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社会里，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人欲横流，道德败坏，到处是卑污、无耻、堕落和罪恶。对于这样的社会现实，是不能无动于衷的。瞿秋白在探索社会人生的道德问题上，这时找到了似乎使自己满意的答案。这是他以往对于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等问题的探索的继续。他不再是孤立地追求心灵的了悟，而力求将这些问题作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来加以剖析。他认为，社会之“所谓功德，所谓罪恶，都是以时以地而不同的；时代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地域不同，所谓功德罪恶也不同。”功德罪恶应有其“共同永久的固定标准”，这“就是‘爱’——伟大的绝对的爱”。基于这种“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了社会现实的罪恶：“个人的行为，有害于社会，而不爱社会的，军人，政客，英雄，圣贤，匪人的行为，能扩大而渐变成一种社会共同习惯的，固然是罪恶。社会的影响（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制度）有害于个人，而不爱个人的，像某种社会制度，能造成国际阴谋的政客，专横的武士，强暴的资本家，贪污的官吏，淫荡的嫖客和妓女，怠惰的游民，虚伪的人，欺诈的人，因而发生国际间的侵略，民族间的嫉妒，阶级间的恐怖，友谊间的猜忌，以及一切精神上肉体上的痛苦，种种恶劣的影响，也未始不是罪恶。”瞿秋白的道德标准，究竟是什么性质呢？质而言之，它具有唯心和唯物的两重性。瞿秋白所说的“绝对的爱”的道德标准，具有超历史的、超阶级的、永恒的色彩，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唯心主义的。但是，道德确有客观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历史上人们的行为凡是有利于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就是合乎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这是唯物主义的道德观。在这里，瞿秋白论证的重点不是抽象的“爱”。当他根据这个标准将“圣贤”和“匪人”并列为社会的蠹虫时，就揭穿了传统的“圣贤之道”的虚伪，特别是他将旧世界的种种罪恶——武人的专横、官吏的贪污、资本家的横暴——作为整体的现象加以考察，并把他们的罪恶行为形成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制度时，就由批判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观念延伸为对整个旧世界的宣战了。这就使他的道德观具有了某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当然，瞿秋白的这种二元因素的道德观是可变的：后退，可以堕入唯心主义的泥淖；前进，则将迈入唯物主义的行列。
《人道》月刊
时势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以及自觉地顺应时势发展的潮流，追随时代进步的步伐的政治态度，是瞿秋白思想发展的决定因素。中国的思想潮流，到了1920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广泛地传播起来，马克思学说的研究团体开始出现。1920年3月，***在北京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瞿秋白加入其中，开始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不久，由陈独秀组织陈望道、恽代英、李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三本马克思主义基本书籍在上海出版。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初步洗礼之后的瞿秋白，在对于社会改造的认识上，有了新的进展。这年年初，***在《星期评论》新年号上发表《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与破产。瞿秋白读后，立即写了《读〈美利坚之宗教新村运动〉》一文，指出美国许多罢工的发生，说明了“阶级间调和不下的现象”。他把马克思派称之为“历史派”，说在美国国内被大肆搜捕的布尔什维克党，“都是历史派的运动”。马克思派的活动是大有前途的，“胜败虽然一时分不出来；这种趋势是很明了的——世界的进步着着向着社会主义发展，一步失败就有一步成功；终竟可以希望全世界的大改革，不是一美国小部分的改革。”新村运动的兴起，是信奉空想社会主义的某些社会改革者不满社会的黑暗，幻想逃避现实，企图在不触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去另创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实验区。这种空想的社会改良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因而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瞿秋白把它称之为“新式理想的‘桃园’”，指出“他们失败的原因本来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正为着‘非社会主义’所［以］会衰落失败”。
