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战略家对“威胁”的判断，即谁对美国安全和战略利益构成最主要威胁。国家利益虽然有多个层面，包括安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但是对任何国家来讲，安全都是第一位的，在存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所有其他利益都要让位于维护安全的需要，而在没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经济、政治等利益的地位就会上升。就安全来讲，又分成生存性安全和非生存性安全。生存性安全就是指涉及国家生死存亡的事情，如大规模侵略战争、能毁灭国家的军事打击；非生存性安全是指那些对国家的人员、设施、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但不会导致国家的灭亡。
在冷战期间，美国认为苏联威胁到了美国的生存安全。苏联虽然不一定会对美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但是苏联所拥有的核力量会毁灭美国，而且苏联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苏联具有扩张性，早晚要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威胁。因此，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就是遏制苏联。为此，它不惜同过去的对手德国和日本结盟，并扶植它们，以至于将它们“培养”成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美国还包庇、扶植许多专制独裁政权，牺牲“推进民主”这个政治利益。冷战结束，苏联瓦解、俄罗斯改旗易帜，美国算是松了一口气。当美国战略家们环顾世界的时候，发现世界已经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对美国的生存性安全构成现实的威胁。于是才会有克林顿政府将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与安全并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从大战略的角度说，美国要想获得永久性的安全保障，就要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扩展经济和推进民主是维护霸权地位的两个重要方面。美苏争霸的历史表明，经济实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基础，美国要想长久维持一超独霸地位，必须发展经济。美国认为自己是民主世界的领袖，如果世界各国都实现民主化了，其民主世界领袖的地位自然就会更加稳固。而且美国还从“民主和平论”出发，认为民主国家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当然，冷战后美国仍然关注安全。一方面，美国在寻找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另一方面，美国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非生存性安全上，要保护海外美国人和财产的安全，此外，美国从长远战略利益出发，还要保护盟友的安全。从美国的外交实践看，在20世纪90年代的两届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将防止核及生化武器扩散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上，美国人非常担心那些反美的“无赖国家”和恐怖分子用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来攻击美国。“9·11”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对美国的国土安全构成了现实的威胁，于是反恐成了美国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
然而，美国的一些战略家，特别是信奉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人则认为，恐怖主义虽然能够对美国人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它们毕竟力量有限，不可能威胁美国的生存，即使它们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能够真正威胁美国的生存的还是那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目前这样的国家虽然尚未出现，但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对美国来说，恐怖主义只是皮介之疾，而那些正在崛起的大国，即战略竞争对手才是心腹大患。传统现实主义的逻辑是：在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为体的当今世界，国家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竞争关系。一方面，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国家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国家间关系存在着天然的竞争性。这就如同体育比赛一样，金牌只有一个，有赢家必定有输家。另一方面，国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安全困境”，即一国为了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便努力提高军备水平，从而增强别的国家的不安全感。而意识形态、宗教、民族、领土等方面的分歧、对抗与争端则是这种竞争性的催化剂。20世纪大国之间的冲突乃至战争多源于这种竞争性。冷战后，大国关系虽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但竞争性和安全困境并未消除。从这种理念出发，这些人反对美国将反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主张美国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付潜在战略竞争对手上。
