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地破坏了人们的正常生活。物资奇缺、粮食配给、灯火管制以及空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玛格丽特所在的学校还缩短了上课时间。1939年10月，卡姆登女子高级中学从伦敦撤到格兰瑟姆，同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合用教室。于是，凯斯蒂文学校的学生们上午上课，从8点半到12点半，下午则是卡姆登学校的学生们上课，当地的学生一律回家做家庭作业。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没过多久，格兰瑟姆市也面临危险，卡姆登学校的学生只好又卷起铺盖，搬到诺丁汉去了。
格兰瑟姆虽然是座乡间小城，但它所受到的战争的影响却远比绝大多数地方严重。由于地处公路和铁路干线附近，它的所有工厂都改为生产弹药，因而成了空袭的主要目标之一。有一个时期，它是英国按人口计算遭到炸弹袭击最多的城市之一，平均每人一颗炸弹。凯斯蒂文中学在校园里修筑了两个防空洞。有一次学校挨轰炸的情景特别令人难忘，一架德国飞机低空掠过学校，扔下一连串的炸弹，这些炸弹接二连三地爆炸，从马路对面的曲棍球场一直炸到离学校主建筑只有咫尺距离的地方才停止。
在战争期间，学校换了女校长。原校长格拉迪斯·威廉斯小姐是该校的创始人，她和蔼可亲、举止文雅，深受学生爱戴。但是她退休了，接替她的是一位名叫多萝西·吉利斯的苏格兰女人。新校长脾气暴躁，惹怒了许多女学生。她是个古典学者，所以就任伊始就在6年级开设了拉丁文课程，而该校过去从未设过这门课。由于玛格丽特所喜欢的自然科学课与拉丁文课在时间上有冲突，她从未上过吉利斯小姐开的拉丁文课。战争还使学校无法再组织学生到英国各地和国外去旅行。以前，这种旅行是对6年级学生的特殊待遇，可是战时学生们却只能以班为单位到外面去挖土豆、摘蔷薇果和采黑莓，有时还要参加援战活动。少年时代的玛格丽特就已经受了战争的洗礼，对战争的危害有了切身的感受。
不过，战争并没有影响玛格丽特的学业。玛格丽特在父亲的鼓励下，于1941年进入6年级预科班。上这个班的目的纯粹是想获得进入大学的奖学金。这时，她还是一心一意地攻读自然科学课程，但是到了第2年初她开始把许多业余时间花在到格兰瑟姆地方法院旁听诉讼案件上。她父亲这时正兼管司法事务，玛格丽特开始对法律产生极大的兴趣，她意识到法律是一门更为迷人的学科。这使她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产生了矛盾。那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同本市的首席法官诺曼，温宁爵士在天使饭店和皇家饭店共进午餐。有一次，玛格丽特向温宁谈了自己的这种矛盾心理，温宁帮她解除了这种矛盾，因为他过去也曾是一位科学家。他以前在剑桥大学攻读物理，后来改学法律，而且取得了成就。他以自己的体会劝导玛格丽特继续原来的学习，因为搞法律同样也需要理工科方面的知识。自那以后，玛格丽特就打定主意要在读完6年级中班后，提前到牛津大学的索默维尔学院去读书。这样她就要比一般女孩子早一年读大学。她求学若渴，希望不断进取，尽早到大学去学习。她认为在中学多呆一年是浪费时间。然而，前进的道路上充满着障碍，其中最棘手的就是校长吉利斯小姐反对她的计划。
吉利斯小姐认为：首先，玛格丽特没有学过拉丁文，而到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无论修什么科目，都要有中学拉丁文毕业证书；其次，玛格丽特才17岁，年龄太小，不适合马上读大学，应该再上一年中学，这对她有好处。这位女校长秉性固执、说话直率，她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容争辩。
可是这次吉利斯小姐遇上了对手，玛格丽特对女校长非常恼火，而且在以后的很多年里一直对这位苏格兰人耿耿于怀。她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你是在阻挠我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玛格丽特不顾校长的反对，独自为升大学考试做准备。她首先是争取到了父亲的支持，说服他花钱请了拉丁文家庭教师帮助她补习拉丁文。这位教师是金斯中学教古典文学的。罗伯茨先生是该校的董事。罗伯茨先生还广泛地向别人求助，向了解情况的人征求意见。科比·格仑教区的牧师卡农·古德里奇的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刚从凯斯蒂文学校考入牛津大学索默维尔女子学院，卡农把女儿的书借给玛格丽特·罗伯茨，并在玛格丽特准备大学考试时，对她进行了一些额外的辅导。在备考这段时间里，玛格丽特学习非常刻苦，除了读完获得中学毕业文凭所必须完成的课程外，她还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学完了通常需要5年时间的拉丁文。她满怀信心地参加了索默维尔学院的入学考试，并希望能得到化学奖学金。
