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欧汉仑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非常强调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您怎样看？
答：我想他们的观点的对的。只要中国是由一个非民主形式的政府来管理着，即对手对美国是友好还是敌视更为重要。就后者来讲，中美关系就将受限制。我认为美中关系可能有理由保持良好，但正像那种思想所揭示的。比如科威特，肯定存在限制，使之同美国的关系不能太密切，因为它不民主。只要中国由共产党统治，中国就不会变成美国的盟友，虽然双方会比较友好。过去，我们同许多不民主国家有这样的关系。所以只要中国有积极改进关系的愿望，只要人权问题不太糟，只要存在和平共处与合作的可能性，你们就能够同我们有良好的关系，即使不会像同日本、韩国、英国的关系那样密切。在中国变成民主国家之前，我们不会同中国有盟友关系，但仍然能有良好的工作关系。
<唐耐心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未来前景？如果中国变成了美国认可的民主国家，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发展吗？
答：从美国人对天安门事件的反应来看，很多美国人曾相信中国会变成民主国家，当他们看到，中国没有变成这样，他们就做了非常负面的反应。对中美关系来说，而不能起颠覆性的作用。在判定战略竞争对手上，更加民主肯定意味着更好的关系。
问：很多因素了限制中国的民主进程，美国应该怎么应对？
答：美国人是很有耐心的人民，他们是想要中国走得比已经走得更快。我担心的是，美国人相信民主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案。那也不完全正确。民主的中国将有很多变化。在谈到中国时提出，“中国的民主进程对其未来至关重要”，并对中国在民主进程上的步伐表示疑虑。如果美国假定，中国民主了，一切都将变好，他们将再次失望。我肯定中国会变，中国会成为民主国家，并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是，我认为，要现实主义地理解民主，中国将仍然要有中国自己的政策，而不是美国的政策。
<柯庆生谈民主问题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中国的民主进程与美国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是否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政策？
答：美国是急切的。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在人权、民主问题上批评中国是自然的。我也不认为，中国批评美国就是坏事。它们互相和平地批评。我不认为，美国对中国施加了主要的压力，像很多人所批评的那样，在中国推进民主。很多人认为，其他各种危险和威胁，接触是不成功的，说中国仍然是军事化的，现在更强了。那种分析太简单了。我认为，接触是政策的一部分。我对长期态势并不悲观。
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不认为这个政权是足够稳定的，民主更稳定。
<季北慈谈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怎样看民主问题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您怎样评价“民主和平论”？
答：越靠近现在，“民主和平论”越遭到批评。因为它依赖于你如何定义民主。
我想，中国民主中的真正问题是，就像你经常看到的来自于美国极右派和极左派的批评那样，它涉及到一些像人权、法治、民主价值观的引进。赞成这些观点的美国的这些集团，有很强的影响对外政策的能力，但并不太强大。他们有时发出很重要的声音，在一个特定的时候和问题上能够影响对外政策。比如天安门事件时，关于中国民主、人权的观点变得很强烈。所以民主、人权能够对美中关系产生很强的影响的争论是能够发生的。2005年1月第二任布什政府就职后，对外政策明显加强了意识形态色彩，布什在就职演说中将推进自由、民主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新任国务卿赖斯还提出了“暴政据点”说，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在本质上是美国的敌人。它不会消失。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越是在民主上向着积极的方向推进，在政治进程公开化上迈出步子，允许多种声音存在，允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表达他们的观点，美国非常重视对“战略竞争对手”的判定。在美国战略家看来，就越能对中美关系发展产生积极作用。首先，我知道那不会很快发生，但是越进步越好。如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能真正展示出进步，我想将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很大的益处。
二、“民主和平论”
冷战后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民主和平论”，反共主义被纳入到了“民主和平”的框架内。
答：可以这样说，但也不能太乐观。在阐述化解地区冲突时，将推进民主作为最根本的途径。中美关系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两国如何解决双方所面临的短程问题和中程问题。短程问题是朝核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后果严重，首先会刺激日本发展核武器。中程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亨廷顿认为：“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此言极是。冷战后，对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就是“民主和平论”，这一理论突出地体现了民主问题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民主和平”的思想在200多年前就已出现。德国古典哲学的奠基人伊马纽尔·康德在其1795年撰写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就提出了由自由国家联合起来建立“永久和平”的设想，这被看成是“民主和平”思想的发端。在20世纪，伍德罗·威尔逊、西奥多·罗斯福、哈里·杜鲁门都不同程度地提出过“民主和平”的思想。不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民主和平”思想才真正成为一种“理论”，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1983年，美国学者迈克尔·多伊尔在《康德、共和政体的遗产和外交事务》一文中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了“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同另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从不打仗”这一命题， 被学术界认为是“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