1920年4月以后，《新社会》第十七、十八、十九号，连续出版了三期《劳动专号》，介绍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罢工斗争，研究了中国的劳动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家的雇佣劳动制度，等等。瞿秋白在这三期上，发表了《谁的利器》、《付过工钱之后》（法国都德作，译文）、《劳动的福音》、《伯伯尔之泛劳动主义观》、《世界的新劳动节中国的新劳动节》等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和消亡的学说；改变资本为公有才能创立社会的新基础。他指出要创造新社会，必须实行“激烈的改革运动——革命——根本的改造”。他赞扬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倍倍尔“是实际的改革者”，表现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的崇敬。
瞿秋白曾经深受托尔斯泰主义的思想影响，这时，他已经认识到托尔斯泰思想的谬误。他指出：“托尔斯泰的学说，大概是消极的、破坏的、批评的性质居多，而积极的、建设的、讨论的性质较少”。托尔斯泰“想以模范的宣教改革社会”，这是“托尔斯泰的谬误”。人类的贫困和罪恶，不再是以“绝对的爱”作为“永久的固定的标准”，而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掠夺”造成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激烈的革命，进行根本的改造，才能消灭资产阶级的垄断精神财富。无疑，这是对他自己曾经服膺的文化、教育救国论的否定和批判。
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一个过渡；现在，瞿秋白刚刚开始这个过渡。
五四以后，社团繁兴，刊物蜂起，《新社会》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远在四川、广西、广东、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边陲地区，都有它的读者。正因为这样，《新社会》是不能见容于旧势力的，1920年5月1日，它出到第十九期时，终于被查禁停刊了。瞿秋白后来记述当时的情形说：“我们中当时固然没有真正的‘社会党’，然而中国政府，旧派的垂死的死神，见着‘外国的货色’——‘社会’两个字，就吓得头晕眼花，一概认为‘过激派’，‘布尔塞维克’，‘洪水猛兽’，——于是我们的《新社会》就被警察厅封闭了。这也是一种奇异现象，社会思想的变态：一方面走得极前，一方面落得极后”。
《新社会》被封闭，于是有《人道》继起创刊。时间是1920年8月5日，距《新社会》被封只有三个月零五天。《人道》仍旧以“北京社会实进会”的名义发行，负责编辑工作的还是《新社会》的编辑班底。这时社会实进会的职员经过改选，瞿世英当选为职员部的会长。董事部则新增入一批名流任董事，其中有蔡元培、金邦正、陈长蘅、马名海等人。职员部下属的编秋白当时表示不赞成这个名称。他的见解是正确的，鲜明的。”瞿秋白在《饿乡纪程》中也说：“《人道》和《新社会》的倾向已经不大相同。——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振铎的倾向最明了，我的辩论也就不足为重；唯物史观的意义反正当时大家都不懂得。”辑部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许地山，《人道》的编辑负责人当然也是郑振铎。《人道》创刊号上登有启事说：“本刊是由《新社会》旬刊改组的，凡以前订阅《新社会》没有满期的人，都继续以本刊补足。”可见，《人道》在事实上是《新社会》的延续。
创刊号上主要的文章是：本社同人的《宣言》、郑振铎的《人道主义》、陈其田的《零碎社会事业与新文化运动》等篇。这些文章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宣扬超阶级的人道主义。
《人道》的《宣言》说：人道是与畜道对立的。畜道就是“弱肉强食”。人道就是仁与义，“仁是爱人的，义是克己的；一切的道理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字里头。”“人道就是仁义的实践”。《宣言》的作者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象，诸如：“政治的权威常常压迫我们”，“富者用金钱的魔力左右社会”，贫富悬殊，智愚不一，风习落后，等等。说“在现在的世界里头，一切事业底进行还有因循富道的倾向。所谓‘人道’！‘人道’！直如空谷底应声，这里呼一声那里应一下，呼完应完之后，仍然找不到人道的所在。”人道渺渺，畜道盛行，何以把二者颠倒过来，把这个混浊的世界，变成一个清平的世界呢？《人道》同人的宣言是：“我们愿敝同人的笔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将世间一切的苦乐描写出来，教人人有所归向。