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怀着极大的求知欲望，来到俄罗斯大地，他把革命后的俄国比之为琳琅满目的宝山，他要集注全力取回宝物，去献给苦难的祖国。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顽强刻苦地学习着。生活条件本来已很艰苦，他还要节衣缩食，自己烧饭和料理生活，吃得很不好，甚至吃不饱，连定量供给的一点糖，他都节省下来去买书。因此，到莫斯科不久，瞿秋白就患病了。1921年3月11日他在记事中说：“莫斯科生活开始，我们求学考察还正兴致勃勃，然而因物质生活的困苦，竟奄奄有些小恙。”这次的病，大约七八天才痊愈。到了7月，又突然病倒，整整卧床一个月。7月6日到8月5日之间，没有写作。8月初，经医生诊断，左肺有病，并劝他“回国为是”。8月4日吐血，整个8月份，他扶病只写了三篇短文。他显然有些焦躁不安，全心仍想着工作：“奄奄的生气垂尽，一切一切都渐渐在我心神里磨灭……还我的个性，还我为社会服务的精力来！”他诅咒自己不能适应俄国的气候，勾起思乡的情绪：“万里……万里……温情的抚慰，离故乡如此之远，那能享受。……漫天白色，延长五月之久，雪影凄迷，气压高度令人呼吸都不如意。冰……雪……风暴……那有江南春光明媚，秋花争艳的心灵之怡养”。他在梦中，都梦到了南国故园中灿黄的菜花，清澄的池水，翠柳，碧桃……可是，当他想到祖国要成为完全的殖民地，外国资本家“老爷”来了时，他的心紧缩了，病也更深了。9月开始，身体略好，他的采访、考察、写作，重新又恢复起来。9月16日，中国阴历8月15日，瞿秋白在莫斯科迎来了身在异邦的第一个中秋节。偶然和俄国朋友们谈起中秋的意义，他们感到很有趣味，说这团圆的象征大有诗意，怂恿瞿秋白借用他们的房间聚会一次。女主人专门做了点心招待中国客人。瞿秋白当日写了一首题为《“东方月”》的诗，寄托自己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之情，并把这种感情升华到更高的境界。“万古‘中秋’，未入欧人诗思词说。原万族共‘婵娟’，但愿‘婵娟’年千亿。……欧亚华俄——情天如一。”他多么希望象征着团圆、幸福、美好，安详的明月，千秋万代地照耀在环球各族人民的心田。这是何等高洁的情怀，美好的信念。
在中秋聚会上，嘉德琳女士问到瞿秋白的健康状况，知道他夜夜虚汗，咳嗽吐血，极力劝他回国。夜深散宴归寓，瞿秋白到郭质生住处，谈及病体支离，要做的事，应当做的事，都不能做，不如回国，或有可为。过了几天，瞿秋白写信给在柏林的俞颂华，告诉俞他将回国，但是他对于“来做开天辟地研究俄罗斯文化……的事业”，又非常眷念，依依不舍。10月间，病情渐轻，他又能赴俄国朋友德尔纳斯嘉女士的家庭音乐晚会和中国工人朋友林扬清的家庭宴会，心境也似乎变得好些。由于西伯利亚交通仍然困难，需要带的书籍太多，瞿秋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他的心思又全部转向了工作：“我一天不读，一天不‘想’，就心上不舒泰，——不能不工作；要工作。”
转眼到了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节四周年。瞿秋白来到莫斯科迪纳莫工厂即第三电力劳工工厂，参加工人的纪念集会。集会的人们，都兴致勃发。“无意之中，忽然见到列宁立登演坛。全会场都拥挤簇动。几分钟间，好像是奇愕不胜，寂然一晌，后来突然万岁声，鼓掌声，震天动地。”“工人群众的眼光，万箭一心，都注射在列宁身上。大家用心尽力听着演说，一字不肯放过。列宁说时，用极明显的比喻，证明苏维埃政府之为劳动者自己的政府，在劳工群众之心中，这层意义一天比一天增胜，一天比一天明了：‘拿着军器的人’，向来是劳动群众心目中一可怕的东西；现在不但不觉他——赤军——可怕，而且还是自己的保护者。’列宁末后几句话，埋在热烈的掌声中。”这一束充满激情的文字，把劳动群众同自己的领袖之间的信任和崇敬，如实写出，十分感人；作者显然把自己的情感，与劳动人民以及革命导师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了。
瞿秋白来俄不到一年，经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地的考察，已经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思想，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并且用来指导考察、写作以及剖析和改造自己的思想。
