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际秩序的百年嬗变
世纪之交的国际局势可谓是纷纭复杂、变化多端。从科索沃战争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给人的感觉是，当今世界仍然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9·11”事件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恶性恐怖事件，又使人觉得当今世界是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世界；许多现象让人感到，当今世界是漆黑一片，未来也不光明。
如果我们把目光聚焦在不同的领域和地域，就会看到彼此大不相同的图景：中东是个民族、宗教冲突之地，和平遥遥无期；非洲到处是部族冲突、种族仇杀；南亚也充满着冲突的种子；东亚虽然尚无战事，但却处在军备竞赛的阴影下；朝鲜半岛在冷战结束10余年后，仍然处在因冷战而发的分裂之中，而且核危机还不时地牵动着整个世界的神经；从中亚经中东、南亚，到东南亚，则是恐怖主义多发的、不稳定的“动荡弧”……这些图景似乎在告诉人们，当今世界仍然是不太平的，和平问题并未解决，而且新的矛盾却不断涌现，世界不安定因素增多。难怪布热津斯基曾预言，在21世纪前夕，全球有可能失去控制，陷入混乱。但是，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的部分地区，却很少见到战火硝烟，这里的人民享受着和平，而且有些地区，比如欧洲，正在向一体化迈进，民族仇、国家恨已逐渐被遗忘，各国都在分享着民族和解的“红利”。
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有些所谓的“失败国家”好像已经绝望，它们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但是有些发展中国家却在快速发展，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赛场上奋进，其速度和气势让发达国家惊叹，甚至生畏。
如果静止地看这些不同的图景，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是混沌的、无序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将当今世界与过去相比较，特别是同一个世纪前相比较，我们就会透过纷繁的表象看出：世界在进步。科学技术在进步、生产力在进步、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进步，特别是国际秩序也在进步。
在20世纪，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政治秩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审视21世纪初的世界，可以看到，现行的国际秩序虽然仍存在着很多不合理之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仍任重而道远，但与20世纪初比较起来，还是有了很大的进步。
20世纪初的国际秩序有两大特征：一是欧美列强占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没有维护国际秩序的保障运行机制。关于第一个特征，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 那时，被帝国主义列强占领和控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领土面积共计89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3；人口约93000万人，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56%。“整个世界划分为进行压迫、掠夺的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和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庸状态的多数被压迫国家和地区。” 日本虽然已经跻于列强行列，但地位与作用十分有限。一些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只适用于欧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1878年柏林会议上曾放言，只有欧洲才有权批准独立。这是当时国际秩序的真实写照。到20世纪初时，美国加入了“有权批准独立”的行列。关于第二个特征，当时的世界处于绝对的无政府状态，没有一个有权威的国际组织来调节国家间的关系，列强在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上的矛盾不能得到有效的调节，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俄国十月革命，严重冲击了原有的国际秩序。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殖民体系开始瓦解。欧美列强为了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维护国际秩序，建立了国际联盟。尽管国际联盟是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有益尝试，并为后来建立联合国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教训，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大国的局限性及客观环境的限制，它在维护国际秩序上是不成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使人类遭受空前惨重劫难的同时，也使世界主要国家认识到了建立世界性国际组织的必要性。联合国应运而生，其主要宗旨就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协调各国行动。与国际联盟相比，联合国的一大特点就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原则的基础之上，即国家无论大小，均可加入联合国，一切会员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一原则对保障中小国家权益、约束联合国的行动有着重大意义。可以说，这是国际秩序的一个重大进步。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联合国在成立初期很难独立发挥作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联合国都受美国的操纵。美国是联合国的主要创建者。联合国诞生之时，正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日，那时，美国的综合实力达到巅峰：经济总量占世界50%强；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世界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那时的美国，一手拿着美元，一手拿着原子弹，横行天下，不可一世。美国推动创建联合国的目的，就是要把联合国变成维护美国霸权，实现美国意志的工具。而新生的联合国自然无力挑战美国，只能是受美国操纵。这集中反映在美国对华政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
中国作为二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的重要成员，也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重要的反法西斯力量，也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工作。董必武作为中国解放区的代表参加了出席旧金山会议（联合国宪章的制宪会议，1946年2-6月举行）的中国代表团，并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在旧金山会议前夕，中国共产党表明了支持创建联合国的态度，毛泽东发表声明：“中国共产党对保障战后国际和平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意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所作的建议和克里米亚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欢迎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已经派遣自己的代表加入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借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志。”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国际法主体，本是1949年前的中国的延续，理应享有中国在联合国固有的合法地位及其他一切权利，这是《联合国宪章》所肯定的国际法原则，也符合国际惯例。中国政府也一再表达要求：派代表参加联合国各机构工作，把所谓“中华民国”代表驱逐出联合国。中国政府还任命了出席联合国会议、参加联合国工作的代表团。