进入90年代以后，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民主和平论”的兴趣陡然大增，纷纷著书立说，对迈克尔·多伊尔的观点进行大力阐发，从而形成一套较完整的理论。 “民主和平论”的主要论点是：从200多年国际关系史的现实看，实行民主制度（指欧美成熟的民主制度）的国家很少或不易彼此开战；当它们之间产生利益冲突时，它们很少威胁使用武力，战略竞争对手是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主要因素，而是采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或调和；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冲突，也多半被有效地抑制在战争的临界点以下。民主国家之所以不互相进行战争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约束，即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机制和公共舆论对政府起着有效的监督和平衡作用，进而制约政府的外交决策；二是民主理念和传统所形成的自律，即民主国家之间有着相互尊重、合作与妥协的共同特点。 最后的结论是：只要民主国家不打仗“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和平论”在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也很有市场。当然，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大转变，推进民主是否将取代反恐防扩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还有待于观察。比如西班牙学者费德里科·马约尔在谈论民主问题时就说：“民主教育就是和平教育。” 这里他也将民主与和平紧密联系起来。
这里不想对“民主和平论”内容本身进行评价，只想说明这一理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实际上，“民主和平论”早已为美国政府特别是克林顿民主党政府所接受。早在入主白宫前，克林顿就在乔治城大学发表的竞选演说中专门谈论民主问题，声称由公民选择领导人的国家，比用其他形式组成政府的国家更倾向于成为可信赖的贸易和外交伙伴，更不易威胁和平。 克林顿在当选总统后不久就宣称：“民主国家并不互相进行战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民主国家在贸易和外交上结成更好的伙伴；民主国家尽管有内在的问题，但为保护人权提供了最好的保证。” 在1994年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阐述道：“民主国家不大可能给我们的利益构成威胁，它们更可能与美国合作，以共同对付给安全造成的威胁并促进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是建立在扩大市场民主国家大家庭的基础上的”。 在同年的国情咨文中，克林顿声称：从未有过两个民主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事情发生，诸如恐怖主义、无赖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这对为什么在海外推进民主会成为他的外交政策一大支柱做了最好的解释。 1996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雷克在一次演讲中宣称：“经验告诉我们，民主国家之间很少能发生战争或者滥用其人民的权利。这些国家致力于成为更好的贸易伙伴。在与各种可憎而偏狭的势力作斗争时，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是潜在的盟友。” 在1998年公布的《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克林顿强调：“民主国家的政府在面临共同的威胁时彼此之间更易于进行合作，鼓励自由贸易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它们发动战争和侵占人民权利的可能性较小。” 正如基辛格所说：“直到今天，和平有赖于民主体制推广这个观念，仍是美国思想的要义之一。”
“民主和平论”对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民主和平”已经成了西方国家决策层和战略家特别是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者（包括新保守主义者）的外交理念。按照“民主和平论”的逻辑，世界被截然分成民主的和不民主的两部分，民主成了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正像冷战时期“反对共产主义”是划分国际阵线的标尺一样。不仅如此，照此逻辑，“民主国家”在世界推进民主还是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既然民主能带来世界的永久和平，那么“民主国家”在全世界推广西方式的民主则是非常正义的事业了，为了正义的事业，“民主国家”完全可以对它国的事务进行干涉；那些非“民主国家”，从世界和平大局出发，应当实行“民主化”，现实主义强调对手的能力，向“民主国家”学习，甚至接受“民主国家”的“帮助”和“指导”，最后被纳入民主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是否实行民主制度（当然是西方标准的）就成了美国判定“敌”“友”的重要标准，而在世界推进民主则成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美国战略家的心目中，坚持共产党领导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大并且正迅速崛起的“不民主”国家。
<福山谈“民主和平”与中美关系>
