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化天地漫游
瞿秋白一行住进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为他们安排的公寓，三人占了二间屋。凭窗眺望，公寓四周的树林，覆盖着白雪，显得格外宁静，然而，瞿秋白的心情却是兴奋而充满着激情的。
到达莫斯科十天后，正值全俄华工大会召开。从俄国各地来到这里的华工代表近二百人，代表着在俄国各地的华工数万人（其中欧俄部分占四万多人）；他们有的是在俄国做工经商的，有的是参战华工，从法国、德国逃出而流落此地的。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很苦，多数是文盲。他们听说从中国来了新闻记者，异常的高兴，热情地欢迎瞿秋白三人参加大会。瞿秋白发表了即兴讲话。他介绍了国内学生爱国运动的情况，激起了与会华工的爱国之情。中国驻莫斯科总领事陈广平不来出席会议，引起华工代表们的不满。会议的重要议题是华工回国问题，这件事与总领事的职权有密切关系，因此，陈广平就成了会议代表们指责的中心。瞿秋白在会间结识了几位华工，后来时常同他们来往。
《真理报》主笔美史赤略夸夫会见了瞿秋白一行，热情地向他们介绍参观考察的手续；他们的参观考察也就从这里开始。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东方司特地派了二位翻译陪同他们参观考察。一位是英文翻译，另一位是俄文翻译郭质生。瞿秋白与郭质生一见如故，成为十分要好的朋友。他说：“自己又可以说几句俄文，本来用不着他，然而后来我同郭质生成了终生的知己，他还告诉我们许多革命中的奇闻逸事，实际生活中的革命过程。因此我们正式的考察调查从那天见美史赤略夸夫起，‘非正式的’考察调查也从那天见郭质生起。”
具有悠久历史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和革命以后的崭新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化，处于更替交错的时期。研究俄国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和俄国社会，必须研究俄国文化。瞿秋白对于考察和研究俄国文化，是非常重视，非常有兴味的。在赴俄途中，他就与俞颂华商妥：俞颂华负责通讯工作，他自己则勉力作有系统的理论和实际两方面的研究。
瞿秋白来到了莫斯科特列嘉柯夫美术馆参观，这是他到达莫斯科后选择的第一个游览点。这里陈列着俄国著名美术大师们的作品。在连年动荡，战灾浩劫中，这些珍贵的艺术精品，竟丝毫未受损伤；连这美术馆的创始人特列嘉柯夫的石雕像，也安安逸逸地陈列在他死时的病榻旁。这说明了新俄政权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保护。经历了严霜寒雪，荒原广漠的旅程，来到这“名画如山积，山水林树”的美术殿堂，“置身其中，几疑世外。兵火革命之中，还闪着这一颗俄罗斯文化的明星。”瞿秋白此刻激动不已。他感到了“‘文化’的真价值。俄罗斯文化的伟大，丰富，国民性的醇厚，孕育破天荒的奇才，诞生裂地轴的奇变，——俄罗斯革命的价值不是偶然的呵！”
馆中陈列品中，既有现实主义画家，如列宾的作品，瞿秋白誉之为“旧文化沙砾中的精金，攸游观览，可以忘返”，也有未来主义的作品。未来主义出现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最先发源于意大利，十月革命前后流传于俄国。未来主义认为艺术是社会意识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应当完全消失，成为生产、生活或政治的一部分，实质是对艺术的否定。它的整个反艺术倾向，使它没有留下有价值的东西。在俄国艺术中，未来主义的作品反映了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无政府主义式的反抗和对待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俄国未来派的画家，否认古典遗产，反对传统的绘画形式。瞿秋白站在未来派画家的作品前，看到那“粗暴刚勇的画笔”，似乎觉到它们也有可取之处，“令人的神意由攸乐一变而为奋动，又带几分烦恼：粗野而有楞角的色彩，调和中有违戾的印象，剧动忿怒的气概，急激突现的表显，然而都与我以鲜，明，动，现的感想。”
经友人的介绍，瞿秋白在2月14日会见了著名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诗人关切地询问中国文学的情况，并把他的一本诗集《人》送给了瞿秋白。马雅可夫斯基也参加过未来派。可是在他的早期抒情诗，例如长诗《穿裤子的云》、《战争与和平》中，明显地表现出使他超出未来派的人道主义倾向。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于破坏个性的“无冕帝王”——资本的抗议，并充满了革命的预感。他的诗歌作品中诗句的特殊排列，从所谓“梯形”一直到冲锋式的“爆炸”节奏，都表现了这种革命的预感。对于他的诗，瞿秋白感到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些费解。他说：“我读他不懂。只有其中一篇《归天返地》，视人生观似乎和佛法的‘回向’相仿佛。”
