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总统们:民国总统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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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徐世昌:民初乱世的文人总统(3)

早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就是北洋新建陆军参谋营务处参赞,职位仅次于袁世凯,常常代行处理军务。徐世昌就此和北洋诸将结下了深厚的交情。当时,北洋诸将投帖拜徐氏为门生,施以师礼。小站时代过去后,许多将领再当遇到大事还是习惯找徐世昌商量,“事先关照,时常承教,科聆一切”。袁世凯死后,徐世昌虽然在北洋系统中无一兵一卒,但是论资历声望却是首屈一指。就连继任的大总统黎元洪在深受段祺瑞掣肘时,也会在第一时间找徐世昌求助。当时徐世昌正在辉县休养,接到黎大总统的亲笔求助信后,决定回京城调解府院之争。途经保定时,曹锟陪徐世昌阅兵。曹锟集合官兵训话道:“徐公名震中外,文武兼资,道德文章,冠冕群伦。我愿率领各位,追随徐公之后,为民国造福。”徐世昌为什么能调解各种矛盾的原因,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了。他的性情秉性很适合做中间人,虽然调解的事情多以失败告终,但失败的原因很多,归根结底是实力在作祟,而不是因为徐世昌调停不力。徐世昌这位中间人可算“忠厚”。张勋复辟失败后,徐世昌要求保留对参与复辟的清室的优待条件,又为张勋求情,保全了他的性命。1922年,张勋病死,徐世昌亲临凭吊,也算得上对这个门生有始有终。就这么一来二去,找徐世昌调停的人多了,徐世昌俨然成了居中调停的专业户。

调停人当的时间长了,徐世昌竟然成了民国各派政治势力都能接受的人物了。

在这种背景下,借由皖系的推动,徐世昌这位老好人受到各派支持,成为总统。当时,段祺瑞一心要用徐世昌换掉冯国璋,他借口民国元年的国会已被破坏,要仿造辛亥革命时的旧例重组临时参议院。临时参议院的任务就是选举新的国会,之后自行宣布解散。1918年8月12日,段祺瑞的国会正式产生。新国会自称第二届国会,由168名参议员和406名众议员组成。

程序已经走完,重新选举总统的条件具备了。徐树铮等人挪用以一战参战名义借的外债和答应给奉系的军费,操纵了这次选举。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了类似于政党的安福俱乐部,威逼利诱许多人参加,皖系的安福俱乐部成员在574个国会议员席位中占了90%的席位,所以第二届国会便被人们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的任务就是给段祺瑞的行为披上合法的外交。他和四哥冯国璋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最终,徐世昌当选新的总统。但他得票超过了90%,可知许多非安福系的议员也支持了他。

徐世昌终归被安上了“安福总统”的绰号,批评说他的总统职位来得肮脏,还受段祺瑞皖系的操纵。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在1919年刊登了题为《安福世系表之说明》的文章,并注明是“某君戏作”,仿照家谱的形式,列出了徐树铮46的“家谱”,批评讽刺这届政府:

祖:日本人

父:段祺瑞

兄:倪嗣冲

本身:徐树铮

弟:曾毓隽

子:朱深、王揖唐、方枢

继子:龚心湛

义子:张弧

私生子:徐世昌

孙:

刘恩格、乌泽生、康士铎、郑万瞻、梁鸿志、土印川、

光云锦、李盛铎、田应璜、靳云鹏、胡均、邓镕

继孙:袁荣叟

这篇文章痛批段祺瑞政府亲日,段祺瑞是日本人的儿子,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儿子,朱深、王揖唐、方枢为徐树铮奔走呼号,“皆佳儿也”。而大总统徐世昌则是徐树铮的私生子。因为徐世昌是皖系操控的安福国会选出的,“犹非正式结婚所生之子,则为私生子”。其他皖系中人和趋炎附势之徒,不是子就是孙了。

这篇文章惹怒了段祺瑞等人,还扯出了一场“侮辱大总统”案。皖系政府专门委托律师,到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控告《民国日报》“侮辱大总统及在职官员”。“侮辱大总统”案正式开始。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接受诉状后,向《民国日报》总经理邵力子、总编辑叶楚伧发出传票。该案于10月3日开庭,由英国副领事主审。被告方律师在申辩中坚持说刊登的文章有根有据,侮辱诽谤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原告有异议,可以一一提出充分证据。另外还声明,被告刊登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中国有良好的政府,并没有侮辱的意思。如此一来,原告的皖系政府反而被动了。种种政坛幕后操作,怎么可能一一在租界法庭上公开辩论呢。如果真的辩论了,不是越辩越黑嘛?所以皖系委托的律师只谈文章的侮辱事实问题,避而不谈其他。英国人最后的处理方法也很有意思,审理结果是认定《民国日报》侮辱事实存在,但只判邵力子、叶楚伧各罚款一百元了事。

轰动全国的“侮辱大总统”案就此了结。《安福世系表之说明》反而因为这桩官司变得更加广为流传。皖系政府本想“消除影响”,结果广而告之,让自己成了大笑柄。

偃武修文:文人总统不如意

徐世昌从1918年“双十节”到1922年6月1日任民国第五位总统。就职时,徐世昌宣称:“今我国民心中之所注意者,佥曰南北统一。世昌以救民救国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可见,他并非是一个只会调停的老好人,而是有着自己独立的政治思想。史家将他的基本执政思想总结为“偃武修文”。