问：从您的著作看，您是赞成“民主和平论”的，是吗？
答：“民主和平论”有道理的。民主确实是一种和平，它包括自由民主、有限政府制度、法治，以及其他所有自由的因素。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将不会冒犯其他少数种族。所以，我想，如果中国的法治有了真正的进步，一种宪政主义会约束权力，中国的问题就不会那么严重。
问：那么您认为，中美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对未来中美关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答：将有影响，只要中国是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1978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后已发生变化。私有财产，市场经济，同世界经济结合，等等。但是原有意识形态的地位未变，即使我怀疑在一个长过程中对中国更有影响的是民族主义的东西，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中国将有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去追求，即遵奉与自由民主主义相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不一定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支配。但是，我不认为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将消失。不过我认为，它会得到控制。
问：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反倒使共产党的地位更加稳固了。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我想那是对的。我自己的看法是，有许多理由怀疑中国政治的变化在继续。为了与世界经济结合，你们不得不制定严格的法律。我想那些法规对投资，对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必要的。这会导致更多政治参与的压力。不过，也有积极的方面。根据以往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和变化规律看，当美国的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好时，趋向于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美国安全和经济形势较差时，趋向于弱化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的人民有了更好的教育。
问：怎样看传统现实主义的大国冲突不可避免论？
答：冲突与否，完全依赖于中国政治制度怎么变化。我不认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欧没有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尽管它们相当强大。
问：布什政府要在世界推进民主，中国会成为其最终目标吗？
答：首先，在这届政府，推进民主的目标不是被普遍分享的。我不认为鲍威尔太关注它。他们用推进民主为干涉伊拉克做辩护。我不认为他们会像卡特政府那样将民主、人权作为中心议题。所以，我不能确认他们在推进民主时有多坚定。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批评前任的政策。克林顿批评老布什的，布什批评克林顿的。当他们当政后，他们没有真正选择维持强硬的政策。在长期内，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和政治变化会更广泛地引起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但多数并不一定按美国施压的方向走。
美国想使民主更广泛，但美国所能做的却有限。
问：民主因素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影响吗？
问：根据您提到的两大因素，是否可以对未来中美关系抱乐观态度呢？
答：如果中国政治体制变得更民主，更重要的是旗帜下面的内容。按照美国的逻辑，我想会对两岸统一产生积极影响。
问：有人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后，台湾问题会更难解决，因为民族主义情绪会增强，更倾向于动武？
答：那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中国政治体制有了真正的变化，将会改变很多事情。那将会改变美国人对中国及台湾问题的认识。
<克里斯托尔谈民主与中美关系>
问：现在许多美国学者正谈论中国和平崛起问题，您作为新保守主义者如何看中国的未来？
答：首先，世界在变。
首先，反恐战争会持续相当长时间。我看到，中国正变得更加民主，当然同西方的民主不同。中国将重新获得台湾，但使用武力是很困难的。大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潜在合作，但也有潜在的冲突。
问：中美之间也是如此吗？
答：我不敢确定存在多少真正的合作，但我们的关系现在不错。不过也有可能发生一些事情，使中美关系变坏，比如，中国是否真心发挥作用促使北朝鲜停止核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将很失望。
问：您提到民主。如果中国变得更民主了，中美关系能变得非常好吗？
答：我想它将变得更好。绝大多数民主国家与我们的关系都好于非民主国家与我们的关系。
问：你们新保守主义的主张对美国的政策影响很大，反共主义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有所下降，也许这种政策会针对中国。如果中国将来不能成为你们心目中的完全的民主国家，中美关系是否会遇到麻烦？
答：要依情况而定。民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主国家更能同别的国家保持和平的关系。将来一切都朝最好的方向发展，这固然是好事。但我们不得不往最坏处着想。最坏的情况是，中国没有走向民主，并侵略亚洲国家。
问：中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中国要实现民主，但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模式，您怎么看？
答：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我想，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是否走向有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正确方向。
