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征曰：“何谓为明君、暗君？”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诗》云：‘先民有言，询于刍尧。’昔唐、虞之理，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是以圣无不照，故共、鲧之徒，不能塞也，靖言庸回，不能惑也。秦二世则隐藏其身，捐隔疏贱而偏信赵高，及天下溃叛，不得闻也。梁武帝偏信朱异，而侯景举兵向阙，竟不得知也。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诸贼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 --《贞观政要》
【意译】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什么是圣明的君主、昏庸的君主？”魏征答道：“君主之所以能圣明，是因为他能够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其所以会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诗经》说：‘古人说过这样的话，要向割草砍柴的人征求意见。’古代唐尧、虞舜治理天下，广开四方贤路，广开视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因而圣明的君主能无所不知，所以像共工、鲧这样的坏人才不能用花言巧语蒙蔽、迷惑他。秦二世却深居宫中，隔绝贤臣，疏远百姓，偏信赵高，以至于到天下大乱、百姓背叛时他还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异，到侯景兴兵作乱举兵围攻都城，他竟然不知道。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到各路反隋兵马攻掠城邑时，他也不知道。由此可见，君主只有通过多方面听取和采纳臣下的建议，才能使显贵大臣不能蒙上蔽下，这样下情就一定能上达。”太宗很赞赏他讲的话。
唐朝时，唐太宗问宰相魏征：“我作为一国之君，怎样才能明辨是非，不被蒙蔽呢？”魏征答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是指多方面听取不同意见，作为领导只有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若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错误。
兼听者获得成功，而偏听者难逃失败，在历史的长河中，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这样的例子。楚汉之争，最初，汉王刘邦处于弱势，而项羽处于强势。但汉王刘邦善于纳谏，兼听韩信、张良等人的妙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使汉军出奇制胜，最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霸王项羽则与刘邦相反，他刚愎自用，置范增等人的建议于不顾，优柔寡断，儿女情长，最终只得落得不肯过江东，自刎而死的下场。唐太宗李世民，虚怀纳谏，从谏如流，终成大业，造就了贞观之治；明武宗朱厚照，宠信宦官，重用佞臣，百姓怨恨，留下了千古骂名。由此可见，成败异变，全乎“兼听”二字。
现在已不再是中央集权的唯皇帝独尊的时代，为官者也不再能只手遮天，专断独行。作为新中国的官员，最基本的职能是为人民服务，因此，为官者还是应当继承“兼听”的优良传统，因为只有兼听才能保证公正公平。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明确地指出，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赞成不赞成、应当成为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标准。这一论点地提出，就更加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事事、时时都要听取各方面意见，广开言路，兼收并蓄。陈云同志曾指出：“对于工作，要想得到比较全面的正确的了解，那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一件，经过周密的分析，把它集中起来……我们一定要虚心，多听不同的意见。”
兼听对于做人、做学问、做官都是大有裨益的，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当你没有思路，没有方向的时候，听听别人怎么说，便能从中获得灵感。清朝时的大文学家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时，就是采取了“兼听”的方式获得的资料。一年夏天，蒲松龄科举落榜，他决心写一本志怪小说，但是他坐在屋子里，搜肠刮肚想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写。他只好放下笔，到门外放松休息，以求得到灵感。在门前，他看见来往的人群，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第二天，他当了自己的破旧衣物换来了苇席和绿豆，他煮好了几锅绿豆汤，在村头的大树下摆起了烟茶摊。他免费向来往的行人提供绿豆汤，在他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蒲松龄就在一旁听他们讲一些神狐鬼怪的故事。当别人讲得口渴了，他就再给端上一碗热茶，这样他便从那些路人的口中获得了大量的鬼怪资料。这样一来，蒲松龄就从无话可说变得文思泉涌了。于是，他很快便写成了《聊斋志异》这部经典名著。
从现实角度讲，领导之所以要兼听，主要是应对两大问题，一是决策，二是考核。这也是领导者的基本任务。决策是针对事，而考核是针对人。针对事，如果没有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只是听从某一方的说法，很可能会造成决策失误；针对人，如果不兼听，只听信了片面之词，那么必然会造成公平性的失衡，就可能因此而误用小人、错失人才。
现在社会提倡公正公平，但公正公平并不是普通百姓能够决定的，主要还是在于领导的政策、方针和措施之中体现，因此，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要提高“兼听”艺术。兼听艺术是发扬民主作风、适应新形势下领导工作的需要，我们应该提高认识，排除影响“兼听”作风的种种思想障碍，破除旧观念、强化理性认识，创造良好的环境，鼓励大家勇于进言，以此来推动工作能更好地开展。