然而，美国出于反共主义冷战的需要，利用其对联合国的控制力，阻止新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不仅如此，美国还一再操纵联合国通过攻击中国的决议，压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组织了以它为首的包括16个国家的所谓“联合国军”，介入朝鲜战争；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后，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随后，5月18日，联大又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禁运的美国提案；美国还利用联合国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就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进行了尖锐的斗争。这一斗争过程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此消彼长的态势，也体现了美国与联合国之间操纵与反操纵的斗争历程。这场斗争历时22年，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10月至1960年，斗争的焦点是美国阻挠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按常规，恢复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只是一个程序性问题，也就是代表的全权证书问题。然而，在美国操纵下，中国代表权问题被复杂化，并被搁置、拖延长达10年之久。1950年9月，在五届联大上，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遭否决。此届联大还决定：由大会组成7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得出结论之前，仍由“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会议。这等于将中国代表权问题无限期地搁置起来。不久，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又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之类的借口，阻挠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一些会员国迎合美国的意志，对中国代表权问题采取了回避或拖延解决的态度，使得联大以“时机不成熟”、“情势不利”等理由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然而，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越来越多的亚非拉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的力量结构逐渐变化。在联大通过推迟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提案时，美国得到的多数票逐年减少。在1960年第15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以42票对34票通过，美国提案仅得到8票的微弱多数。美国已经认识到，用拖延、推迟讨论的办法来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将很难奏效了。
第二阶段从1961年至1971年，斗争焦点是美国利用“重要问题”案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代表权的议题，第一次突破了美国所设置的障碍。但是美国又采用新的招术继续阻挠中国合法席位的恢复。美国设法使此届联大通过了一项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的决议，而“重要问题”决议须由联大2/3多数同意才能做出决定，如果是“程序性问题”决议，则只须过半数即可通过。很显然，美国的阻挠继续延迟了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然而，到了70年代初，美国认识到，即使利用“重要问题”案也难以继续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在1970年的第25届联大上，阿尔巴尼亚等18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首次获得了简单多数（51票赞成、49票反对，25票弃权）。虽然因被作为“重要问题”案，不足2/3多数票而未获通过，但却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中国重返联合国已为时不远了，这是不依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1971年的第26届联大上，美国一方面再一次提出“重要问题”案，另一方面又炮制了“双重代表权”案（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进入联合国，又“不剥夺中华民国的代表权”）。“双重代表权”实际上是搞“两个中国”，自然遭到中国政府和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坚决反对。不过，美国的举动已经表明，在恢复中国席位的斗争中，美国已处于守势。9月22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讨论第26届联大议程时，决定把关于驱逐蒋介石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的提案，放在美国“双重代表权”提案之前审议。如果前面的提案被通过，“双重代表权”提案就成了废案。美国遭到关键性的失败。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在表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决议（2758号决议）时，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 美国遭受了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惨重的失败”。
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通过，宣告了美国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及制造“两个中国”图谋的彻底破产。这一结局完全出乎美国政府的预料，正如尼克松后来回忆的：“这比我们原来预料的要走得远得多；我们原以为最大问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而享有同等地位以后，劝说台湾仍旧呆在联合国里。” 更为重要的是，2758号决议的通过，标志着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历史，由此开辟了新的篇章。此后，美国不得不以平等的伙伴关系来对待联合国。美国可以用拖欠会费等办法来刁难联合国，也可以避开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动武，但是却不能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联合国。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老）乔治·布什在2758号决议表决结束后虽然“感到悲伤”，认为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不得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在“大多数”面前，美国霸权失能了。