问：您认为美国政府应该PUSH（推动、施压）中国的民主化吗？
答：当然。
问：您认为，民主这个大问题对台湾问题也会产生大的影响吗？
答：台湾向民主的变迁对美国同台湾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台湾实现民主是个重要的进步。布什政府如此表达其对外政策，即有策略的考虑，也有战略的考虑。
答：中国如果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就有了更好的基础。中国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台海两岸关系的重要因素。
问：美国的政策对台湾非常重要，美国的目的是要保卫台湾的民主吗？
答：是的。我们努力使台湾人民自己做出选择。
问：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可能是采纳了新保守主义的主张。根据我的理解，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目标是在世界推进民主。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答：我想，最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美国避免恐怖袭击。但是很显然，要赢得反恐战争，就需要改变中东，特别是使之走向民主。所以，我不说推进民主是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是保卫美国，就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理想主义则强调对手的“敌意”，但我认为，推进民主是保卫美国的一部分。布什需要改变中东，使之不接受极端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很关键的。当然，这需要很长时间。
问：在改变了中东之后，美国的目标是否会转向中国？
答：那是很长的路。我不是对中国吹毛求疵。我是指，中国已取得了决定性的变迁。如果我们能够明显地推动人权和民主，我们就应该去做。我想你们能够实行明确的全民公投和全民普选。我认为，不能把中国与中东等量齐观。但在未来3年间，中国会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关注点，与中东一样。
问：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施奈德写了本书，名为《民主与战争》，认为向民主转型中的国家更倾向于战争。您怎样评价这种“民主战争论”？
答：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可见，民主问题将继续是影响美国对华战略走向的关键因素。
问：如果中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然后用武力攻击台湾，美国会怎么应对？
答：50年后，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台湾可能接受统一，台湾可能决定选择加入中国，就像东德加入西德，但前提是中国实现民主。我认为现在中国没有能力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中国使用武力，反共主义曾主导美国冷战时期的对外政策。美国对苏遏制战略就是在反共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冷战后，我相信，美国政府一定会干预。
问：有人认为，中国强大后会成为美国的威胁？
答：不一定。如果中国是一个和平、民主的国家，就不是威胁。美国不担心一个强大但民主的中国。我担心的是中国能否成为这样一个国家。
<斯考特·赛根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势？您认为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
答：“民主和平论”与此有很密切的关系。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分长期和短期。长期看乐观，短期看悲观。这从文献中可以看出。
长期乐观的意思是，民主国家之间很少相互打仗，即使曾经打过。如果中国未来20年的民主改革使中国变迁到不仅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还有民主的进步，就会给中美关系带来积极的影响。而这在长期来看，是很有希望的。现在不清楚的是，中国政府是否真心要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行政治改革。但是不管怎样，形势会促使中国走向民主化。这是好消息。
坏消息是，在向民主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即由较少民主向较多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存在着危险。“9·11”后，美国弱化了意识形态外交，但并不是放弃。这样的国家往往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困境的注意力，在本地区采取冒险行动，挑起战争。这就是所谓“注意力转移”理论，根据这种理论，对美国来说，你利用外国人作为替罪羊。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在长期内不改革，一些危险会从天而降；但是即使改革，在对美关系中也存在紧张。
<何汉理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美国推进民主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对发展中美关系很重要吗？
答：那确实是新保守主义预测中美关系的说法。但现实中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将中国放到敌对位置，那是否能直接推进中国的民主和人权，或者是否是防卫台湾就能推进中国走民主的决心。
问：那么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否会影响中美关系呢？
答：有两种自由主义版本：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更强有力一些。它基本上主张，两个国家在国际经济中有广泛的接触，有广泛的相互关系，并且如果他们发现在他们的关系稳定中有共同利益，他们将开始发展它。
问：民主和平论对美国对华政策会有很大影响吗？