以广开言路来推动工作发展的历史事例不胜枚举。宋朝时，神宗38岁驾崩，司马光即赴朝奔丧。当时太皇太后询问司马光什么是朝廷的当务之急，司马光说：“近年来，许多士大夫因进谏而被治罪，致使朝廷之内无人敢直抒己见，提出利弊，民间的疾苦，上面无法知道，皇上虽然在朝廷中勤于政事，但是百姓却有苦无处说，这个是大臣的责任，但是百姓不了解，就完全归罪于皇上。依臣愚见，当务之急在于公开颁布诏书，广开言路，广而传之。”
太皇太后，很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于是立即向全国颁发诏书，提出告示：“无论有没有官职，只要知道朝政有不合理之处，以及民间疾苦的，都应据实上报。奏章予以密封处理，以便畅所欲言。”朝廷并且规定，无论京城内外都不许官吏索取副本，更不许威逼阻止或退还上书。这样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呼声便能直达皇帝那里，对于革除积弊，推行新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兼听，不能只听上级表扬的声音、同级附和的声音、下级恭维的声音，而忽视群众的声音。兼听不仅是一种艺术，更是一门学问。之所以说它是一门学问，是因为这个听并非只是听听那么简单，而兼也是有选择的。要想“明”，就要学会正确地“兼听”方式。
首先，要会听。对上级的指示要积极服从，并且要仔细分析，结合实际，灵活把握，不能擅作主张，要多听取领导的意见，尤其是遇到重大决策时。会听，还要注意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以更好地开展工作。其次，要善听。对于同级要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与经验，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对于一些正确的意见要虚心接受和采纳，对于不正确的意见要及时沟通。再次，要能听。对于下级的一些意见，要耐心听取，不要在下属面前摆高姿态，要平易近人，这样才能得到更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要倾听。对于群众的呼声，要善于倾听。作为领导只有深入群众，真心诚意地与群众沟通，才能听到真切的声音，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领导在处理政务时，尤其在处理矛盾和纠纷时，更应该听取多方面的意见，这样才能做到公正公平，不偏袒，不包庇，切实地为群众做实事。
杜绝官僚主义作风
◎目贵明，耳贵聪，心贵智。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目听则无不闻也，以天下之心虑则无不知也。辐凑并进，则明不塞矣。--《管子·九守》
【意译】眼睛要看得明白，耳朵要听得清楚，内心要有很高的智能。用天下所有的眼睛来看就不会有看不见的，用天下所有的耳朵来听就不会有听不到的，用天下所有的心思来考虑就不会有不理解的。集中所有能集中的能力来处理事情，那么，明智就不会被蒙蔽了。
曾有这样一个笑话：
某厂，工人问厂长秘书：
“厂长看戏，怎么老坐前排？”
“那是带领群众！”
“可他看电影怎么又坐中间了？”
“那叫深入群众！”
“来了客人，宴会上为什么总有他？”
“那是代表群众！”
“整天坐办公室，从来不下车间见工人面，这又怎么说？”
“傻瓜，这都不明白，那是他相信群众嘛。”
这个短短的笑话将官僚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官僚主义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只发号施令而不考虑实际问题的工作作风。古今中外，无论哪一个政府，都有不深入基层和群众，不了解实际情况，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作为，遇事不负责任；独断专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主观主义瞎指挥的领导。如今这样的人虽然不多，但是也不能忽视，他们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损害社会主义事业，让国家蒙受损失，百姓受苦受难，而自己却作威作福。作为领导不光自己不能犯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杜绝组织中出现这类情况。
前苏联谢？阿列克谢耶夫在《列宁的故事》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卫国战争时期，有一天列宁受到了一封前线发来的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要求支援武器和服装。针对这样一个十万火急的电报，列宁立刻给予批示，并交给了军需部希望马上解决这一问题。然而，事情交办后，军需部却迟迟不予答复。于是，列宁当即派人将电报送到均需部，并在一个小时后打电话给部长，催问此事。不上接到列宁的电话后，说还没收到电报，待查清后给列宁回电话。部长想以此来搪塞列宁，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列宁的回答竟是：“我等着！”一会儿，电报找到了，军需部长说等商量好具体对策后再给列宁回电话，列宁仍固执地不放电话，说：“我等着！”军需部长立刻召集人员召开会议，商定对策，并给列宁回话说：“一切都已做出安排，待与军械服装管理处联系后再给您答复。”列宁仍不放电话：“不！不！我等着！”就这样，直到前线来电报告列宁，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列宁这才放下了电话。
相信那位军需部长以后再也不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了，列宁这一招，会使他一生印象深刻。官僚主义是官场中最难治愈的顽症，许多为官者看不惯别人的官僚主义行为，而自己却常犯类似的错误。领导者若不想让下属犯官僚主义，首先要从自我做起。汉宣帝就是这样一个以身作则的典范。
汉宣帝出生数月，即逢巫蛊之祸，襁褓之中的他即被牵连入狱。他从小生活在民间巷里，因此十分了解民众生产、生活之艰难困苦以及吏治得失等。待他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能，贤相循吏辈出，机要部门周密，各项制度齐全，上下相安。
他要求官员们要以民为本，自己也是这样做的。他知道百姓对贪官污吏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要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腐朽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当时有个大司农叫田延年，他曾为汉宣帝登上帝位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宣帝封他为阳城侯。一次，田延年借修建昭帝墓圹，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3000万而被告发。有些大臣在宣帝面前替他求情说：“春秋之义，以功覆过。”但汉宣帝绝不肯饶恕他，并派执法最严的廷尉对其进行审判，最终拟以重罚，田延年最终畏罪自杀。此后，无人再敢贪污。
