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诗无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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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诗部类说(1)

《诗经》的部类凡三:一曰风,二曰雅,三曰颂。更分之则四:一曰国风,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三颂。此样之分别部居至迟在汉初已如是,所谓“四始”之论,即是凭借这个分部法而生的,无此分别即无“四始”说,是很显然的。然四始之说究竟古到什么时候呢?现在见到的《毛诗》四始说在诗序中,其说曰:

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政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予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这一说不是释四始,而是释四部之名义,显是后起的。今所见最早之四始说在《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此则四始之本说,非如《毛序》之窃义。据此说,知所谓四始者,乃将一部《诗经》三百余篇解释为一个整齐的系统。原始要终,一若《吕子》之有十二纪,《说文》之始一终亥者然,且与删诗之义,歌乐之用,皆有关系。作此说者,盖以为其终始如此谨严者,正是孔子有心之编制,为礼义,为弦歌,势所必然。

现在如可证明诗之部类本不为四,则四始之说必非古义,而为战国末年说诗者受当时思想系统化之影响而创作者。现在依风、雅、颂之次序解释之。

所谓“风”一个名词起来甚后。这是宋人的旧说,现在用证据充实之。

《左传》襄二十九,吴季札观周乐于鲁,所歌诗之次序与今本《三百篇》大同。其文曰:“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为之歌王……为之歌郑……为之歌齐……为之歌豳……为之歌秦……为之歌魏……为之歌唐……为之歌陈……自郐而下……为之歌小雅……为之歌大雅……为之歌颂。”此一次序与今见毛本(熹平石经本,据今已见残石推断,在此点上当亦不异于毛本)不合者,《周南》《召南》不分为二。《邶》《鄘》《卫》不分为三,此等处皆可见后代《诗经》本子之腐化。《周南》《召南》古皆并举,从无单举者,而《邶》《鄘》《卫》之不可分亦不待言。

又襄二十九之次序中,《豳》《秦》二风提在《魏》《唐》之前,此虽似无多关系,然《雅》《颂》之外,《陈》《桧》《曹》诸国既在后,似《诗》之次序置大部类子前,小国于后者;如此,则《豳》《秦》在前,或较今见之次序为胜。

最可注意者,即此一段记载中并无风字。《左传》一书引《诗》喻《诗》者歌百处,风之一词,仅见于隐三年周郑交质一节中:其词曰:“《风》有《采繁》《采》,《雅》有《行苇》《泂酌》。”此一段君子曰之文辞,全是空文敷衍,准以刘申叔分解之例,此当是后人增益的空话。除此以外,以《左传》《国语》两部大书,竟无《国风》之风字出现,而雅颂两名词是屡见的,岂非风之一词成立本在后呢?

《论语》又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雅》《颂》是并举的,《周南》《召南》是并举的,说到“关雎之乱”,而并不曾说到“风之始”,风之一名词绝不曾出现过的。

即《诗三百》之本文,也给我们同样的一个印象,《小雅·鼓钟》篇,“以雅以南”,明是雅南为同列之名,非风雅为同列之名。《大雅·崧高》篇所谓“吉甫作诵……其风肆好”者,风非所谓国风之义。孟子、荀子、儒家之正宗。其引《诗》亦绝不提及风字。然则风之一词之为后起之义,更无可疑。其始但是《周南》《召南》一堆,《邶》《鄘》《卫》一堆,《王》一堆,《郑》一堆。……此皆对《小雅》《大雅》一堆而为平等者,虽大如“洋洋盈耳”之《周南》《召南》,小如“自桧而下无讥焉”之《曹》,大小虽别,其类一也。非《国风》分为如许部类,实如许部类本各自为别。更无风之一词以统之。必探《诗》之始,此乃《诗》之原始容貌。

然则风之一词本义怎样,演变怎样,现在可得而疏证之。风者,本泛指歌词而言,入战国成一种诡辞之称,至汉初乃演化为枚马之体。现在分几段叙说这个流变。

一、“风”“讽”乃一字,此类隶书上加偏旁的字每是汉儒所作的,本是一件通例,而“风”“讽”二字原为一字尤可证:

《毛诗·序》:“所以风。”《经典释文》:“如字。徐,福凤反,今不用。”按,福凤反即讽(去声)之音。又“风,凤也”。《释文》:“并如字。徐,上如字,下福凤反。崔灵恩集注本,下即作讽字。刘氏云:动物曰凤,托音曰‘讽’,崔云:‘用风感物则谓之讽。’”左氏昭五年注:“以此讽。”《释文》:“本亦作风。”又风读若讽者,《汉书集注》中例甚多,《经籍籑诂》辑出者如下:《食货志》下;《艺文志》;《燕王怿传》;《齐悼惠王肥传》;《灌婴传》;《娄敬传》,《梁孝王武传》;《卫青传》;《霍去病传》;《司马相如传》三见;《卜式传》;《严助传》;《王褒传》;《贾捐之传》;《朱云传》;《常惠传》;《鲍宜传》;《韦元成传》;《赵广汉传》三见;《冯野王传》;《孔光传》;《朱博传》;《何武传》;《扬雄传》上,二见;《扬雄传》下,三见;《董贤传》;《匈奴传》上,三见;《匈奴传》下,二见;《西南夷传》,二见;《南粤王传》;《西域传》上;《元后传》,二见;《王莽传》上,二见,《王莽传》下;《叙传》上;《叙传》下,二见;又《后汉书·崔琦传》注亦同。按由此风为名词,讽(福凤反)为动词,其义则一。

二、风乃诗歌之泛称。

《诗·大雅》:“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又《小雅》:“或湛乐饮酒,或惨惨畏咎。或出入风议,或靡事不为。”郑笺以为“风犹放也”,未安,当谓出入歌诵,然后上与湛乐饮酒相配,下与靡事不为相反。《春秋繁露》“‘文王受命,有此成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乐之风也。”(《文王受命》在《大雅》)《论衡》:“‘风’乎雩,风歌也。”按,如此解《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然后可通。何晏注,风凉也,揆之情理,浴后晒干高台之上,岂是孔子所能赞许的?

据上引《诗》之辞为风;诵之则曰讽(动词),泛指诗歌,非但谓十五国。又以风名诗歌,西洋亦有成例如Aria,伊大利语谓风,今在德语曰Arie,在法语曰Air,皆用为一种歌曲之名。以风名诗,固人情之常也。

三、战国时一种之诡词承风之名。

《史记·滑稽列传》: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状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鞠,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睹,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参。日暮酒阑,合尊促生,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

此虽史公录原文,非复全章,然所录者尽是整语,又含韵词,此类文章,自诗体来,而是一种散文韵文之混合体,断然可知也。

此处之讽乃名调,照前例应为风字。“以风谏焉”,犹云以诗(一种之诡词)谏焉,此可为战国时一种诡词承风之名之确证。至于求知这样的诡词之风是什么,还有些材料在《战国策》及《史记》中。《战国策》八记邹忌与城北徐公比美事,《史记》四十六记驺忌子以鼓琴说齐威王事,皆是此类文章之碎块遗留者。

又《史记》七十四所记之淳于髡,正是说这样话的人,驺忌、淳于髡便是这样“出入风议”的入,他们的话便是这样诡词,而这样的诡词号风。到这时风已不是一种单纯韵文的诗体,而是一种混合散文韵文的诡词了。

《荀子·成相》诡诗尚存全章,此等风词只剩了《战国策》《史记》所约省的,约省时已经把铺陈的话变做仿佛记事的话了。然今日试与枚马赋一比,其原来体制犹可想象得之。

四、孔子已有“思无邪”与“授之以政”之诗论,孟子更把《诗》与《春秋》合为一个政治哲学系统,而同时上文所举之诡词一体,本是篇篇有寓意以当谏诤之用者。

战国汉初,儒者见到这样的诡调之“风”,承袭儒家之政治伦理哲学,自然更要把刺诗的观念在解诗中大发达之,于是而“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雎》作,仁义凌迟,《鹿鸣》刺焉”,于是而“《三百篇》当谏书”。《国语》云“瞽献曲,史献语”。

一种的辞令,每含一种的寓意,如欧洲所谓Moral者,由来必远,然周汉之间,《诗三百》之解释,至于那样子政治化者,恐也由于那时候的诡词既以风名,且又实是寓意之辞,儒者以今度古,以为《诗经》之作,本如诡诗。而孟子至三家之诗学,乃发展得很自然矣。

五、由这看来,讽字之与风字,纵分写为二,亦不过一动一名,原始本无后人所谓“含讥带讽”之义,此义是因缘引申之义,而附加者。

六、我疑“论”“议”等词最初亦皆是一种诡诗或诡文之体,其后乃变为长篇之散文。

《庄子·齐物论》:“六和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入议而不辨。”此处之论,谓理;议,谓谊;辨谓比。犹云六合外事,圣人存而不疏通之,六合内事,圣入疏通而不是非之,春秋有是非矣,而不当有词,以成偏言。这些都不是指文体之名称而言者,然此处虽存指文体,此若干名之源,也许是诡诗变为韵文者。《九辩》之文还存在,而以辩名之文,《九辩》外尚有非者。