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其霸权地位得到提升，美国与联合国的关系面临新的考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美国率领一些盟友不经联合国授权就对一个主权国家、联合国成员国动武，凸显了美国的霸气和对联合国的不尊。然而，毕竟时代不同了，美国在很多国际事务中不可能包打天下，它需要大国的合作，更需要联合国的合作。2003年伊拉克战争虽然使联合国的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并不能由此就得出联合国已经名存实亡或无所作为的结论。在伊战爆发前，美国还是尽其最大努力争取联合国的授权，并把在联合国授权下解决伊拉克问题作为优先的选择。从2002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通过到2003年3月这4个月间，美国施放出了空前的耐心，等待着对伊武器核查的结果并努力争取安理会成员国的支持。美国争取联合国授权失败后，它仍是打着执行联合国决议、维护联合国权威的旗号发动对伊战争。美国的表现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美国把联合国的授权作为其发动对伊战争的全法性来源。后来美国在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辩护时，仍是从联合国寻找国际法依据，在它看来，发动对伊战争在本质上是符合联合国决议精神的，只不过是在授权程序上有点问题而已。其实，还有一个事实，可能美国没有考虑到，这就是：在当今世界，联合国还是国际道义的主要来源和载体。美国因为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所以仅有30几个国家在伊战中支持它，其他不支持美国的国家，并不是没看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劣迹，更不是同情、支持萨达姆，而是因为联合国未支持美国。还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虽然顺利取得了推翻萨达姆政权的胜利，但是在伊战后重建问题上，它仍然需要联合国的合作。2004年6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对0票通过了第1546号决议，结束美英对伊战领，认可伊临时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美国寻求联合国合作的结果，也是美国霸权失能的又一次体现。
纵观百年国际秩序的演变，可以发现，虽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有很大的市场，而且西方国家仍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与20世纪初相比，到21世纪初，国际秩序有两个突出的变化。第一，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明显增大，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当今世界已经不是西方世界的一统天下，西方大国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为所欲为，主宰一切，特别是主宰弱小国家的命运。这不仅体现在第三世界在联合国等世界性国际组织内的发言权上，而且还反映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国家和“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的影响上。第二，联合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最主要保障运行机制，其地位正逐渐确立并巩固，作用日益增大，尽管它经常遭受美国霸权主义的挑战。现行国际秩序虽然有很多局限性，需要改革、完善，但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上也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二、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
20世纪国际秩序的变迁，从表象上看是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但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世界若干潮流或大趋势的发展，世界潮流是国际秩序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对推动国际秩序变迁作用较大的潮流有四个，即民族解决运动、多极化、和平与发展、全球化。
（一）民族解放运动
马克思曾指出：殖民主义在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从殖民压迫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当20世纪初殖民地被资本主义列强瓜分完毕时，民族解放运动也具有了国际性和世界性。特别是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势不可挡，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 所以几乎与二战结束相伴随，民族解放运动掀起了高潮。在亚洲，1945年8月，朝鲜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9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接着老挝和柬埔寨宣告独立；1949年，新中国成立；从战后初期到50年代中期，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锡兰、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国相继获得独立。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被称为“亚洲风暴”，它直接带动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1956-1958年，突尼斯、摩洛哥、加纳、几内亚和马里先后摆脱了殖民统治。1956年7月26日，埃及宣布将英法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沉重打击了殖民主义，成为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到60年代，非洲共有32个国家获得独立，仅1960年一年，就有17个国家获得独立，因此这一年被称为“非洲年”。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被称为“非洲觉醒”。与亚洲、非洲的民族独立高潮相呼应，拉丁美洲掀起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本国独裁统治的斗争，成为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民族解放运动再次掀起高潮。
对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有过非常精辟的评价：“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都是伟大的，但是都没有1945年以来这样大的规模。” 毛泽东所言不过。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共有78个国家获得独立。这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地理状况和政治格局。实际上，在二战后的历史中，除了美苏两大阵营的冷战外，还有一个重要进程，这就是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兴起。这从联合国的构成就可以看出。在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1个成员国，而到了1971年第26届联大时，则有129个成员国。后增加的成员都是在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潮中新获得独立的国家。没有这一变化，中国是很难取得打破美国阻挠、重返联合国的胜利的。在表决2758号决议时，76张赞成票中有62票来自亚、非、拉国家，其中亚洲19个，非洲26个，拉丁美洲17个。联合国成员国构成的变化使得美国等西方国家操纵联合国的能力趋于下降，到了70年代初，美国已不可能像50年代初那样利用联合国来实现自己的意志了。这是时代变化的定局，是世界潮流的必然结果。