<卡鹏特谈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美国未来10至20年的对外政策与对华政策？我感觉主要受两大因素影响，即反恐战争进程和中国综合国力增长。您同意这种观察吗？
答：你的两点观察是对的。美国目前在反恐战争上同中国有着密切的合作。恐怖主义威胁使布什政府的意向突然转向。特别是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声音较大，他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正在崛起的美国安全威胁。“9·11”后，主要威胁变成了伊斯兰激进主义。中国是反恐的骨干，也是潜在的问题。这个战略将继续一段时间。我不认为在近期内会发生变化。当中国实力上升，特别是如果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减弱，你会发现促使美国再次将中国看成主要问题的因素又出现了。那正是我担心在10至20年内要发生的事情。
上述美国的战略也是中美能够在北朝鲜核问题上进行合作的原因。那有助于粘合双边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这种合作与美国要保持在东亚主导地位的大目标不符。但是中国需要足够的力量才能实现那种主导地位。如果那一天到来，中美之间的麻烦就会出现。如果某些消极因素如台湾问题当下产生干扰，那可能会使竞争或对抗很快发生，那会在短期内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在未来10年内，那会引发中美之间的重大问题。
<洛德谈美国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问：我知道您有一个观点，即现在的中美关系不如您当驻华大使的时期好。那么您怎样评价目前的中美关系？
答：现在的中美关系虽然不错，双方在许多领域都有合作，但是就总体而言，没有中美建交至1989年前这段时间好。那时，双方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有一个要共同对付的目标。现在不同，虽然双方在反恐上有合作，但与当年在对付苏联上的合作是大不相同的。
问：有人认为，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利益，这是维系中美关系的纽带，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答：我同意这种观点。
问：有人认为，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可能会将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大国上来，包括中国。您怎样看？
答：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反恐战争将是长期的。
问：怎样看进攻性现实主义观点？
答：那只是少数人。我不相信那是多数人的看法。
问：如何看新保守主义？他们将推进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专制国家。这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
答：不仅是他们这样看，自由主义者也这样看。
问：怎样看美国的两岸政策？
答：美国采用的是模糊政策。我认为，美国应当采用模糊政策。
<库普钱谈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估价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
答：我认为在目前，中美关系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它们相当好，很大程度上是“9·11”的缘故。美国因此将注意力完全转到了一个事情，即恐怖主义、萨达姆·候赛因、本·拉登上。而不是聚焦在中国。中国利用这个时期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以集中精力于经济增长上。但我不认为那会永远持续下去。我想，当中国变得更强大时，就会出现大问题。当它的经济增长变成更强大的军事力量时，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同美国的冲突，其方式同以前霸权变迁相似。我想给出答案还为时太早。你知道在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辩论，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方说中国是一个新的威胁，另一方说中国实际上是个保守的国家，它将不以危险的方式强大起来。我的观点是我们不知道。
问：中美可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吗？
答：我想，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变迁通常是困难的和危险的。它还依赖于美国是否有意志步英国的后尘。在这一点上，美国对任何对它的权威的挑战的反应都是很快的，无论是来自于欧洲的挑战还是来自其他任何地方的挑战。如果中国从现在起的15年内一直面对布什这样的总统和政府，就不一定有友好关系。我想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到中国崛起为世界五个顶级力量之一时，美国仍然在朝鲜半岛驻有军队，而日本仍然躲在美国背后。不过，也有别的变数。如日本的民族主义（并不是贬意）。日本的年轻人可能不像老一代日本人那样总是愿意充当华盛顿的小伙伴。
问：假设中国会挑战美国，那么日本和俄罗斯会做何选择呢？
答：我猜俄罗斯会崛起成欧洲的一部分，会尽力接近欧盟。对日本来说，大问题是它同中国的关系。是否能有一个地区一体化进程，并建立能在东北亚营造更稳定形势的协调机制。很多日本人在中国投资，那可变成经济一体化的开端。然后再移到政治领域。在我的脑海中，东北亚战略图景的大问题是中日关系。那将明显改变这体系。
<唐耐心谈反恐战争与中美关系>
问：请您谈谈对未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看法。在反恐战争结束后，美国是不是会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就像布什政府刚上台时那样？
