语》中论《诗》引《诗》的话抄在下面。

《学而》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为政》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泰伯》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子罕》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

《先进》

南客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路》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卫灵公》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季氏》

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诚不以富,亦祗以异,”其斯之谓与?(此处朱注所校定之错简)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

《阳货》

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

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从此文我们可以归纳出下列几层意思:

第一,以《诗》学为修养之用;

第二,以《诗》学为言辞之用;

第三,以《诗》学为从政之用,以《诗》学为识人论世之印证;

第四,由《诗》引兴,别成会悟;

第五,对《诗》有道德化的要求,故既曰“思无邪”,又曰“放郑声”;

第六,孔子于乐颇有相当的制作,于《诗》虽曰放郑声,郑声却在“三百篇”中。

以《诗三百》为修养,为辞令,是孔子对于诗的观念。大约孔子前若干年,《诗三百》已经从各方集合在一起,成当时一般的教育。孔子曾编过里面的《雅》《颂》(不知专指乐或并指文,亦不知今见《雅》《颂》之次序有无孔子动手处),却不曾达到《诗三百》中放郑声的要求。

西汉《诗》学

从孟子起,《诗经》超过了孔子的“小学教育”而入儒家的政治哲学。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这简直是汉初年儒者的话了。孟子论《诗》甚泰甚侈,全不是学《诗》以为言,以为兴,又比附上些历史事件,并不合实在,如“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附合到周公身上。这种风气战国汉初人极多,《三百篇诗》作者找出了好多人来,如周公、奚斯、正考父等,今可于《吕览》《礼记》《汉经说遗》文中求之。于是一部绝美的文学书成了一部庞大的伦理学。

汉初《诗》分三家,《鲁诗》自鲁申公,《齐诗》自齐辕固生,《韩诗》自燕太傅韩婴,而《鲁诗》《齐诗》尤为显学。

《鲁诗》要义有所谓四始者,太史公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又以《关雎》《鹿鸣》都为刺诗,太史公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其后竟以“三百篇”当谏书。这虽于解《诗》上甚荒谬,然可使《诗经》因此不佚。

《齐诗》《韩诗》在释经上恐没有大异于《鲁诗》处,三家之异当在引经文以释政治伦理。齐学宗旨本异鲁学,甚杂五行,故《齐诗》有五际之论。《韩诗》大约去泰去甚,而于经文颇有确见,如《殷武》之指宋襄公,即宋代人依《史记》从《韩诗》,以恢复之者。今以近人所辑齐鲁韩各家说看去,大约齐多侈言,韩能收敛,鲁介二者之间,然皆是与伏生书、《公羊春秋》相印证,以造成汉博士之政治哲学者。

《毛诗》

《毛诗》起于西汉晚年,通达于王莽,盛行于东汉,成就于郑笺,从此三家衰微,毛遂为《诗》学之专宗。

毛之所以战胜三家者,原因甚多,不尽由于宫廷之偏好和政治之力量去培植它。

第一,申公、辕固生虽行品为开代宗师,然总是政治的哲学太重,解《诗》义未必尽惬人心,而三家博士随时抑扬,一切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必甚多,虽可动听一时,久远未免为人所厌。而《齐诗》杂五行,作侈论,恐怕有识解者更不信它。则汉末出了一个比较上算是去泰去甚的《诗》学,解《诗》义多,作空谈少,也许是一个“应运而生”者。

第二,一套古文经出来,《周礼》《左氏》动荡一时,造来和它们互相发明的《毛诗》,更可借古文学一般的势力去伸张。凡为《左传》文词所动《周官》系统所吸者,不由不在《诗》学上信毛舍三家。

第三,东汉大儒舍家学而就通学,三家之孤陋寡闻,更诚然敌不过刘子骏天才的制作,王莽百多个博士的搜罗;子是三家之分三家,不能归一处,便给东京通学一个爱好《毛诗》的机会。郑康成礼学压倒一时,于《诗》取毛,以他的礼学润色之,《毛诗》便借了郑氏之系统经学而造成根据,经魏晋六朝直到唐代,成了唯一的《诗》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