答：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我认为这种理论还有待进一步论证，它开始面临挑战。基础的问题在于有多少案例能作为论据。通过澳大利亚与美国从未发生战争这样的事实，我们能得出什么结论？民主是分散的，差异的。有学者提出，这个理论适用于真正成熟的民主国家。在民主转型期，你可能有民族主义的上升。所以，伴随着民主化，实际上战争的机会增加。如果观察海峡两岸关系，可以发现，台湾实现了民主化，即只要对手强大，中国已经开放。台湾问题是更容易处理了呢，还是更难处理了。答案是更难了。从策略上讲，这有利于争取欧洲盟友对美国政策的支持，并消弥已经出现的美欧裂隙；从战略上讲，推进民主一直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你看，民族主义在台湾的兴起，部分是由于政府的鼓动，部分是由于政府不再能控制那种进程。
问：民主问题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会不会也影响台湾的大陆政策？
答：我的意思是，民主会导致很多不同的方式。它肯定是统一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从中国的角度说，民主创造了中国的软实力。中国实现民主，不仅会吸引台湾，还会吸引其他国家。所以，民主化将使中国更有力量，在处理一些问题时更有效。
<葛莱仪谈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民主对美国对华、对台政策有什么影响？它是个重要因素吗？
答：它是一个因素，但我不认为它是一个重要因素。不过确实是一个因素。如果中国是不民主的国家，阻碍美国同中国发展更密切的关系。美国把民主放在很高的位置上，要在全球推进民主。不过，驱使美国同中国发展关系的动力是国家利益。所以，推进民主只是我们日程的一部分。美国需要保持同中国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如果民主与国家安全利益发生冲突，我想我们会选择国家安全利益，而不是民主。同中国的关系就是证明。
问：新保守主义宣称，美国保卫台湾是为了民主。你怎样看？
答：人们可以这样说。维护民主可能是一个较充足的保卫台湾的理由。但是，判定敌意的最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台湾直到1996年才直选总统，在1987年前台湾没有任何民主。推进民主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主要表现形式。但那时美国也要保卫台湾。当然，保卫台湾的民主，使美国多了一个理由。
<理查德·贝兹谈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如果中国实现了民主化，中美关系能得到明显改善吗？
答：那会产生很大的不同。但那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中国变成一个纯正的民主国家，那么美国人将较少地谈论台湾问题，即使中国决定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一个民主的中国征服台湾，很多美国人将接受它。如果一个独裁的中国征服民主的台湾，就会被看成是一场灾难。此外，很多人相信民主国家将不会互相打仗。我不认为在历史上它是个绝对规律。也许它是受欢迎的象征。中国可能正处在向民主社会的变迁过程中，那也可能是危险的。因为变迁期可能很不稳定。所以，民主和平论的观点是，稳定的牢固的民主国家不互相打仗。正在民主化过程中的国家是躁动的。比如巴尔干，当南斯拉夫被共产党统治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很稳定；当他们开始民主化时，就变得躁动了。所以，民主化过程也是个危险的过程。
我不敢担保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是美国的问题。我不认为“民主和平”的理论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但我认为它是有帮助的。促使美国采取现行对华政策的两大因素在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消失。但是，确实没有两个都拥有民主制度的主要大国冲突的先例。它们之间有一些共同利益，也有一些冲突利益。在过去100年间，意识形态只是一面旗帜，美国曾是个世界力量，没有同样规模的大国，欧洲国家都相对较小。
问：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中美仍会有冲突吗？
答：是有。一个观点是，如果中国开始在东亚发挥作用，就像美国在北美洲的作用那样，对待东北亚像美国对待墨西哥那样，我们将非常担忧。我想，绝大多数美国人没有认识到，对西半球其他人而言，美国有时是个威胁力量。美国看中国，就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三、鸿沟依旧在
其次，中国的综合国力要赶上美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中国不实现民主化就很难有长期的高速发展。
中国实力迅速发展和“不民主”是“中国威胁论”在美国形成的两个基本原因，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是制约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虽然中美在经济、地区安全、反恐防扩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但与这两个结构性因素比较来起来，其在维系、促进中美关系发展上的作用是相对脆弱的。上述经济等因素所造成的国家间相互依赖，远远不能克服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国家间的对立和冲突。一战前的英德关系，二战前的美日关系就是典型例证。正如时殷弘教授所指出的：对国家间关系来说，“更重要的是需要它们有足够广泛和深厚的共同利益感和价值观念”，“否则，但并未消失。反共主义就渗透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家间敌意和冲突的滋生、加剧完全可以同它们之间互相依赖、互相了解的增进相并行，相交错。” 世界政治的现实表明，相互交往和了解的增多，并不能自然带来国家间的共同利益。还不仅如此，如果国家间的价值观念和利益差距甚大，甚至根本对立，相互了解的增进反而会强化双方的敌意，反倒不如在双方不够了解的情况下，互相的认识处于模糊状态。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就是很好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中美“蜜月期”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甚少，甚至相互都有一种神秘感，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的：“那时两国的民众都很天真，只看到对方好的一面。”
