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战略塑造了对美战略，而对美战略要服从于大战略。中国对美战略的制定与调整，首先受发展战略的影响。中国搞现代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中国的对美战略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中国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且没有对西方发达国家实行开放。这一点对中国的对美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实行了对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中国共产党人做作出这个决策的重要考虑之一就是，新中国一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苏联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可遵循的模式，相比之下，美国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心目中，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样板，而且“已经到了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期”。 因此中国要向苏联而不是美国学习，学习苏联搞计划经济的经验；为此，就必须与苏联——社会主义的老大哥和中国要向之学习的老师——保持良好的、甚至是亲密的关系。此外，新中国刚刚成立时，百废待兴，需要尽快恢复并发展国民经济，这就需要国外的援助。在新中国领导人看来，美国是指望不上的，只有苏联有提供援助的可能性，而且苏联的经济、技术又是世界最先进的。上述因素决定了新中国要走“亲苏”的外交路线，而当时苏美之间已经开始了冷战，所以中国“亲苏”就必然要“反美”。
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对中国来说，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动机就是要“联美抗苏”，缓解苏联威胁的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国家安全利益出发的权易之计，是策略上的考虑，是在利用美苏矛盾。因为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对美国的基本看法并未改变，仍然要打倒“美帝”，只不过是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集中力量并“联合”第二号敌人来同第一号敌人做斗争。这也符合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两天，2月19日，周恩来在研究尼克松访华的新闻、宣传部门负责人会议上说：美国搞扩军备战既是针对我们的，但更多的是针对苏联的，它把我们看作是潜在敌人。 既然美国将中国当作“敌人”，那么中国也绝不会将美国当作朋友。对美国的这种认识，构成后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制约因素。中美建交的实现延迟了七年，与国内政治的状况有很大关系。由于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缺少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动力。
1978年12月18-22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转折也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非常好的契机。实际上，中美建交谈判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建交公报早于三中全会召开两天发表。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如果联系此前不久中日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8月12日签字）这件事，就更能看出中国内政转变与外交之间的关系。
从对美政策来讲，中国国内政治变化大大增强了中国发展中美关系的动力。这种动力除了寻求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外，还在于美国是最主要的开放对象之一。虽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这个词语，但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早已有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固然需要自力更生，但也要争取外援，需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为此就必须对外开放。他在1978年10月对联邦德国客人说：“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这里有一个对“谁是世界先进国家”的认识问题。新中国成立时，中国领导人心目中的世界先进国家是苏联而不是美国。苏联不仅在社会制度上先进，而且在经济、科技上也先进，而美国则是“腐朽、垂死”的帝国主义国家，只不过是凭借发战争财而一时强大而已，是一只“纸老虎”。到了70年代，至少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看法已经改变。在1975年他主持工作期间，多次谈到要向西方国家学习。1975年6月2日，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说，中国要“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接下去他又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 可以看出，在邓小平心目中，所谓发达国家就是西方国家，而不是苏联；先进水平就是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不是苏联的水平。1977年9月29日，他在会见英籍科学家时说得更明确：“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 在中美建交之后访问美国时，邓小平很直率地对美国人说：“我们相信中美关系正常化能为美国用先进的东西帮助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创造更有的条件”。
从邓小平的论述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1）美国在经济、科技上是先进的；（2）所谓的现代化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水平的现代化，而不是苏联的水平；（3）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就必须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学习，向美国而不是苏联开放，为此就必须同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
从“以苏为师”到“以美为师”，是基于大战略需要中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预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进程中，这种“以美为师”的战略姿态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