对民族解决运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影响，美国是所有了解的。1960年，美国发表了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的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探讨了二战后三种最有影响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立宪民主”）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表明美国智库已经认识到民族主义（主要指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性。到1971年，在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尼克松、基辛格心里也很明白：“到最后，反正我们无论采取什么立场总归是要失败的”。 明知要“失败”，却无可奈何，只能等待着失败的到来。在世界潮流面前，霸权的力量是有限的。
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兴起后，在世界的地位逐渐提高。第三世界拥有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和广阔的市场，是世界经济繁荣的重要源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5，领土占世界总面积的2/3。在联合国190多个成员国中，第三世界国家占160多。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获得民族独立后，都致力于本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作为整体，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长期高于发达国家，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在20世纪50年代仅占28%，到80年代已达到33%。一些发展中国家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像中国、印度、巴西这些大国，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作用也日益增大。在经济、政治力量增长的同时，许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还实现了区域联合，建立起来了地区性国际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上海合作组织、里约集团等。第三世界的壮大已成为20世纪后半叶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且这个进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仍然引人注目。亚欧首脑会议、八国集团峰会南北首脑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出现，表明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想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
（二）多极化
联合国能逐渐摆脱美国的操控，发挥自己独立的作用，还直接得益于世界多极化进程。而多极化进程的孕育则始于美国霸权的止盛转衰。二战结束初期，美国的综合实力达到巅峰。然而，好景不长。苏联首先挑战美国的霸权。经过柏林危机，苏联守住了雅尔塔协议赋予它的利益；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了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第二个挑战美国霸权的力量是民族解放运动。尽管美国在二战后以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为名到处挖英法等老牌殖民主义的墙角，抢占它们的势力范围，以图建立自己的新殖民帝国，但是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并未跟着美国的指挥棒转，而是成为超越美苏两大集团的第三种力量，即第三世界。从“亚非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兴起，再到“七十七国集团”形成，第三世界发展成为一支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力量。
美国霸权的第三个挑战者来自西方集团内部。从50年代末开始，特别是60年代以后，西方阵营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西欧和日本的地位上升，美国则相对衰落，到60年代末形成了美、欧、日三大经济中心鼎立的局面。与之相应，西欧和日本对美国的政治上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1958年，欧洲共同体成立，其宗旨之一就是使西欧国家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60年代，法国奉行“戴高乐主义”，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发展自己独立的核力量，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60年代末70年代初，联邦德国提出并实施“新东方政策”，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缓和与关系正常化”。 日本虽然没有法德那样大的政治性动作，但也开始寻求摆脱美国的控制，走向自主外交。特别是日美贸易磨擦，到70年代初已尖锐到这样的程度：促使尼克松政府“考虑用共产主义中国作为平衡越战后日本在亚洲的影响的砝码”，“对日本打一种中国牌”。
在世界各种“非美”力量崛起的同时，美国自己的力量却不断衰落。继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后，从1968年3月到1971年5月，又先后发生了6次美元危机，导致美元正式贬值，信用急剧下降。1968年对美国来说可谓是厄运之年：遭受了两次美元危机；两位名人（小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刺；政治动乱和街头骚乱不断。有的学者将这一年的政治动乱称为“1968年革命”。 在这场革命中，“整个社会几乎已经处在文化上和社会上爆发内战的边缘”，“几乎所有一切都要崩溃了”。 这些国内危机与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遥相呼应，而越南战争客观上成了美国国内危机的重要根源。在1968年的新春攻势中，越南南方人民的武装力量歼敌25万多人，其中包括8万美军，击落击伤敌机3000多架，击毁敌坦克3000多辆。越南战争是美国霸权衰落的重要标志，并且成为促使美国在美苏较量中转为守势的重要因素。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尼克松提出了“五大力量中心”说，并开始调整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对外政策。1970年2月8日，尼克松向国会发表了题为《70年代美国的对外政策：争取和平的新战略》的国情咨文，公开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发号施令的时期“已经结束”，美国的处境就像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遇到了“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那种挑战”。随后，他承认，当今“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即美、苏、中、日、西欧。 多极化的轮廓已经初步显现。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霸权又得到加强。这一方面是由于美国的综合国力在冷战后确实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另一方面，而且是更主要的方面，在于苏联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使得美国的比较实力大增。就如同长跑比赛，当第二名紧跟第一名并总是跃跃欲试要超过他时，人们并不觉着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而当第二名被第一名远远甩开的时候，人们才会惊叹第一名的出色表现。其实，这种情况并不一定是第一名提高了速度造成的，很可能是第二名减速或跌倒引起的。冷战后的大国关系就与这种情况相似。美国的实力虽然有大幅度提升，但与二战后初期不可同日而语。在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之时，欧盟、中国的实力也都有引人注目的提升，而且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此外，印度、巴西等“准力量中心”的实力也有明显增强。所以，当今世界并不是美国独霸的单极世界。