答：你我之间有许多看法一致。唯一的不同是，我不认为反恐战争将结束。中美两国将共处相当长时间。依我的预计，中国的实力在增长，但也直接面对着恐怖主义问题。现在，中国经常把美国看成是问题，但我认为，中国问题也在增长。在短期内，人们是乐观的。就中美关系来说，我们总是说，一切都很好，一切又都很糟。今天，我认为，一切都比过去好。这并不夸张。但是我有很多理由说，要提出预警。良好状态不会持续太长时间，比如说15-20年。主要是因为台湾问题，此外还有贸易问题。中美双方现在都有努力保持良好关系的愿望，但是不能夸大现实。否则会失望。
<易明谈大国竞争与中美关系>
问：您如何评估中国崛起后的中美关系？有人认为，真正能威胁美国安全和世界地位的是大国，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只能威胁美国国土安全。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想，未来的中美冲突是可能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但是我看不到那种结局的任何征兆，走向超出和平共处的征兆。因为我看不到，什么关键问题会促使美国和中国走向超级大国的冲突。在苏联时期，存在着共产主义扩张并反对民主的威胁，那导致冲突。在中国的利益和美国的利益之间，冲突是什么？
问：也许当中国成长为世界性大国时，又不是美国所认可的民主国家，美国会感到它更危险？
答：就目前来看，如果中国那样变，那种观点是对的。不过，问题的关键还是正在崛起的中国军事力量，而且中国的经济力量仍继续上升。假设中国经济没有崩溃，没有泡沫，没有爆发危机，中国要用这个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实现什么。即使中国看上去会走像今天所走的那样的路，也许会成为一种合作型的政权，但是大国竞争的因素仍然能引起我们走向冲突。美国是个大国，中国要做的可能正是美国已经做的。
<施乐伯谈“中国威胁论”>
问：您怎样看“中国威胁论”？
答：那个命题在这个国家的一些人中仍然存在。在中国，你也可以看到美国威胁论。比如，在中国的媒体中，有不少关于美国霸道、单边主义、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它国主权的报道。美国在中东的行动，使这种报道更甚。不过，我认为，在领导层，是在努力保持关系的平衡。我还认为，今天在这个国家，大多数美国人有同样的感觉。他们不要同中国关系高度紧张。他们不要另一场冲突。
问：中国威胁论的消失是因为反恐，待反恐战争结束后，“中国威胁论”是否会再度出现？
答：我的看法是，那是复杂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的关注总会存在。一些是在经济领域。但我不认为这些问题将主导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关注将会继续。但是在亚洲，美国会更多地实行多边主义，就像六方会谈那样。当然，“中国威胁论”会再起，如果台湾问题变成核心问题。
三、中国是老几？
中国在美国心腹大患名单上的位置对美国对华战略将产生重大影响。布什政府在2001年刚上台的时候，就曾把中国排在第一位，而此前克林顿政府一直没有明确把中国排在俄罗斯之前。未来10-20年内，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如何，是对手还是伙伴？是头号对手还是次要对手？不同思想倾向的战略家有不同的看法。
从总体来看，美国战略专家对美国对华战略走势的看法可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是传统现实主义的观点，以米尔斯海默、华尔兹为代表。他们根据传统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中国崛起后，必定要和美国发生冲突。不管中国将来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如何变化，只要中国的实力强大了，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就必然会引起美国的疑虑。在美国看来，真正能挑战其霸权地位、威胁其生存的是大国，而不是恐怖主义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恐怖主义只是美国目前国内安全的威胁，但不会威胁到美国的世界地位，更不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在目前的“一超多强”格局中，最有可能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是中国。所以美国应该尽力延缓这一进程。虽然中国的崛起是不能阻止的，但却可以使其延缓。他们批评美国现在所从事的反恐战争是偏离了战略方向，使中国获得了发展的机会。根据这种观点，中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索罗门谈传统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
问：您怎样看米尔斯海默的理论？
答：那是欧洲人的思维。我们称之为旧思维。如果你致力于控制领土，控制市场，控制财富，它是有道理的。但那是旧思维。今天控制领土已经不是国际力量的基础。比如，如果美国想控制伊拉克，它将是一个大负担。那不会使美国更强大。所以我认为，中国将不会成为对占有领土着迷的大国，台湾问题除外，还有南中国海。中国努力发展它的经济，努力限制它的人口压力。中国不可能通过占有它国来解决能源问题。它必须从市场上买它所需要的能源。所以我们不能用过去能成立的思维方式来看未来的事情。
<施密特谈现实主义、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对外政策>
问：如何看现实主义的冲突不可避免观点？
答：我一点都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关于将来的中美关系，我认为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我想说，关键是中国未来崛起的方向，它的政府怎样发展。我想中国能够按它自己的日程行事，那将直接驱动对外政策。
问：怎样看中国崛起？
答：我不迷恋现实主义。我认为，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认为，冲突不是不可避免。如果中国成为崛起的力量，但却保持异类政府，就很可能发生冲突。
问：中国怎样崛起才能得到美国的认同？
答：我认为，中国还没有变成自由、民主的国家。历史表明，非民主国家在崛起的时候趋向于有野心，那将引起同该地区其他大国的冲突。所以，如果中国保留一党制，我认为，实际上很有可能会出现争斗。
