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采蘩》《采苹》）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
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
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歌，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是战国时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
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左传》：汉阳诸姬，楚实尽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
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士大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
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
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鲁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
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
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它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于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师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
《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
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
《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今流行本“五十以学易”，本是古文所改，原作亦，从下读，引见《经典释文》），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另论），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侯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
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粱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吕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縢》《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德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縢》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
《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
一、《金縢》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縢》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縢》中偏把它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
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
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
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
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商颂》：“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来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
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此一说别详）。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
《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州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廷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史阁部答多尔衮书》）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皇太极侵明告示》中可见），直到其帝玄晔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都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
“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它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索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
《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现在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
《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共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苹》《伐檀》《白驹》《驺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
总而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
《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
《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附记：以上匆匆论《诗》《书》之成分，只谈到轮廓，其详细的问题待继续考核材料，搜集证据。我的朋友余永粱先生近谓方言颇和《诗》《书》中语有可比较处，正作这番工夫。若成，必得若干比上文所叙确实得多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