玛格丽特常说，她选择化学专业是由于她崇敬她的化学老师凯伊小姐。实际上，这也是个明智的选择，因为报考大学化学系的女生比任何其他系都少。像文科专业，如英语、历史，竞争则激烈得多。而且，“取得化学学位较容易挣钱” 。然而，尽管如此，玛格丽特仍然未被录取，但她的名字被列入了候补名单。这使玛格丽特感到非常失望，无可奈何地回到原来的学校，接着学习第3年的课程，而这正是吉利斯小姐一直劝她做的。
那年秋季，凯斯蒂文学校出现了一个极特殊的情况，由于战争的缘故，高年级的学生要在10月份停课3周 ，到附近的农场去挖土豆。为了不影响教学计划，学生们要比往年提前3个星期，即于8月30日到校上课。当时，在6年级读第3年的学生只有两名，她们是玛格丽特，罗伯茨和马德琳·爱德华兹。开学的第2天，吉利斯小组指定她们两人同为学监。这是该校历史上第一次由两名学生共同担任学监。可是，这个职务，玛格丽特只担任了两个星期，便收到了索默维尔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电报，让她于当年的10月份到校报到。这是因为有人虽然被录取了，但没有来注册，学校出现了空额。玛格丽特的候补资格起了作用，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她的生活又来了新的转机，开始了大学生涯，而且还是在英国排在第一位的高等学府--牛津大学。
）第三章 牛津之梦
1943年，玛格丽特18岁。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中，不过英国的处境已大为好转。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已经参战；在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德国已处于守势；英、美、苏大同盟正在形成，德黑兰会议即将召开，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
这一年对玛格丽特的一生来说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年。这不仅是因为她升入了大学，跨入了人生旅途一个新的里程碑，更重要的是因为她迈进了牛津大学的门槛。牛津大学，多少青年学子向往的地方，它不仅是英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以它优异的教学成就、良好的学习环境吸引着无数英国青年及世界青年，它更以它盛产政治家和英国首相的殊荣使人们产生一种神秘感。牛津共出了29个英国首相。玛格丽特·罗伯茨后来的成长道路，不能说和牛津没有关系。不过，有趣的是，1985年，牛津大学的教授投票反对授予她荣誉博士头衔。
索默维尔学院突然来的录取电报通知玛格丽特于1943年9月29日以前到校报到，这使罗伯茨一家有点不知所措，因为玛格丽特只有不到3个星期的准备时间。而在此之前，上牛津大学对罗伯茨全家来说，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那时，他们只知道有牛津这么一所学府，但到这里来读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不现实的，简直是个梦想。可是现在，梦想突然变成了现实。今后究竟应该怎么办，罗伯茨一家，包括玛格丽特本人都有些茫然，但同时他们又焦虑不安地感到，玛格丽特应该作好充分准备。
罗伯茨先生请芬金大街教堂的风琴师威尔弗雷德·艾伦教女儿学风琴，因为他觉着她在大学里可能用得上。他还为女儿安排了几次朗诵课，帮助她改掉乡下口音。他还利用在城里的一些关系，打听到那些家里有女孩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人的名字，以便让女儿得到一些有益的信息。玛格丽特本人则对应该随身带些什么东西，她的衣服是否合适都心中无数。总之，她对这次出门感到紧张和不安。
1943年10月的牛津与今日的牛津相比其繁华程度要相差甚远，但是同当时格兰瑟姆宁静的乡下生活相比仍有天壤之别，同罗伯茨一家已习惯的卫理公会社区的沉闷生活相比，相距就更远了。当时正是大战的中期，牛津大学的校园里仍弥漫着战争气息。大街上部队急行军的脚步声时时可以听见。学生们关心着战争的进程，无心欣赏沐浴在阳光里的校园建筑物，也很少去河边悠闲地散步。由于战争，许多应该上学的年轻人不是战死就是正在前线作战。很多学院暂时消失了，建筑物被军队或政府机关占用。为了战争，许多自然科学院系从事军工研究，实验室也被用来进行最重要的军工实验。牛津大学曾以研究青霉素、氮化芥子和碳氢化合物而著名。当时很多学生对上大学存在着矛盾心理，因为战争期间，一切都为战争服务，学习成了次要的任务。
然而，这种状况并没有动摇玛格丽特上牛津大学的决心。这也是父亲的宿愿。玛格丽特曾对人说：“我的父亲确实想在我的身上实现他的抱负。” 玛格丽特拥有的一切，包括做人的准则和宏伟的抱负，都是父亲传授的。不过，他却没有给女儿提供独立生活的机会。在上大学以前，玛格丽特唯一的一次离开家门就是去过一趟伦敦。她在那里呆了一个星期，观看了白金汉宫门前皇家卫队的换岗仪式。这次旅行实属难得，直到1978年她任保守党领袖3年后还念念不忘：“我当时非常激动和兴奋，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星期。”