问：怎样看美国的新保守主义？
答：很多是完全的新保守主义，一些人只是贴着新保守主义的标签，实际上不是，他们是传统的保守主义。关键的事情是怎样看国家安全和外交事务的起源。新保守主义兴起于70年代，基本上在共和党圈子内。基辛格试图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处理苏联问题。新保守主义基于这样的观点：苏联的性质决定了冲突。任何忽视了这一点的政策在道德上都是错误的，在战略上也是错误的，因为苏联要像一个巨大力量那样行事。辩论出现在70年代，一些人反对基辛格同苏联接近。在里根政府内，他们明显发挥了作用。所以核心的事情是，你是怎样的一个政权，是否推进民主。
问：民主党也讲推进民主，这与新保守主义有何不同？
答：有两个区别。比如，民主党过于抽象地讨论人权，从人权的性质，从一个特殊的政府。新保守主义更关心人权在那个国家取得合法性，通过宪法的形式取得。所以更强调国家的性质，所以新保守主义对力量的认识更具体。他们倾向于在世界舞台上工作。手段是更现实主义的。所以，我们不同意现实主义。我们不同意什么工具应当被用。新保守主义非常积极地创造某种民主在国家居主导地位的东西，使用武力和专家队伍。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思想，美国应采用什么政策在中国推进民主？
答：我认为我们的全部政策是接触。我们不反对接触。你可能听到各种说法。实事上，接触政策本身，是对付中国的简单药方。接触是个艰难的问题。
问：如何定义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是遏制吗？
答：我们赞成遏制中国在地区和世界行动的野心。其次，我们要看到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正常作用。通过某种对中国地区野心的遏制，会迫使中国退回，并集中精力于国内事务，转到经济和政治改革上来。那在对外政策日程中是很模糊的。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如果中国不实现民主，中美会出现冲突吗？
答：不民主和非共和将认可对别国的军事威胁。
问：根据新保守主义思想，美国在结束反恐之后是否会把目标指向中国？
答：实际上，美国没有将中国看成是失败国家。那是不同种类的问题。
问：美国会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吗？
答：我个人渴望如此。实际上正在进行。布什政府实际上在做。他发表演讲，要到需要推进民主的地方去。我不认为中国能自己走到成熟的民主去。我不赞成中国接触资本主义将最终导致政治民主这种观点。这方面的例子是，一些国家采取了资本主义，但没有必要的自由。
问：新保守主义与传统保守主义区别在哪里？
答：很难描述新保守主义。但做出区分并不难。在许多内政方面，新保守主义同保守主义是很难区分的。在对外政策上甚至也有重迭。新保守主义经常更具有意识形态色彩。
问：能否谈谈你们正在做的“新美国世纪项目”？
答：我们启动这个项目的目的，首先是不得不参与保守主义圈子内的辩论。在90年代中期，两个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流派是现实主义和新孤立主义，后者实际上是属于自由主义。我们认为，这两种保守主义外交政策流派都是错误的。它们以不同的理由促使将美国从世界事务中拉开。所以我们正努力做的是，将美国拉回到像里根时期那样介入对外事务。从要推进民主这个目标的意义上说，这不是现实主义。但是在运用美国的力量这个意义上说，它意味着更具有进攻性。
<马若孟谈美国对华政策>
问：您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观点？
答：我不赞成那种观点。如果我们那样行事，既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需要中国的合作，我们应找到某种方式帮助中国，同时要鼓励中国，使之清楚，它的将来是依赖美国的。同时，双方应寻求建立平等伙伴关系，进行平等合作。这有点理想主义，但不是没有基础。纵观两国关系历史，友好交往是主流。如果比较中国同欧洲、日本、俄国、印度的关系历史，中美关系更好一些。中美只有在朝鲜直接打过一仗。
第二类是新保守主义的观点。以克里斯托尔和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他们认为，推进民主应该是后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政策的最主要目标，而且为了推进民主，美国可以采用一切手段，包括武力。实际上，这是极端自由主义的观点。新保守主义者拥护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甚至可以说，伊拉克战争就是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不过这些人对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也有批评，认为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军力投入太少，从而才导致现在这种难以自拔的局面。根据新保守主义的逻辑，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是中东伊斯兰国家，待这一任务完成后，中国（如果仍然未实现民主化的话）极有可能成为美国的主要目标。根据这种观点，中国极可能成为美国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
<尚慕杰谈新保守主义的影响>
问：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是否很大？
答：很难说。新保守主义是有影响，但总统是决策人，他要从全局出发来制定政策。比如说，国务院倾向于发展对华关系，国防部倾向于遏制中国，总统的对华政策还是以发展关系为主。
问：民主党也主张推进民主，许多民主党人是否支持新保守主义的“推进民主”政策？
答：很难说是支持。民主、自由是美国人的普遍价值观，他们不能说自己反对自由、民主，但这不表明他们支持新保守主义的政策。
<苏葆立谈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外政策>
问：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都主张美国在世界推进民主。您怎样评价这种政策？