又愿我们的月刊有不可思议的变化，能够将一册变为十册，百册，千册，万册，乃至无量数册，教这世间虽是一罅一孔之微，也能受人道的光所充满。更愿读者诸君对于人道有三张，六张，九张，百千张，万亿张，乃至算数所不能尽的嘴，各个嘴里都能发出等数的声音来鼓吹他，教一切人类都受了平等的宠惠和进化的幸福。这就是本刊出版后的愿望。”把知识界的笔和文字的作用，抬到不可思议的高度，把标榜“人道”的刊物的力量，宣扬到可以扭转乾坤的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郑振铎为创刊号写的重点文章《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人道主义！人道主义！人类的将来，系于此一语了！”“人类的一线生机系于此了！”“救人类于灭亡者，实在只有‘己所欲者施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语可。此一语即人道主义精神的表现。有这种精神，而后人类始能捐除意见，协力工作，以自拔于灭亡之途。”在坚守你死我活阶级斗争论者看来，不论作者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这些话所能起到的作用多半是钳束、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维护旧的社会秩序，而无助于广大劳苦人民的解放。在阶级社会里不存在统一的或超阶级的人道，对一个阶级是人道的行为，对另一个阶级就可能是不人道的或不尽人道的行为。革命维护了一个阶级的人道，往往就要破坏另一个阶级的人道。革命的每一次重大深入，可以说维护了更多人的人道，但决非实行了统一彻底的人道。
《人道》创刊号中也有较为激切的言论。如宋介所写的《言论自由与盲目的言论取缔》一文，但它与《人道》的其他文章显得不十分协调，因此，它不是《人道》的主流。
《人道》从《新社会》激进立场后退，瞿秋白对它的兴趣大减，他在《人道》上只有一篇在《新社会》没有发表完的散文诗，《心的声音远！》
远！远远的
青隐隐的西山，初醒了
红沉沉的落日，初晴。
疏林后，长街外，
漠漠无垠，晚雾初凝。
更看，依稀如画，
平铺春锦，半天云影。
呻吟呻吟
——“咄！滚开去！哼！”
警察的指挥刀链条声，
和着呻吟——“老爷”
“赏我冷”呻吟
——“站开，督办的汽车来了，
哼！”火辣辣五指掌印
印在那汗泥的脸上，也是一幅春锦。
掠地长风，一阵，
汽车来了。——“站开”
白烟滚滚，臭气熏人。
看着！长街尽头，长街尽
隐隐沉沉一团黑影。
晚霞拥着，微笑的月影。
远！远远的
通过这首诗，可以看出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憎恨，对劳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如果把这首诗与作者以前的诗作比较，可以看出，它已经不仅是抒发了个人的悲愤悒郁，而且也触及了社会问题的实质。
这时，北京社会实进会的活动还很活跃，从5月15日起，在青年会举办讲演会，请各大学教授及社会学专家，讲演社会问题。先后到这里讲演的有胡适（研究社会问题的方法）、高厚德（Dr. Galt。优生学与社会进步）、陶履恭（工业界的新提议）、周作人（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听演讲的人不限于该会会员，每次到会的人有时百余人，多至二三百人。该会计划9月份以后，再举行几次讲演会。此外，北京社会实进会还计划在年内增办平民学校、刊行通俗丛书、试办游动图书库、举行露天讲演、试办贫民救济处、调查社会情况，等等。他们“将来的大政方针，还在：把本会扩充成一个北京全体市民的社会服务机关”，“以垂模范于全国”［1］。
青年人道主义者们的愿望良好，并且充满了理想的信心。《人道》创刊号在《本刊特别启事》中郑重宣告：“本刊第二号定为《新村研究号》，很希望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先生们，给我们一些帮助！但来稿须于八月二十五号以前寄下。”然而，压迫随之而来，在畜道横行的中国，人道当然不得张扬呼号。青年会顶不住反动政府的压迫，于是提出种种借口，主要是说没有经费，只好停刊。《人道》的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
《人道》虽然终刊，但是探索人生道路的追求，在瞿秋白思想中更加执著，更加坚定，更加明确了。在国内无法寻觅得到的人道，在国外，在相邻的俄罗斯大地上，似乎已经在由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新兴无产者集团所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实现了。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能不能在俄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中得到解答？这在理论上似乎是可以的，实践上又如何呢？他怀着求知的渴望，准备离故国，赴异域，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
［1］ 郑振铎：《北京社会实进会纪事》，《人道》创刊号，1920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