冷战后，有两个相反的趋向同时在发展：一方面，好像美国更加强大，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就像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刚刚过去的伊拉克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样；但是另一方面，美国霸权又时常失能。这表明，当今世界格局正处在一个单极与多极并行、竞争、较量的时期。从冷战后的短时段看，美国霸权确实有所加强，多极化遭遇挑战；但是如果从长时段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多极化的生命力更强一些。当初促使多极化趋势初步显现的那此因素，如第三世界的壮大、世界力量中心的增多、联合国越来越独立自主等，不仅现在仍然在发挥作用，而且还不断强化。相比之下，促使美国霸权加强的因素则更具暂时性和偶发性。总之，美国霸权是波浪式地衰落，其加强是衰落进程中的加强；而多极化则是波浪式地发展，其遭遇的挫折是前进中的挫折。
（三）和平与发展
虽然国际社会直到70年代以后才认识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个重要课题或主题，比如社会党国际在1978年11月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就对和平与发展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将之看成是“两个具有广泛意义和彼此相关的议题”， 但是“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时代主题这一进程在二战结束不久便已开始了。
就拿和平问题来说，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二战后，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直接遭受战争之苦的欧洲、亚洲以及美国人民都渴望和平、痛恨战争。多数国家的当权者和政治家也不愿发生战争，而且还为避免战争努力寻找办法。有“战争领袖”之称的丘吉尔在行将退出政治舞台前写道：“我殷切地希望，新旧一代能够纠正以前的一些错误，从而根据人类的需要和光荣，控制住正在展开的可怕的未来景象。” 二战后，各种和平运动风起云涌，和平组织层出不穷，表明和平已深入人心，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孙中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种和平潮流下，谁敢像希特勒那样发动战争，谁就会遭到世界人民的唾弃，谁就会灭亡。美苏两国当权者当然了解这一事实，不敢逆历史潮流而动。这种状况随着形势的发展越来越明显。进入50年代后，国际紧张局势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52年2月，西欧各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参加了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1953年2月，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第三地带论”，显示出印度要实行一种不加入美、苏两大阵营任何一方的和平外交路线；同年3月，斯大林逝世，苏联开始展开积极的和平外交；同年5月，英国首相丘吉尔提议举行以英、美、苏为中心的大国首脑会谈，这一建议得到了反对党工党的支持；同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1954年7月，日内瓦协定签署，协定保证印度支那三国各自的独立、统一与和平；1955年4月，万隆会议召开；同年7月，美、英、法、苏四大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通过协商，表达了不进行战争的热情，产生了“日内瓦精神”。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掀起高潮，绝大多数国家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像二战前那样普遍遭到宗主国的残酷镇压，相当多的国家是通过和平方式取得民族独立的，独立后又同原宗主国保持着密切关系。这一系列现象表明了世界各国求和平的愿望，也表明了大国正努力寻求用和平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的趋向。以后，国际局势缓和的趋势越来越加强，最后发展到就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 就是美国人民也是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在1969年10月15日的“反对越南战争大示威”中，有25万人赴华盛顿参加示威。美国人民的反战运动给美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压力，促使其调整对越政策。在2002-2003年的伊拉克危机中，布什政府一再将武力“倒萨”的时间拖后，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顾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反战浪潮。
就发展问题来看，二战后国际政治的一大特点就是经济实力在国家综合实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国家和地区间的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美国由于过于将资源和精力用于国际军事竞争上，从而放松了对国内发展的关注，终而导致美国的相对衰落，西欧、日本趁机崛起。尼克松政府对此已有所认识。在1971年7月6日堪萨斯城讲话中，尼克松说：二战结束时，美国无论在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处于世界第一位，但是“过去25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美国不再是从经济角度来说的世界头号国家，超群的世界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当我们从经济角度和经济潜力来考虑问题时，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尼克松才提出“从那些我们摊子铺得太大的地区削减我们承担的义务”，“将侧重点放在优先地区”，并“开始较多地注意欧洲”。 为此，美国必须缓和同中国的关系，结束同中国的对抗状态。美国要削减它所“承担的义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要改变在经济发展上相对滞后的局面，这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客观上也是与求发展这个世界潮流相吻合的。求发展是当今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也是美国人民的要求。冷战后的美国第一次大选，选民抛弃刚刚打赢海湾战争的大英雄（老）布什，选择承诺将发展本国经济放在首位的克林顿，就很能说明问题。