瞿秋白的自我改造，主要是否定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由此进而否定旧阶级、旧家庭。这时，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浪漫派”即唯心主义倾向，“时时想超越范围”即脱离客观现实，在书斋里冥求人生意义的倾向。若要克服这种倾向，应当“脚踏实地，好好地去实练明察，必须看着现实的生活”。他清醒地看到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弱点，诸如忏悔，悲叹，伤感，以为不是寻常人等等，而这些弱点是劳动人民所没有的。他钦佩“俄国的劳动人民千辛万苦支持下来”的战斗精神，赞扬他们坚毅顽强的性格和乐观开朗的襟怀，把自己与他们相比，“暗暗地想，他们——非智力的劳动者，——即使有困难苦痛，大概永没有我这一种……‘烦闷’呵。”“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他得出严肃的结论：“应当同于庸众”，即自己应当同于普通的劳动群众。他有了新的无产阶级的觉悟，而去掉了小资产阶级的蒙昧。对于自己“士的阶级”的家，他预见到：“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了，那时我们做我们所能做的！总有那一天呵”！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知识青年为了摆脱僵死腐朽的封建专制囚笼的束缚，要求解放个性，尊重自我。随着时代的前进，个性解放问题，不能不同改造客观和主观世界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瞿秋白主张个性解放，但他反对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陶醉。他认识到“在此人类进步的过程中，或能为此过程尽力，同时实现自我的个性，即此增进人类的文化；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竟或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汩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既不故步自封，也不为人附庸，而应与时俱进，在改造和创建客观世界的同时，使个性得到合理的发展。“如此，则我的职任很明了。‘我将成什么？’盼望‘我’成一人类新文化的胚胎。”这时，瞿秋白的感情，已经与劳动人民和革命者融会在一起。一篇题为《心灵之感受》的短文，通篇引录一个苏维埃职员自述革命斗争的经历和感受。他的“‘为人服务’，忘了这‘我’，‘我’却安逸，念念着‘我’，‘我’反受苦”的结语，显然也是瞿秋白的心声。
“我”不是旧时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
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
这个庄严而自豪的宣言，表明了宣言者不仅在理论观念上，而且在感情立场上，都开始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他的世界观开始向共产主义方向转变。瞿秋白的这个宣言，给自己的思想作了一个小结，标志着他在人生旅程中旧我的终结，新我的开端。据瞿秋白自己在《记忆中的日期》中回忆，他于1921年5月经张太雷介绍，参加共产党，为预备党员；同年9月，转为正式党员。当时属于俄共（布）党组织，到1922年春，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
由于物质生活降低，工作量急剧增加，瞿秋白的身体越来越坏了。1921年12月15日，他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
1922年1月21日，在共产国际发起和指导下，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这次大会是为了推动和促进远东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抵制和对抗帝国主义瓜分远东的华盛顿会议而召开的。中国、日本、朝鲜、蒙古等都派出了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由相当广泛的社会成员组成，中共代表是张国焘、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瞿秋白、林育南、任弼时、罗亦农、俞秀松、柯庆施、肖劲光、贺衷寒、卜士奇、王象千等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分别以各地区、各团体代表的资格出席大会。