答：在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价值观是一样的。区别在于采取什么政策实现目标。一个有趣的区别是，如果你观察布什政府初期新保守主义的日程，它与布什政府中期的日程是不同的。在中期，民主理念的重要性小于布什政府初期。每个人担心恐怖主义，他们也真的担心恐怖主义。整个伊拉克的形势也促使他们有那种理念。布什政府也理解国际环境，根本的问题不是萨达姆，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一些基本问题与伊斯兰有关。那很困难。美国作为领导，那是很敏感的。他们需要伊斯兰政府有根本的改变。新保守主义认识到，他们的民主目标对维持美国国际盟友的合作和维持美国国内的支持都是必要的。那可能比现实主义更实用主义。
问：这种政策会有效吗？
答：那需要很长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变得更现实。他们要发展同别国的关系，要理解处理日常的具体工作。新保守主义将趋于衰落。
＜米尔斯海默谈美国对外政策指导思想＞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外政策？
答：新保守主义政策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布什接受新保守主义的政策主张，将推进民主作为对伊拉克动武的重要动机，这是错误的。民主不可能移植，推进民主不会成功。德国、日本走向民主，主要不是因为美国的推进，而是因为两国内部已经有了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
新保守主义是极端自由主义和犹太势力的结盟。
问：您依据现实主义理论，对大国政治的未来做出了悲观的估计，但是在美国，也有很多理论对大国政治未来持乐观态度，难道它们都是错误的吗？
答：现在流行的国际制度主义、经济依赖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等思潮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总体上说，还是现实主义更符合国际政治的现实，它也是大国制定外交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
<安东尼·雷克谈新保守主义与中美关系>
问：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答：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强大的中国可能比不够强大的中国给美国造成更大的危险。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一个面临真正的内部问题的虚弱的中国比一个强壮的中国更危险。因为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软弱的中国，即政治或经济或两者同时虚弱，可能会寻找外部的敌人，以便创造国内政治基础。问题是强壮的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它是个富裕的中国？肯定，它的军事力量不会增加到能与美国匹敌的程度。如果这个富裕而强壮的中国是更民主的，同美国的关系更密切，在反恐、防扩散等方面与美国有共同利益，那么它是受欢迎的。两强相争，两败俱伤。所以双方应尽量避免冒险，而是寻求合作。最坏的情况就是新保守主义的政策被贯彻下去。按照这种政策，我们必须保持中国处于虚弱状态，中国是我们的天然的敌人。看到美国人的这种立场，你是否想到了19世纪？我要对新保守主义者提的问题是，你们怎样阻止中国崛起？你们不能。你们的政策只能导致灾难。
问：美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但可以减缓中国的发展？
答：代价可能非常高。从2000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看，美国不想那样做。布什总统开始称中国是战略对手（注意，不是敌人），然后又回到了现实中。现在布什的政策与克林顿的非常相近。
<索罗门谈新保守主义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
答：那些人在布什政府的第一年内有一些影响。在2001年4月撞机事件后，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坏。但现实是，双方领导人都要避免危机。我们享有共同利益。“9·11”后，中美的领导人在反恐上有更强的共同利益，用合作的方式来对付穆斯林国家的不稳定。那些在布什政府第一年有影响的人严重失去了他们影响。
<班宁·盖瑞特谈新保守主义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新保守主义对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很大影响吗？
答：首先，我想在中国政策上，他们输了。我的意思是，他们对美国的中国政策没有多大影响。甚至在台湾问题上，虽然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对布什来说是可接受的，但他们没产生多大影响。
其次，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是很重要的。布什本人就认为中国是战略竞争者。然而，布什并未真正采用这个战略，而是与中国接触。我认为，如果促使接触中国的因素继续发挥作用，新保守主义就不可能推动布什将中国转变成敌人。世界有个战略逻辑。所以我认为，即使新保守主义保持其影响力，他们肯定将力量保留在伊拉克，而不会影响中国政策。从更宽广的范围，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对其他工业国的政策。你会看到美国和布什政府正努力改善同欧洲国家的关系。甚至是新保守派和其他集团也在做这种努力。就是在联合国，布什、鲍威尔正将政策拉回到多边主义，以使同欧洲的关系更密切。新保守主义虽然要推进单边主义日程，但其他国家不喜欢新保守派的所作所为。所以布什不得不回转。
<何汉理谈新保守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影响>
问：您认为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对美国政策制定有很大影响吗？
答：我认为，两者都有某种影响，但却是很不同的影响。现实主义者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既是知识分子，也是政治人物。新保守主义有政治基础。它是一场政治运动。所以它能影响决策，因为他们能动员政治力量并让之支持他们的观点。现实主义者，我认为是学术层面的，他们都是学者。他们没有政治基础。有些人2001年进入了布什政府，并说他们是现实主义者，中国不是伙伴，而是即刻的威胁，等等。但是其影响在萎缩。他们认为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这使得决策者对他们的理论提出疑问。