瞿秋白敏锐地觉察到，未来主义在革命后俄国的盛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夜之余，无产阶级文化的晨之初”。这是黎明来临的先兆，黎明迟早要来临的。他怀着极大的兴奋，期待着“万重山谷外‘新曲’之先声”，倾听着暂时“还依稀微忽”的“清明爽健的劳作之歌”。他连续到几个剧院去看戏剧演出。在家乐剧院，他看了未来派的戏剧，感到“一切旧规律都已去尽，亦是不可了解”。在国家第二剧院，他看了卢那察尔斯基编剧的《国民》，这是一个历史剧，描写古代罗马贫民的革命，所用布景虽是未来主义的，但内容并不神秘，而且有些英雄主义的色彩。在莫斯科大剧院，瞿秋白欣赏了歌剧，觉得“花露润融，高吟沉抑”。大剧院的美妙华丽的建筑艺术，得以完好地保存，也使他感到由衷的欣慰。事实不正说明：俄罗斯文化深深植根于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群众之中，他们热爱自己的文化，珍视它的存在和发展，因为它孕育了俄罗斯历史上的英雄，也将孕育着新一代的英雄人民；俄罗斯文化，必将更加发扬光大。
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于2月上旬病故于莫斯科。苏俄党和政府为克鲁泡特金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瞿秋白参加了送殡仪式。当天送殡的除各种无政府主义团体外，还有学生会、工人和海员联合会、艺术学会，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国际和红军的代表都参加了送殡行列。过了几天，瞿秋白经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纪务立的介绍，同克鲁泡特金的夫人，一位贵族出身的老人见面。她已经老态龙钟，但听说中国的新闻记者来访，凭吊克鲁泡特金，非常感动。无政府主义在俄国的深厚影响，引起了瞿秋白的深思，从而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俄国性，东方文化性，在俄国社会思想朴实的农民之中比较的发展，俄国式的智识阶级尤其喜欢空谈的无政府主义。”
为了了解苏俄的教育事业和东方文化问题，瞿秋白前往克里姆林宫，访问教育人民委员会委员长卢那察尔斯基。进入克里姆林宫，看到巍然高耸的宫墙，古老壮丽的建筑，瞿秋白备感神爽。宫中地方很大，走了一程，经人指点，才找到卢那察尔斯基办公的绿色房屋。房中扶梯积了一层灰尘，电灯残破不全，空荡荡的大房间里，疏疏落落地排着几张华美的锦绣座椅，都是宫中原物。办公室中，只有卢那察尔斯基一人。他看到瞿秋白一行，热情地招手请进。瞿秋白向他提出问题请教：苏俄最近教育上的设施和对于东方文化问题的意见。卢那察尔斯基是苏俄的政治家、文艺评论家，谈吐文雅，简截了当。他对记者说：革命胜利后，苏俄政府立即着手进行学校教育上的革新，扶植无产阶级文化。由于战乱频仍，非共产党人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的怠工，使文化教育的改革进展缓慢，但在物理学、化学和医学方面都有可喜的进展，因此欧美各国对于俄国革命后学术文化上的进步，非常之感兴趣，大家都想来研究。政府曾派出留学生到欧美深造，并在德国印制俄文书籍及印刷品，以解决国内纸荒和印机缺乏所造成的印刷出版困难。关于共产党人对于东方文化的意见，他说，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问题。第一，俄国地跨亚欧，和东方文化素有接触；第二，革命以前俄国境内各民族也处于被压迫地位，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同情。况且苏俄与欧美不同，不妄自尊大，蔑视东方。我们对于东方各民族极为平等看待，对于它的文化尤其有兴趣。为了促进东西方民族的互相了解，吸取东方文化，苏俄已经设立了东方学院。卢那察尔斯基热烈地赞扬了东方文化的古，美，伟大，崇高，并说东方的诗文哲学，兴味浓郁；不过东方文化中的宗教性，已成过去的东西，应当自然消灭。他兴致很好，侃侃而谈。只是因为还要去参加会议，不得不结束这次有意义的谈话。
过了两个星期，教育人民委员会派车，送瞿秋白一行到莫斯科的几处幼儿院、劳动学校去参观。这几处设施，规模虽然不大，但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很好。其中一所专为体弱儿童设立的学校，在距莫斯科约二三十里的森林中间，空气清新，房舍清洁，设备非常完美。当中国客人到来时，活泼的小学生们，唱歌跳舞，热烈欢迎，拥着客人们问话。有一位学生，居然学会用汉字写了“中国瞿秋白”五个字，这使身在异邦的瞿秋白十分感动。
