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借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予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
风
所谓“风”一个名词起来甚后。这是宋人的旧说，现在用证据充实之。
《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周乐于鲁，所歌诗之次序与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而下……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此一次序与今见毛本（熹平石经本，据今已见残石推断，在此点上当亦不异于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为二。《邶》《鄘》《卫》不分为三，此等处皆可见后代《诗经》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并举，从无单举者，而《邶》《鄘》《卫》之不可分亦不待言。
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风提在《魏》《唐》之前，此虽似无多关系，然《雅》《颂》之外，《陈》《桧》《曹》诸国既在后，似《诗》之次序置大部类子前，小国于后者；如此，则《豳》《秦》在前，或较今见之次序为胜。
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记载中并无风字。《左传》一书引《诗》喻《诗》者歌百处，风之一词，仅见于隐三年周郑交质一节中：其词曰：“《风》有《采繁》《采》，《雅》有《行苇》《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辞，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刘申叔分解之例，此当是后人增益的空话。除此以外，以《左传》《国语》两部大书，竟无《国风》之风字出现，而雅颂两名词是屡见的，岂非风之一词成立本在后呢？
《论语》又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雅》《颂》是并举的，《周南》《召南》是并举的，说到“关雎之乱”，而并不曾说到“风之始”，风之一名词绝不曾出现过的。
即《诗三百》之本文，也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小雅·鼓钟》篇，“以雅以南”，明是雅南为同列之名，非风雅为同列之名。《大雅·崧高》篇所谓“吉甫作诵……其风肆好”者，风非所谓国风之义。孟子、荀子、儒家之正宗。其引《诗》亦绝不提及风字。然则风之一词之为后起之义，更无可疑。其始但是《周南》《召南》一堆，《邶》《鄘》《卫》一堆，《王》一堆，《郑》一堆。……此皆对《小雅》《大雅》一堆而为平等者，虽大如“洋洋盈耳”之《周南》《召南》，小如“自桧而下无讥焉”之《曹》，大小虽别，其类一也。非《国风》分为如许部类，实如许部类本各自为别。更无风之一词以统之。必探《诗》之始，此乃《诗》之原始容貌。
然则风之一词本义怎样，演变怎样，现在可得而疏证之。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现在分几段叙说这个流变。
一、“风”“讽”乃一字，此类隶书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汉儒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而“风”“讽”二字原为一字尤可证：
《毛诗·序》：“所以风。”《经典释文》：“如字。徐，福凤反，今不用。”按，福凤反即讽（去声）之音。又“风，凤也”。《释文》：“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凤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凤，托音曰‘讽’，崔云：‘用风感物则谓之讽。’”左氏昭五年注：“以此讽。”《释文》：“本亦作风。”又风读若讽者，《汉书集注》中例甚多，《经籍籑诂》辑出者如下：《食货志》下；《艺文志》；《燕王怿传》；《齐悼惠王肥传》；《灌婴传》；《娄敬传》，《梁孝王武传》；《卫青传》；《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三见；《卜式传》；《严助传》；《王褒传》；《贾捐之传》；《朱云传》；《常惠传》；《鲍宜传》；《韦元成传》；《赵广汉传》三见；《冯野王传》；《孔光传》；《朱博传》；《何武传》；《扬雄传》上，二见；《扬雄传》下，三见；《董贤传》；《匈奴传》上，三见；《匈奴传》下，二见；《西南夷传》，二见；《南粤王传》；《西域传》上；《元后传》，二见；《王莽传》上，二见，《王莽传》下；《叙传》上；《叙传》下，二见；又《后汉书·崔琦传》注亦同。按由此风为名词，讽（福凤反）为动词，其义则一。
二、风乃诗歌之泛称。
《诗·大雅》：“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小雅》：“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郑笺以为“风犹放也”，未安，当谓出入歌诵，然后上与湛乐饮酒相配，下与靡事不为相反。《春秋繁露》“‘文王受命，有此成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文王受命》在《大雅》）《论衡》：“‘风’乎雩，风歌也。”按，如此解《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然后可通。何晏注，风凉也，揆之情理，浴后晒干高台之上，岂是孔子所能赞许的？
据上引《诗》之辞为风；诵之则曰讽（动词），泛指诗歌，非但谓十五国。又以风名诗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伊大利语谓风，今在德语曰Arie，在法语曰Air，皆用为一种歌曲之名。以风名诗，固人情之常也。
三、战国时一种之诡词承风之名。
《史记·滑稽列传》：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状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鞠，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生，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此虽史公录原文，非复全章，然所录者尽是整语，又含韵词，此类文章，自诗体来，而是一种散文韵文之混合体，断然可知也。
此处之讽乃名调，照前例应为风字。“以风谏焉”，犹云以诗（一种之诡词）谏焉，此可为战国时一种诡词承风之名之确证。至于求知这样的诡词之风是什么，还有些材料在《战国策》及《史记》中。《战国策》八记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记》四十六记驺忌子以鼓琴说齐威王事，皆是此类文章之碎块遗留者。