冷战结束后，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出现，特别是霸权主义表现出了新的特点，对世界和平构成了新的挑战和威胁。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冷战结束并不意味着“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得到解决。他指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在南巡谈话中，他再次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他还认为，这两大问题没有解决的最主要原因就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
但是，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未解决并不能否定它们是时代主题。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还是相对缓和，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冷战期间更小。
冷战的结束是以非战争的方式实现的，这是自国际体系形成以来，首次未经过战争手段而结束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状态。这一结局本身就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深化的结果，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时代主题的进一步深化。虽然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但这种“冷战”与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和激烈军备竞赛那种冷战相比，其引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因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尖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存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尽管“小的战争不可避免”。 诚然，美国的霸权主义在失去另一个霸权主义超级大国的制衡后而恶性膨胀，从而导致干涉它国内政，甚至武力推翻它国政权的事情增多，但这种干涉与动武引起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与冷战期间相比，冷战后国际局势相对缓和除了表现为没有军事集团对峙外，还表现在另外几个方面。其一，局部热战，如在海湾地区和巴尔干地区，虽然未能避免，但其规模和烈度及对世界和平局面的影响，要比冷战期间某些局部热战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小得多。其二，虽然美、日等国在增加军费预算，并进行高新科技武器的研究与开发，美国甚至还发展导弹防御系统，但世界范围内的军备竞赛尤其是核军备竞赛要比冷战期间缓和得多。
从更宽广的范围看，冷战时期制约战争的因素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发展：第一，世界人民更加反对战争，要求维护和平；第二，东西矛盾已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尖锐；第三，多极化趋势仍客观存在；第四，发展竞争越来越激烈，全球化趋势加强；第五，科技进步的势头不仅未减缓，反而更加迅猛。科技进步的趋势使国际竞争的主战场逐渐由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这无疑有利于减缓利益冲突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有助于削弱战争因素；第六，核军备竞赛虽然比冷战期间减弱，但美、俄等国庞大的核武库仍然存在，仍然能够毁灭整个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而世界大战甚至大规模的地区战争，极有可能引发核大战，这是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必须认真对待的。
总之，在存在两大军事集团尖锐对峙的冷战期间，“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这一命题尚能够成立，那么在冷战结束后，这一命题就更有生命力了。
（四）全球化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一大潮流已得到公认。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带来深刻的影响。单从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角度讲，虽然全球化为美国推进霸权战略提供了很好的机遇，但是同时又在制约着美国霸权战略的推进。
全球化使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加强，促进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种不平衡促进了国际行为主体的多元化，而多元化正是国际关系格局向多极化演变的基础。全球化是造成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因素。那些善于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国家，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较短的时间内国力迅速增强。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增大了落后国家实现快速发展，甚至赶超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虽然在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可能会遭受某些方面的严重损失，但却获得了发展所必需的条件。如下两个事实有助于说明这一点：一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从总体上长期高于发达国家；二是一些发展中大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综合国力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比如，中国与美国综合国力的差距已由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大约1:20缩小为大约1:8，而且中国的经济仍然在以比美国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还有一些国家如巴西、印度、墨西哥、韩国，也都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它们极有可能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舞台上充当重要角色。这是美国所阻拦不了的。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一方面要推行霸权战略，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多极化是个大趋势。一些国际战略家对未来世界格局也做出了富有见地的分析。著名英国学者布瑞恩·彼得汉姆（Brian Beedham）在《新的地缘政治》一文中预测了2050年时的世界地缘政治形势，认为届时可能出现6个巨大的权力中心，即：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 这种状况是与多极化趋势相吻合的。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实事是：虽然美国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50年代曾占世界的一半还多，而现在只占1/3。
此外，全球化还使世界各国经济利益紧密相联，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安全威胁多样化，等等，这些因素都促使包括超级大国美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寻求同其他国家的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有利于多极化的推进以及国际秩序的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