所以两种人都影响着白宫。
<萨特谈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答：我想他们的影响目前比较低。他们总体上不喜欢中国，为了某一个或另一个理由，人权、经济问题、台湾的安全问题、贸易关系。所以你看到，从新保守主义、强硬派那里，他们有一系列的理由不喜欢中国。它是一个很特别的集团。但是关于我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却不太看重。那些人要美国做出什么样的牺牲？他们推动对华强硬政策。他们批评中国。那可能招致同中国的战争。我们将会花许多钱并做很多事反对中国吗？不。他们针对中国的意见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想从事同中国的战争。他们不想要美国遭受更大的灾难，但他们并不准备去做它。所以我不太担心它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对外政策。比如，他们不喜欢中国的人权状况。可是，中国如此大，做这件事要考虑到安全问题、经济问题。
第三类是自由主义的观点。以基欧汉、布热津斯基、布莱尔、李侃如、谢淑丽为代表。他们认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伴随着崛起，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也不会有太多的麻烦。就像现在的美欧关系和美日关系那样，虽然双边在经贸等方面有很多矛盾和磨擦，但在战略上是互信的，是盟友关系而不是敌对关系。在美国人眼中，一个“强大而独裁的中国”是非常危险的。根据这种观点，中国虽然是美国推进民主的对象，但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基欧汉谈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外政策>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要推进民主的理念？
答：你可以想象那种情景，但那需要很长时间。国为中东对美国来说是个很困难的问题。是的，美国正受新保守主义驱使，在世界到处插手。这将会带来许多问题。
问：那您怎样评价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
答：新保守主义的观点是，他们非常不喜欢中国，他们非常不喜欢中国社会，但是他们更讨厌中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是他们的利益。
新保守主义基本上采纳了自由主义的国际观，他们认为，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因为它反对整个国际秩序。但是自由主义政策造成中国加入WTO。在这方面，中国是受益的。我们应该有某种接触。在短期内，我们强调中国。在长期内，新保守主义有可能威胁中国。如果中国更强大，他们可能看到冲突不可避免。
新保守主义可能说，在我们利用了中国之后，会迫使中国走向民主，因为只有那样才能确保中国不会变成我们的敌人。
问：那么新保守主义不是与自由主义很相近吗？
答：双方在基本理念上是一致的，只是采取的方式、方法不同。克林顿政府一直在推进民主，这涉及到中国。它采取措施保护人权，说服或压制中国，增加用在人权上的花费。第二件事是与WTO接触。这种政策后面的理论是，当中国更多地融进世界经济时，就会更个性化，中国社会就不得不接受法治，因为人民将要求它。而法治会导致民主。你们有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控制地方行政机构和政党。人权的理论就是如此。
问：那么怎样评价民主和平论？
答：我基本上，不是完全，相信民主和平论。民主国家很少互相打仗。它们之间建立起了互信。社会越开放，就更不易控制信息。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中国与台湾之间建立互信非常重要。
我想，任何美国政府都至少会讲民主。乔治·W·布什是经典的民主捍卫者。虽然他不太相信民主和平论。新保守主义相信民主和平论，并将据此办事。
第四类是理性现实主义的观点。以斯考特罗夫特、施莱辛格、兰普顿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拦的，美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尽管它心里不高兴。美国目前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是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整治伊斯兰世界，为此需要中国的合作。美国要完成这个任务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说，美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国家，不会干它不能为的事情。既然阻止中国崛起是不能为的，为何不同中国合作，使自己也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受益呢？而遏制中国只能是培养中国人对美国的仇恨，到时候真的会把一个强大的中国变成美国的敌人。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也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
<兰普顿谈现实主义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传统现实主义者认为，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的战争利益？
答：当然它们之间会有矛盾。首先，中国变得在亚洲更重要。那可能意味着美国的支配能力结束或下降，所以有矛盾。它可能会引起冲突。但是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日本和德国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崛起，并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那是真的。但是美国却未同英国打仗。英国曾经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不算1812的战争，我们同英国没有打过仗，美国把英国看成是世界力量。所以我认为，一个崛起的力量会引起国际秩序的问题，但不必然引起战争。