在制约中美关系的两大结构性因素中，实力差距缩小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是坚定不移的，中国的崛起是必然的，中美在这方面的矛盾是无解的。
有解的是意识形态和民主建设方面。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美国自己是“一个伟大的多种族民主体”，赞扬“民主进程”在台湾、韩国、拉丁美洲立足，称印度和美国是“两个最大的民主国家”、俄罗斯“正在争取民主的未来”。在美国看来，如果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即对内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对外向西方国家开放，对美国的敌意就会减弱甚至取消，就有可能发生“演变”，成为西方可以容纳的国家或者是类似于布热津斯基所说的“商业共产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对美国的威胁会明显减弱。正如美国学者唐耐心教授所分析：一个强大而自信的中国即使是民主的，也会“影响华盛顿的外交与安全运筹，影响到它的地位和东亚盟友”；但是 “一个强大而对美国不友好的中国则带来更为严峻而长远的难题”。 这里的“不友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民主”的替换词。“不民主”而强大的中国远比“民主”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威胁，“严峻而长远的难题”比“外交与安全运筹”要严重得多。正因为这样，促进中国民主化进程是后冷战时代美国推行对华接触政策的重要动因之一。
<约瑟夫·奈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认为民主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吗？
答：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不认为那是唯一的因素。甚至中国是威权体制的时候，如果我们面临一系列跨国界的威胁，威权的中国与民主的美国仍可以有紧密的关系。我们有大量的理论，它们阐述崛起大国与现存大国因为恐惧而走向战争。如果中国变成民主的国家，这种恐惧就会减少。
问：中国怎样做才能避免同美国冲突？实现民主化会有帮助吗？
答：我想民主化将会带来不同的结局。但是你知道，那不能在一夜之间发生。它将是渐进的，要培育民主的种子。但民主化实际上影响中美之间的关系。
对中国来说，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中国也要实行民主政治建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目标之一。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不可避免地要带有中国的特色，而且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但它必须是与世界潮流相吻合的。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着一定的共同利益，谁是朋友？
从美国全球战略的演变情况来看，可实现双赢结果。但是，在民主问题上，中国与西方特别是美国之间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首先，中国要在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程，而美国则期望中国迅速实现民主化，最好能像苏联东欧那样来个“剧变”；其次，中国要依据自己的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化道路，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美国则认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主模式是最好的，中国应当仿效，最好能照搬；最后，中国在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中，仍然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中国要进行民主制度的创新，而美国认为，“一党专制”与民主是对立的，二者不能共存。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虽然将反恐防扩提升为超越其他任务的“第一要务”，与之相应没有像克林顿政府那样将推进民主作为“三大支柱”之一，但是推进民主仍受到高度重视并贯穿于整个国家安全战略。上述分歧尤如一条鸿沟，横在中美之间，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谁是敌人，使得美国一些战略家对中国是否真心走民主化道路心存疑虑。
＜芮效俭谈民主与中美关系＞
问：您怎样看新保守主义在世界推进民主的主张？
答：新保守主义将世界民主作为理想。他们就像当年苏联要输出革命一样，要输出民主。实际上，世界上的民主都是不同的。世界上的每一种民主都有其特性，因为民主必须扎根在产生它的人群中。既然不同的人反映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因此他们总是培育出不同的治理他们代议制政府制度的方式。所以，当你谈论盎格鲁——萨克逊世界的时候，你会发现，英国的制度不同于加拿大的制度，也不同于美国的制度，不同于澳大利亚的制度，而澳大利亚的制度又不同于新西兰的制度。所以在英语世界，每一种制度是不同的。当你看欧洲的时候，每一种政府的结构都是不同的。所以，首先是没有共同的模式。其次，伊拉克是个好例子。美国在伊拉克及其他地方推进民主的做法是不会成功的。另一个例子是海地。我们完全不能给海地带来一个稳定的民主，因为我们没有给海地带来经济发展。所以你必须创造中产阶级，否则你就不能得到民主政府。
问：美国向日本和德国输出民主不是很成功吗？
答：事情并不那么简单。日本和德国在战前就发展了它的中产阶级，所以美国有了在日本和德国推行民主的资源。但这种经验很难在海地推广，因为这里没有中产阶级，就有可能不是威胁。这两大因素一是反恐战争，二是中国的综合国力仍与美国有很大差距。所以，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教育水平，等等。依据日本和德国的经验，发展中产阶级需要40年。在这两个国家，代议制政府的基础已经存在。在日本，30年代已经具备了建立民主政府的真正潜力，只是军方用暗杀手段杀掉了绝大多数有能力的政治领袖，从而使军队巩固了它在日本的政治权力。
问：民主问题是不是正在影响中美关系的发展？