又《史记》七十四所记之淳于髡，正是说这样话的人，驺忌、淳于髡便是这样“出入风议”的入，他们的话便是这样诡词，而这样的诡词号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单纯韵文的诗体，而是一种混合散文韵文的诡词了。
《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约省时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然今日试与枚马赋一比，其原来体制犹可想象得之。
四、孔子已有“思无邪”与“授之以政”之诗论，孟子更把《诗》与《春秋》合为一个政治哲学系统，而同时上文所举之诡词一体，本是篇篇有寓意以当谏诤之用者。
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诡调之“风”，承袭儒家之政治伦理哲学，自然更要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于是而“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于是而“《三百篇》当谏书”。《国语》云“瞽献曲，史献语”。
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如欧洲所谓Moral者，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于那样子政治化者，恐也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儒者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而孟子至三家之诗学，乃发展得很自然矣。
五、由这看来，讽字之与风字，纵分写为二，亦不过一动一名，原始本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因缘引申之义，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词最初亦皆是一种诡诗或诡文之体，其后乃变为长篇之散文。
《庄子·齐物论》：“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入议而不辨。”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入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当有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称而言者，然此处虽存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九辩》外尚有非者。
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在战国晚年，荀卿、吕不韦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一时流行，至少在三晋流行之《周易》，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一词之最古用处吗？
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指出入歌咏而言，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解，“百物草本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谓伯夷能礼，下句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
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一种之名，入战国变成散文一种之体。现在且立此假设，以传后来之证实或证虚。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其名称者尚不少，此处不及比次而详论之，姑谈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出来），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较，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绪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因风及讽，说了如许多，似去题太远。然求明了风一词非《诗三百》中之原有部类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终，以解风字，于是愈说愈远矣。
雅
汉魏儒家释雅字今可见者几皆以为“雅者正也”（参看《经籍籑诂》所辑）。然雅字本谊经王伯申之考定而得其确诂。《荀子·荣辱篇》云：“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读书杂志》云：“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
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辽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二句不对矣。”斯年按，《荀子》中尚有可以佐此说之材料，《王制篇》云：“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又云：“使夷狄邪音不敢乱雅。”此皆足说明雅者中国之音之谓；所谓正者，纵有其义，亦是引申。执此以比《论语》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尤觉阮元之说，以雅言为官话，《尔雅》为言之近官话者，正平可易。且以字形考之，雅、夏二字之本字可借古文为证。
三体石经未出现风雅之雅字，然《说文·疋（“疋”同“雅”，下同）下》云，“古文以为诗大疋字”，然则《三体》《石经》之古文雅字必作疋甚明。《三体》《石经》《春秋》中夏字之古文作是，从日从疋，是夏字之一体，正从疋声，加以日者，明其非为时序之字，准以形声字之通例，是之音训正当于疋字中求之也。
雅既为夏，夏既为中国，然则《诗经》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之时，与夏何涉？此情形乍看似可怪，详思之乃当然者。
一、成周（洛邑）、宗周（镐京）本皆有夏地，夏代区域以所谓河东者为本土，南涉河及于洛水，西涉河及于渭水，故东西对称则曰夷夏，南北对称，则曰夏楚，春秋末季之秦公云：“事蛮夏。”无异谓秦先公周旋于楚晋之间，而《左传》称陈蔡卫诸国曰东夏（说详拙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然则夏本西土之宗，两周之京邑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