这时，瞿秋白的心境愉悦。他被苏俄的种种新兴的事物所振奋，所激荡。他看到了新旧两种文化的并行和斗争，但他坚信，新的文化必然取代旧的文化，而旧文化中一切有生命力的精英，也一定会保留下来，继续为其自身的发展，和对人类文明事业作出贡献。闲下来，瞿秋白有兴致的时候，仍然写诗作画。在会见克鲁泡特金的亲戚林德女士时，应林德之请，为她题了一首题画诗《秋意》。诗中写道：“虽有些纤云薄翳，原不碍，原不碍，他那果毅沉潜的活力，待些须，依旧是光华万丈。”诗中写出了西风萧瑟，万木森疏中，秋月当空，光华四射的优美画面和沉潜意境。“一任他秋意萧萧，秋云暗暗，我只笑，笑君空扰攘。”诗人充满了自信，自豪；那一轮不受纷扰，自放灵光的秋月，正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情怀。
教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刘白文纳女士给瞿秋白等送来许多书刊，其中有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主人以白面包招待客人，她吃了一个面包，又拿了一个，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两三年没有吃着这样的面包了，我想带一个回去给我母亲，她一定高兴得不得了。”主人赶紧答应，并且又送她两个面包。女士谈到了家庭和社会问题。俞颂华问她：“共产主义的家庭怎样？”她笑着说：“柯仑泰女士著书说家庭生活社会化，我们还想不到这一层。”她临走时，听说李宗武能唱京剧，便同他们约定日子一起到无产阶级文化部去参加音乐会。
无产阶级文化部，简称“无产文化”，是教育人民委员会设立的文艺团体。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界的新作家都可以加入，凡有新的作品可以拿来讨论。经常举办音乐会或诗歌文艺晚会，有时自编戏剧为工人演出。瞿秋白、李宗武出席音乐会，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李宗武唱了一段京剧《马前泼水》，戏文和唱腔都是著名京剧演员汪笑依创作和设计的。音乐会上，俄国朋友还放了几张粤剧唱片，并请客人欣赏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歌剧《蝴蝶夫人》的音乐。音乐会会长对中国客人说：“旧文化的音乐人才，革命中未免凋零，新的还很幼稚，然而假使物质生活不这样困苦，我们的工作还可以强几倍呢！”
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是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瞿秋白到莫斯科不久，经纪务立介绍，与她相识。苏菲亚盛情邀请瞿秋白一行瞻仰托尔斯泰在莫斯科的故居陈列馆，并到她家中叙谈。苏菲亚的母亲很亲切地接待他们，并赠送了书籍。苏菲亚母亲告诉中国客人：各种社会公共设施，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只要不带有政治上的危害作用，如托尔斯泰陈列馆等，都不受苏俄政府的任何妨碍，有时还能够得到资助。这是苏俄政府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又一个生动的证明。
在这前后，瞿秋白为答谢苏菲亚的友好接待，为她写了一首五言旧诗《皓月——题画赠苏菲亚·托尔斯泰女士》：“皓月落沧海，碎影摇万里。生理亦如斯，浩波欲无际。”这是一幅充满哲理的月落沧海的画卷，起伏波动的万里海涛，使沉落之际的皓月玉碎银分，波光放射，构成了一幅变幻无穷，苍茫阔大的景象，使人自然联想到人生哲理的无限丰富。
“世间的唯物主义”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
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俄国内面临的情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他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逐渐激化为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烈行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都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水兵暴动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暴动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