答：有些美国人强调美国要推进民主，包括对中国。这些人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认为民主可以输出，不管当地的环境如何；二是输出民主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美国人用这种错误观念看中国，老是说看不到中国在进行政治改革，这是荒谬的。任何1978年前在中国住过的人如果现在再住在中国，都会看到政治制度方面的革命性变化，这表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国境，迁移，出国学习，干他们愿意干的工作。当然，中国的政治制度尚未有宪政性变化，但在中国，政治制度的运作已发生适当的变化。问题是你们如何发展宪政？建立地方分权的政府模式需要发展成千上万的中产阶级，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肯定是威胁；如果遵奉共产主义的国家实现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改造，这是个挑战。但是美国对此很不了解。所以美国要求迅速的政治改革。这完全是不现实的。
<伊维德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中美关系>
问：您作为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虽然不专攻政治、外交问题，但会有独到的视野和见解。很多美国学者都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将之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民主是世界潮流。民主虽然不是完美的制度，但却是目前世界上最有效的制度。北美、欧洲经济发达、社会政治稳定，不能说与民主制度没有关系。
民主有很多模式。欧洲各国与美国就有很大差别，欧洲国家之间也有很大差别。
＜布热津斯基谈中美关系前景＞
问：您怎样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及未来走势？
答：总的前景看好。中国应该创造自己的模式。中国人有智慧，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曾在很多方面对世界有贡献，也可以在政治制度创新上有贡献。实际上，中国一直在为此而努力。孙中山的“五权分立”就是一例。
目前中国民主建设的首要问题是给媒体更自由的空间。在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时代，已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可保。你限制了报刊，但限制不了网络。媒体自由，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行为，抑制腐败。共产党要想实现更长时期的执政，必须走民主化道路。当务之急是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比如媒体自由）。宪政民主也可以逐步推开，比如可以搞县一级政府直选。一些发达地区的城市也可以直选。
中国在民主化上的进步，有助于改善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就中美关系来说，虽然经济层面的问题会继续存在，但民主的中国，更倾向于对美国有敌意。共产主义是与自由民主主义严重对立的意识形态，会使美国人增加对中国的好感，弱化“中国威胁论”。那时，中美关系会类似于美俄关系和美印关系。
将来中国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印度，特别是在经济上。
<萨特谈民主问题与美国对华政策>
问：您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会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吗？
答：它将有很大的影响。
当然，列出了伊朗、朝鲜、古巴、白俄罗斯、缅甸、津巴布韦六国为“暴政据点”国家。但是我不认为它会发生，它只是个梦。它是个非常有政治权威的政府，目前政府的领导人努力维持一党制。布什政府将之当成个很大的问题。他们与克林顿政府有基本的不同。克林顿政府努力观察中国的制度，用接触的方式理智地改变这个制度。布什政府对这个制度持怀疑态度，采用攻击性行动。这将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
<容安澜谈民主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问：您认为，中国实现民主化有助于中美关系改善吗？
答：我想应该如此。不过它不是唯一的问题。当我在政府中任职时，克林顿政府倾向于采取一些学者的民主国家不互相打仗的观点。我认为，历史地看，这虽然不完全属实，但是，二战后的美日欧之间确实未发生战争，不像过去的欧洲那样。如果中国真的变得民主了，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会有大的改变。美国人头脑中仍然有天安门事件的阴影。那象征着很多美国人对中国政治制度性质的认识。此外，中国仍然没有有组织的反对党，有镇压宗教的行为。很多人担心中国的野心的性质。我们虽然与欧洲、日本之间有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控制的。我相信，只能对美国霸权战略的实施起到干扰作用，如果中国变成真正的民主体制，上述的担心就会消除。现在我要说，即使中国还没有很快变成民主体制，但是首先，它已变了许多。在谈扩大全球发展问题时，强调要通过“建立民主基础设施”来达到目的。依我的判断，它会在许多有意义的方面走向越来越民主，尽管共产党仍然是占居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苏葆立谈民主问题与中美关系>
问：您认为，中国加快民主化，是否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
答：深层次理由是价值观的根本差异。美国人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民主、开放。战略关系重迭是好事，但它不能改变核心价值观的差异。退回到2002年，那时两国的战略关系很好，但布什仍然说中国政府应该更关注它的人民，允许他们有更多的民主。这种事情总会发生。那是个困境。我看来，中国不应当为了美国的缘故或同美国有良好关系的缘故而搞民主化。中国应当为了自己而搞民主化。我对中国人高度尊重，他们极其有天赋、有智慧。我有两个核心政治观点。第一个是权力腐败。不论制度是什么，即使你不遭到失去权力的危险，这也是在腐蚀你自己。第二个是民主的效力。每隔几年，你就会得到机会选择腐败的人离开政府。你知道，那是民主的效力。它允许你将滥用权力、滥用特权、变得腐败的领导人拿掉。那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