瞿秋白是带着病参加会议的。在高山疗养院的一个多月中，他感到恬静，有时也感到精神的疲乏。“远东大会召集，用得着我这‘东方稚儿’，于是出高山——陡然呼吸一舒，好似长夏清早，登高山而望晓霞”。“一望远东，紫赤光焰，愈转愈明，炎炎的云苗，莽然由天际直射，烘烛烈烈，光轮轰旋，——呀！晓霞，晓霞！此时此际，未见烈日，——也许墨云骤掩，光明倏转凄暗，不然也只遥看先兆，离光华尚远；然而可以确信，神明的太阳，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不久不久，光现宇宙，满于万壑。”瞿秋白是以欣欣之情，震烈之感，不期而自视晓霞的。他用浓郁的诗情语言表达出深刻的哲理思辨。他以“黑云”，比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势力，以“晓霞”、“神明的太阳”，象征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兴未艾和必然走向最后胜利。作者以瑰丽的想象，磅礴的气势，抒发了一股昂扬奋进的战斗精神和必达目的的坚毅信念。这一篇短文《晓霞》，与瞿秋白在莫斯科两年中所写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散文著作中的许多文章一样，以他严肃的、深刻的对于社会、人生问题的思索，表现了他的目光的高瞻，视野的广阔，抒发了他的奋发、激昂、执著、追求的精神，表达了他的极其富于诗人气质的个性，尤其以其特有的描绘现实的方式，展示了新的文学天地。这种风格，在瞿秋白的散文中一直保持着，直到后期也是如此。当然，由于自幼的古典文学的熏陶，他的散文语言，带有比较明显的文言的痕迹，这是他散文的特点，也是他散文的缺点。
参加远东会议，实在使瞿秋白过度的兴奋。但是，他的病本来就不轻，医生说他的一叶肺已经溃疡，只能支持二三年。他除了作为参加会议的代表，还担任会议的翻译工作，很是劳累。因此，当大会闭幕式移至彼得格勒举行时，他便病倒了。他从旧帝国国会的会议大厅勉强走回国际旅馆，血痰又出现。他高烧昏睡了四五天。2月7日，在模糊梦寐中，被送回莫斯科，又住进高山疗养院。在病榻上，他把吊灯拉下拴在床架上，躺在床上看书，俯在枕上写作。从2月9日到3月下旬，先后写成《彼得之城》、《俄雪》、《美人之声》、《阿弥陀佛》、《新村》、《海》、《尧子河》、《新的现实》、《生活》等文。约在4月中旬，出高山疗养院，又连续写通信《赤俄之第四年》、《第九次全俄苏维埃大会》、《一九二二年之亚欧与苏维埃俄罗斯》、《全俄共产党第十一次大会》、《日诺亚会议后之中俄外交》、《世界劳工统一战线与莫斯科》、《知识阶级与劳农国家》、《海牙会议与俄罗斯》、《欧俄新订之劳工保险法》、《欧俄国内商业之新发展》、《海牙会议后欧俄经济之前途》、《苏俄一九二二年之丰收》、《新经济政策之因，旧政治思想之果》、《劳农俄国之经济前途》等文，从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对瞿秋白的来稿，均冠以“莫斯科通信”字样，专栏发表。自1922年7月到11月共发表通信十七篇（其中有的文章续刊四五次）。可以这样说，瞿秋白是俄国十月革命后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
1922年11月5日到12月5日，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中国共产党派出由陈独秀、刘仁静等组成的代表团出席大会。瞿秋白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译员，也参加大会。会议讨论了东方问题，通过《东方问题（提纲）》，指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蓬勃高涨，强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会议还制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即《一月决议》，其中的基本思想是发展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
大会结束后，陈独秀鉴于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请瞿秋白回国工作。瞿秋白也考虑到在苏俄“研究社会哲学的理论如此之久，而现实的社会生活只有俄国历史的及现今的环境，中国社会呢？客中中国书籍没有，不用说现代的不能研究，就是历史的都不成。”于是决定回国。在此之前，维经斯基以瞿秋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钟爱和良好的语言条件，曾经致函马林提出要瞿秋白参加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工作。由于瞿随陈独秀回国，此议只好作罢。
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告别了生活和工作两年的莫斯科，登程返国。
离别两年于兹的俄罗斯大地，瞿秋白感慨不已。“我离俄国，真正有些低徊不舍的感慨，——那一种纯朴自然，新生的内力，活泼泼地向上的气象是有叫人留恋之处，虽然也有不少糊涂颟顸的蠢气，却不害其为世界第一新国，——劳农的国家。”正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经过两年的磨炼，学习，思索，探求，青年的瞿秋白开始走向成熟了，在世界观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将返回故园——苦难深重的祖国，献上自己全部的青春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