汉宣帝经常对群臣说：“百姓之所以能够安心生产、生活，就是在于法令公平、判案无冤。当朝为官者，一定要与我一道努力，为百姓做些实事。”因此，汉宣帝在位时，汉朝历史上的廉洁能干的官员最多，人们将其在位期间，称之为“中兴”时期。
我们党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一贯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作风。1963年，毛泽东同志曾专门写了一篇《论反对官僚主义》的文章，文章分析了官僚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阶级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总结了二十种官僚主义的表现：
第一种，高高在上，孤陋寡闻，不了解下情，不调查研究，不抓具体政策，不做政治思想工作，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一旦发号施令，必将误国误民。这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第二种，狂妄自大，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粗枝大叶；不抓业务，空谈政治；不听人言，蛮横专断；不顾实际，胡乱指挥。这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
第三种，从早到晚，忙忙碌碌，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对事情没有调查，对人员没有考察；发言无准备，工作无计划；既不研究政策，又不依靠群众，盲目单干，不辨方向。这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四种，官气熏天，不可向迩；唯我独尊，使人望而生畏；颐指气使，不以平等待人；作风粗暴，动辄破口骂人。这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
第五种，不学无术，耻于下问；浮夸谎报，瞒哄中央；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这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
第六种，遇事推诿，怕负责任；承担任务，讨价还价；办事拖拉，长期不决；麻木不仁，失掉警惕。这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
第七种，遇事敷衍，与人无争；老于世故，巧于应付；上捧下拉，面面俱圆。这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
第八种，学政治不成，钻业务不进；语言无味，领导无方；尸位素餐，滥竽充数。这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
第九种，糊糊涂涂，混混沌沌，人云亦云，得过且过，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一问三不知，一曝十日寒。这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
第十种，文件要人代读，边听边睡，不看就批，错了怪人；对事情心中无数，又不愿跟人商量，推来推去，不了了之；对上则支支吾吾，唯唯诺诺，对下则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对同级则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这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一种，机构庞杂，人浮于事，重床叠屋，团团转转，人多事乱，不务正业，浪费资财，破坏制度。这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
第十二种，指示多，不看；报告多，不批；表报多，不用；会议多，不传；来往多，不谈。这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
第十三种，图享受，怕艰苦；好伸手，走后门；一人做“官”，全家享福，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请客送礼，置装添私；苦乐不均，内外不一。这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
第十四种，“官”越做越大，脾气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大越好，装饰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领导干部这样，必定引起周围的人铺张浪费，左右的人上下其手。这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
第十五种，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监守自盗，执法犯法；多吃多占，不退不还。这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六种，伸手向党要名誉，要地位，不给还不满意；对工作挑肥拣瘦，对待遇斤斤计较；对同事拉拉扯扯，对群众漠不关心。这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
第十七种，多头领导，互不团结；政出多门，工作散乱；互相排挤，上下隔阂；既不集中，也无民主。这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
第十八种，目无组织，任用私人，结党营私，互相包庇；封建关系，派别利益；个人超越一切，小公损害大公。这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
第十九种，革命意志衰退，政治生活蜕化；靠老资格，摆官架子；大吃大喝，好逸恶劳，游山玩水，走马观花；既不用脑，也不动手；不注意国家利益，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
第二十种，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这是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