在牛津大学里，像玛格丽特这样社会背景的学生并非她一个，很多女生同样出生在与外界隔绝的乡下，她们在当地领取奖学金读完文法学校以前，也从未出过远门。因此，极度思念家乡的并不只是玛格丽特一个人。在索默维尔学院，她住在彭斯宿舍大楼第一层，这是该院条件较差的宿舍楼之一，与外界隔绝，这里的房间既是卧室又是起居室。玛格丽特常常独自一人在房间里思念家乡。
在第一个学期里，卡农·古里奇牧师在一个周末看望女儿玛格丽特·古德里奇时，同女儿一起买了些烧饼带到了玛格丽特，罗伯茨的房间，在她的炉火上烤热作早点。他们俩发现，罗伯茨小姐看上去很忧伤。不过，这只是刚进大学时的情况，不久她就恢复了正常。虽然古德里奇小姐比罗伯茨小姐年龄大一些，但在凯斯蒂文中学6年级时，她俩常在一起上课，在实验室的同一张桌子上解剖角鲨和兔子。因此，她们彼此比较了解。当其他女生不理睬罗伯茨小姐时，古德里奇小姐总是显得宽宏大量，友好地对待这位同名的同学。后来，俩人也一直保持密切联系，虽然俩人无论是过去还是后来很少有共同之处。古德里奇小姐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保持着联系，这样的人还真不多。
当时，索默维尔学院的学生自然地分成了3类，他们之间的差别很大，最能反映这种差别的就是在学生食堂中的座位排列。院长的桌子在最前面，紧挨着的3排桌子坐的都是外国学生。战争期间，在这里学习的外国学生很多。最后面的3张桌子是公学毕业的学生，他们一般都比较自负，是些贵族子弟和富家子弟。坐在中间3排桌子旁的是来自文法学校的学生，他们都领取奖学金，并且出身中产阶级，有良好的道德观，但这些人口音却五花八门，从约克郡口音到萨默塞特口音都有。玛格丽特被分到中间的桌子，按理说她适合于同这些学生呆在一起，但她再次显示出她不能很快适应环境的性格。她总显得拘谨，不能像其他女孩子那样与人随便相处，无拘无束地交谈。她常常表现出一本正经，常因幼稚和心直口快而受到别人的讥笑。不管对谁，她都直率地说自己在来牛津之前曾上过演讲课。她讲起话来，虽然能够明确地抓住理论问题，但由于实践不够，尚不能有力阐述这种理论，使人感到有些夸大、不切实际。
她在谈话中总爱提到自己的父亲，但不是当杂货店老板的父亲，而是当市长的父亲。她爱说父亲如何如何，他认为应该如何如何看，告诉她应该如何如何做，他喜欢看什么书等等。她的这种做法，使她成了那些喜欢挑剔别人毛病的学生取笑的对像。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直到有一次她被奚落得满脸通红，她才明白是自己愚弄了自己，但为时已晚。
与其他系相比，化学系的同学之间一般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有化学实验，同学们在一起呆的机会多、时间长。然而，玛格丽特仍然很孤单，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其他人有玩有笑，而她却不这样。在4年的大学生活中，她几乎没有结交什么朋友。她的同学都感到，她只和那些能帮助她实现自己理想的人交朋友．因为同她关系密切的人都是卫理公会的教徒，与她交往最多的都是保守党的伙伴。她对政治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常常毫不掩饰地谈自己打算取得什么地位，实现什么崇高目标。在那些了解她的人看来，她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因此对她的高谈阔论一笑置之。
然而，索默维尔学院却是培育政治家的摇篮，有浓厚的政治气氛。玛格丽特在学期间，院长是珍妮特·沃恩夫人。她是研究骨骼构造、血液病和辐射病的著名专家，她还以持左派政治观点而著称。玛格丽特的主要指导教师多萝西，霍奇金教授也是一位杰出的妇女，她是结晶学专家，194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一年后又获英国国家功勋勋章，她也持左派政治观点。索默维尔学院由于具有独特的传统、不墨守成规，所以总是能吸引那些政治人物。这个学院培育的政治家有甘地夫人，曾任英国教育大臣的萨默斯基尔博士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雪莉·威廉斯夫人。40年代初，该学院的政治风气特别左，这同当时欧洲的形势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玛格丽特进入牛津大学时已经是一位坚定不移的保守党人” ，这使她周围的人都感到吃惊，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沃恩院长曾说过，学院里持有如此强烈政治观点的人只有玛格丽特一个人，4年的大学生活一点也没有动摇她的政治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