另一个问题是现实主义。如果你接受他们的逻辑，就会认为，中国现在弱，相对弱，但正在变强。当中国变强后，它将同美国冲突。照此逻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帮助中国变强呢？还是试图使他变弱？美国的政策应该是，与其让中国在20年后变成我们不能对付的强国，不如现在努力使之变弱。如果那样，美国能成功吗？
问：也许他们认为美国在阻止苏联强大上是成功的？
答：苏联垮台是因为它自己的原因，而不是美国的作用。只有中国人能够阻止中国现代化，而不是美国人。亚洲、欧洲、美国对中国是有帮助的，所以，美国、欧洲不会希望中国变弱。亚洲、日本也不会。澳大利亚也不会。所有我们的盟友将同你们一起工作。
所以我的观点是，首先你们正变强大，也许我们能够迟缓这个进程20甚至25年，然后会怎样？中国人将同美国更合作吗？如果我们帮助你们25年，又会怎样？如果我们试图将你们拉下来，中国人会高兴吗？我们不能阻止你们强大，但是如果我们采用他们的使中国变弱的政策，到头来，我们会面对一个强大、对美国充满仇恨的中国。那是最坏的结局。所以我认为，现实主义地看，我们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努力合作，帮助中国发展。
问：现实主义认为，现在美国没有办法迟缓中国的发展，是因为许多国际事务给美国带来麻烦，比如安全问题。您怎样看？
答：那是与现实主义有关的另一个问题。他们要采取一种政策，使你们生气。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你们发展，不仅因为其他因素会帮助你们，而且还因为我们面临更大的问题。我们有麻烦在阿富汗、北朝鲜、伊拉克、基地组织。我的观点是，现实主义实际上没有政策，只有态度。
问：也许他们对美国政府有影响，比如他们拒绝向中国出售高技术，向台湾出售武器。
答：我并不是指美国的所有政策都是中国喜欢的。但是基本上，我们的政策不是阻碍你们的发展。美国在中国有投资450亿美元，吸收中国30%-40%的出口，你们有1120亿的贸易出超。那些东西正大大地帮助中国的现代化。出口控制是麻烦的事，但不是很大事情。我们不卖给你们，德国会卖，法国会卖，英国会卖。
问：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与对像印度这样国家的政策有很大的不同？
答：关于武器出口，我认为美国不卖是合理的，但那是个小事情。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应该放松出口控制。
<卜睿哲谈美国对华政策指导思想>
问：中国希望与美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担忧传统现实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会主导美国的对华政策？
答：很幸运，新保守主义和传统现实主义在那方面的影响没有上升。实际上，在过去的两年间，它们衰落了。两个理由。国际体系的性质在变化。对国际体系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于美国。中国能够同美国一道工作，而不是同美国较劲。中国通过它自己的行动，能证明它不是新保守主义者所感觉的那样。新保守主义对中国有成见，它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中国通过它自己的行动，正挑战新保守主义的现有的假说。那是好的。所以很难使新保守主义对总统说，那太可怕了，中国早晚要挑战我们，我们需要做好准备。
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知道很多事情可能发生。目前，中国一点也未挑战美国，反而在帮助美国。所以，这新的争论目前声音并不大。中国可以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在美国的辩论。新保守主义聚焦中国的理由是他们关注中国如何对待台湾。他们认为，克林顿政府对中国太软，它本来应该更强硬。如果我们继续太软，中国可能误判美国的意图。中国的行为将帮助决定新保守主义是否有市场。
<瓦尔特谈中美关系发展前景>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答：中美在一些小问题上总是有分歧的，但是基本上从现在起30年内会有相当好的关系。我并不十分担心。西方国际政治专家可分为两派。乐观派认为现行机制将工作得很好。悲观派认为冲突不可避免。当然，所有这些争论都建立在对中国实力地位会发生什么样变化的推测上。双方都假定中国经济在未来15年内，即使不是像现在这样的增长率，但至少是很健康的。它们还假定，在中国可能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会带来严重的政治问题。
当然，精确的预测是很难的。我不认为，有人在30年前会预见到中国地位的变化。15年前，我们推测日本将超过美国，但那没有变成现实。
问：您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观，哪个更理性？
答：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想，很难想象美国和中国不互相看作潜在威胁。你们有巨大的人口。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中国要赶上美国还需要很长时间。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形，30或40年后，美中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两个大国。也可以想象有三个政治集团：美国、中国和更加统一的欧洲。美国和中国将小心地注视对方，并担心对方所采取的步骤会危害自己。不过，我认为，国家不仅关注别国是否强大，它们还关注每一方倾向于采取的政策是否直接挑战另一方的地位。所以，比如说，也许未来30年共产党仍然控制着中国，美国会采取努力使共产党下台的政策，以建立像美国这样的多党民主政体，我想那肯定会在美中之间引起问题。如果中国采取在西半球建立军事基地的政策，并同与美国关系很密切的国家建立密切的关系，你能想象，美国会认为那直接影响了它的利益。
<容安澜谈理性现实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对华政策>