至于论之称,在战国中期,田骈作《十二论》,今其《齐物》一篇犹在《庄子》,在战国晚年,荀卿、吕不韦皆著论(见《史记》)。然此是后起之义,《论语》以论名,皆语之提要钩玄处。《晋书·束皙传》:“太康二年……盗发魏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论语·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左传》诸卜筮本是一时流行,至少在三晋流行之《周易》,师为官,春为名,当即传书之人。《左传》卜筮皆韵文诡诗,或者这是论一词之最古用处吗?

议一字见于《诗经》者,“或出入风议”,应是指出入歌咏而言,如此方对下文“靡事不为”。又《郑语》:“姜,伯夷之后也,嬴,伯翳之后也。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韦昭解,“百物草本鸟兽,议使各得其宜”,此真不通之解。上句谓伯夷能礼,下句当谓伯翳能乐,作诡诗以形容百物,而陈义理。如今见《荀子·赋篇》等。

约上文言:春秋时诡诗一种之名,入战国变成散文一种之体。现在且立此假设,以传后来之证实或证虚。

七、枚马赋体之由来。汉初年赋绝非一类,《汉志》分为四家,恐犹未足尽其辨别。此等赋体渊源有自,战国时各种杂诗之体,今存其名称者尚不少,此处不及比次而详论之,姑谈枚乘、司马相如赋体之由来。枚赋今存者,只《七发》为长篇,而司马之赋,以《子虚》为盛(《上林》实在《子虚》中,为人割裂出来),此等赋之体制可分为下列数事:

(一)铺张侈辞。

(二)并非诗体,只是散文,其中每有叶韵之句而已。

(三)总有一个寓意(Moral),无论陈设得如何侈靡,总要最后归于正道,与淳于髡饮酒,邹忌不如徐公美之辞,全然一样。

我们若是拿这样赋体和《楚词》较,全然不是一类,和《宋玉赋》校,词多同者,而体绝不同,若和齐人讽词校,则直接之统绪立见。枚、马之赋,固全是战国风气,取词由《宋玉赋》之一线,定体由《讽词》之一线,与《屈赋》毫不相干者也。淳于髡诸驺子之风必有些很有趣者,惜乎现在只能见两篇的大概。

因风及讽,说了如许多,似去题太远。然求明了风一词非《诗三百》中之原有部类之名,似不得不原始要终,以解风字,于是愈说愈远矣。

汉魏儒家释雅字今可见者几皆以为“雅者正也”(参看《经籍籑诂》所辑)。然雅字本谊经王伯申之考定而得其确诂。《荀子·荣辱篇》云:“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读书杂志》云:“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故与楚越对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证。

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辽齐大夫子雅,《韩子·外储说》右篇作子夏。杨注云:“正而有美德谓之雅,则与上二句不对矣。”斯年按,《荀子》中尚有可以佐此说之材料,《王制篇》云:“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又云:“使夷狄邪音不敢乱雅。”此皆足说明雅者中国之音之谓;所谓正者,纵有其义,亦是引申。执此以比《论语》所谓“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尤觉阮元之说,以雅言为官话,《尔雅》为言之近官话者,正平可易。且以字形考之,雅、夏二字之本字可借古文为证。

三体石经未出现风雅之雅字,然《说文·疋(“疋”同“雅”,下同)下》云,“古文以为诗大疋字”,然则《三体》《石经》之古文雅字必作疋甚明。《三体》《石经》《春秋》中夏字之古文作是,从日从疋,是夏字之一体,正从疋声,加以日者,明其非为时序之字,准以形声字之通例,是之音训正当于疋字中求之也。

雅既为夏,夏既为中国,然则《诗经》之《大雅》《小雅》皆是周王朝及其士民之时,与夏何涉?此情形乍看似可怪,详思之乃当然者。

一、成周(洛邑)、宗周(镐京)本皆有夏地,夏代区域以所谓河东者为本土,南涉河及于洛水,西涉河及于渭水,故东西对称则曰夷夏,南北对称,则曰夏楚,春秋末季之秦公云:“事蛮夏。”无异谓秦先公周旋于楚晋之间,而《左传》称陈蔡卫诸国曰东夏(说详拙著《民族与古代中国史》)。然则夏本西土之宗,两周之京邑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