问：您如何评价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这种观点？
答：有些人这样看。我不这样看。试想一下，我们遏制中国能够使中国在一段时间内发展慢下来，但是却不能阻止它发展。所以那是个愚蠢的政策。因为到头来，你所做的不能真正停止它发展，而是创造了一个敌人，因为他们将怨恨你。与此同时，中国会与其他国家形成良好的关系，这是美国的努力左右不了的。所以我不认为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仅是学界，还有政府，正在用很右的方式观察问题。他们把中国看成一个潜在的问题。一旦中国更强大，中国会有不同的对世界的看法。
我要说，中国应变成G9的一部分。G7是工业民主国家的组织，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实际上俄罗斯也不是工业民主国家。中国可发挥作用的舞台不仅仅是联合国安理会，中国还有别的机会。中国参加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多，不扩散、WTO，等等。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有争议，但是由于存在着法规、程序框架，用它们做指导、原则，争议会较容易解决。任何分歧不一定简单地在双边谈判中解决。
问：按新保守主义的观点，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推进民主，目前重点是在中东，中东解决了之后，可能会把目标转向中国。您怎样评价他们的观点？
答：首先，我认为新保守主义在某些方面对我们的政策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中东政策。但他们在北朝鲜政策上的影响不成功。我认为，美国政府今天没有北朝鲜政策。这是个问题。你所了解到的，今天推进民主的目标是中东，明天可能是中国。他们中的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看。但我不这样看。我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努力将中国拉进国际社会，国为他们相信，当中国参加进来，它会看到对它的好处。我看到，在今天的中国，有一股非常强的力量正推着中国往民主的方向走，这股力量比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大。总的来看，无论是学者、思想库的人，还是政府中的人，都理解他们要更多的民主。虽然了解历史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大乱，但中国需要越来越走向民主。我认为，在中国，这种倾向强烈地存在着。我第一次到中国大陆是1973年，那时至今的差别，甚至1989年以后，是戏剧性的。我希望，变化能在没有大乱的前提下快一些。但我认为，变化的动力来自于中国内部，而不是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阴谋。
<苏葆立谈现实主义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有人认为，中国强大后，中美是否会成为对手，走向冲突。您怎样看？
答：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在政府工作的经历告诉我，两国关系依赖于如何制定政策，怎样落实政策。我认识到，两国关系有局限。我也发现，许多现实主义者被现实所困扰。他们对发现与他们的理论相适合的事实非常感兴趣，而不是观察国际形势或国内政治的复杂性。在那个意义上，我发现哥伦比亚大学的理查德·贝茨做得很好，因为他逐渐认识到那个理论的局限性。大国兴衰的概念与19世纪的政治现实有关。那时，国家的行为方式基本上是忽视其他国家所做与所想。这种行为方式间接地相互作用，最后导致冲突。现代世界已不同，我们发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不能再承受大国冲突。我们所拥有的武器太具毁灭性。在很多方面，美中之间的战争不再会出现。我们有过几次冲突，在越南、朝鲜。但是当我们讨论美国用军事力量反对中国，或者中国用军事力量反对美国时，双方都有很高比例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战争不是每个单一的人将做出的选择。在19世纪，人们能够做出战争的决定。但是如果你观察美国和中国目前的形势，战争不是能做出的决定。它将摧毁中国如此努力所取得的全部成果，也会摧毁美国拥有的很多东西。所以，一旦你把那种选择拿到桌面上，会看到战争是不可想象的。现实主义必须考虑如何避免战争。所以相互作用的目标就会变成如何控制形式，尽可能避免战争。美国策划一个以摧毁中国为结局的战略是不可理解的，非理性的。没有人会接受它。在道德方面，在现实的世界（而不是在现实主义的世界）的中，有一些地方你是不能去的。去那里没有意义。我认为，如果人们用现实主义处理问题，双方会使它们的关系不走向冲突，而是走向更加合作。那很难。就像在美国有些用现实主义观察世界的人，可能遵循共产主义是坏的逻辑，认为中国就是坏的。许多人这样说，只是胡说而已。实际上，中国伴随着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现代化，它将对外更开放，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部分。那对世界将是挑战。
问：那您怎样看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中国能成为像美国那样的世界大国吗？
答：中国已经是个大国。中国已经是美国需要面对的力量。政治上面对它，在国际事务中面对它。甚至退回到50年代，美国不得不面对中国，那是你不得不面对的最重要国家之一。我们几乎不担心秘鲁，不担心巴西。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已发现需要避免冲突，需要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如果经济出现大衰退，中国凭什么做大国？我们深深关切这一点。作为一个大国，它力求暗中损害美国吗？它将力求在主导东亚，并惩罚日本吗？或者它将开始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进攻性成员来行事吗？我的观点是，如果中国能愿意同美国一道工作，发展一个更适当的国际架构，我想存在很大可能性。我们应当把19世纪大国怎样干放在一边，我们能够合作，而不是互相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