徐世昌的“偃武修文”继承的还是冯国璋“和平统一”的思想衣钵,只不过在内容上更广、表达上更含蓄罢了。这也是徐世昌比冯国璋精明老到的地方。“偃武修文”把和平的曲调弹得很顺耳,把隐含的“和平统一”意思包含在“偃武”里面,又附加了“修文”的大旗帜,让人无法直接反对。“偃武修文”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以文辖武,废督裁兵”。民国初年,将领掌握政权,盘踞地方,争权夺利,成为国家公害。徐世昌设想首先要去除这些实力将领。用高官高待遇来换取他们的军队和地盘,同时进行裁兵,把兵权集中在陆军部,最后由中央派文人担任各省省长。第二是“以文制武,保持均势”。针对军阀们形成派系、争斗不已的局势,徐世昌设想把皖系限制在西北,奉系限制在东北,直系限制于中原和长江,在维持均势的基础上裁军换人。所以他任命段祺瑞为边防督办,任命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又满足了张作霖对东北督军人选的要求。可是在有枪就是王的年代,徐世昌的这些设想注定是空中楼阁,没有实力做支撑根本推行不了。黎元洪、冯国璋两个前任都想抑制军阀扩张,但都没有成功。徐世昌用新瓶装了旧酒,还是没有销售出去。除了维持住各派军阀现状,保持他们的均势之外,徐世昌的裁军、废督等措施因为各地的坚决抵制而宣告失败。

“偃武修文”的第三个方面,同时也是重头戏,就是南北和谈。11月15日,徐世昌召集各省督军到北京会商和议。他施展往日调停的手段,使军阀们最终表示“服从总统”、“赞成和平”。次日,徐世昌发布了停战令,南北实现停火。他乐观地说:“和平统一的时机已到,机不可失,中国的安危在此一举了。”全国统一诚然是当前国家第一要务,徐世昌把主要精力也投入其中。

几天后的11月28日,民国政府在紫禁城太和殿前广场上隆重举行了庆祝一战胜利的典礼。作为协约国成员,中国是一战的战胜国。在太和殿堂前,徐世昌穿西式礼服,左右环绕着政府高官、协约国和中立国驻华公使和军队高级将领,发表了庆功演说,并检阅了段祺瑞率领下的中国参战军仪仗队。这是徐世昌一生中最荣光的时刻,也仿佛预示着国家将走上和平之路。

1919年2月20日,南北双方终于在上海和谈,正式商议统一问题。北方代表为朱启钤,南方代表为唐绍仪。在文人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心中,南北的诸多问题都是可以经过协商解决的。唐朱二人也的确在争吵后打开了通向和平的大门,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不是谈判桌上的争吵,而是拥兵自重、互不相让的南北军阀。北方军阀心中的统一是北洋军南下,吞并南方各省;而南方各省从护国到护法,虽然名义正当,但心思却放在割据自肥上。和平虽好,但南北双方却有着根本利益的冲突。最后,和谈的结果只是闹得唐朱二人不得不分别辞职,和谈宣告搁浅。

就在徐世昌为恢复和谈奔走呼号的时候,北洋系统的内部矛盾引发了第一次内战。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湖南前线的吴佩孚一路北上,杀得皖系军队丢盔弃甲,段祺瑞被迫下台。军阀均势被打破了,此后徐世昌的主要精力被北洋内讧所牵制。“偃武修文”在实质上失败了。

但徐世昌仍然将皖系的下台看作是一次机会。亲日的段祺瑞之前一直阻挠南北和谈,安福国会也被各界抨击为非法国会,徐世昌于是下令解散安福系,并通缉其重要分子,以为此举清除了南北和谈的最大障碍,喜滋滋地等待和谈大门重新开启。不想,孙中山先生重组军政府,就任非常大总统,积极练兵北伐。南北和谈大门彻底关闭,徐世昌的“偃武修文”政策在名义上也失败了。

当时的报纸一针见血地指出徐世昌的处境:“以军事眼光观之,徐今无权无勇,惟闻该党仍将留徐为傀儡,以为对于骑墙各省作幌子之用。”

将徐世昌捧上总统宝座的皖系被推翻了,徐世昌的总统日子还有几天呢?

徐世昌总统任内的重大事件是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五四运动的处理,颇能透露徐世昌“文人总统”的气息。

“5月4日,当学生从天安门前往东交民巷时,大总统徐世昌派步军统领李长泰前来劝阻。学生很客气地对李说:‘我们今天到公使馆不过是表现我们爱国的意思,一切的行动定要谨慎,老前辈可以放心的。’可见学生们对总统的代表有着相当的尊重。李长泰也并不对学生的行动做过多的阻挡。这种政府和学生之间的温和关系,虽然很快在‘火烧赵家楼’发生之后烟消云散了,但是从学生们对待总统代表的最初态度中,也可以看出五四时期这位以‘偃武修文’自我标榜的大总统在国人中的声望。”(《徐世昌:调和各派关系的大总统》)

有趣的是,五四运动发生时,徐世昌正在中南海总统府内为归国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办宴接风,曹汝霖、陆宗舆作陪。他接到电话,得知学生们明确要求罢免的正是在座的这三个人。徐世昌罢免了曹章陆三人,缓和了全国舆论的反对之后,政府内有意见要求“严拿首要,解散北京大学之说”,强力镇压五四运动。教育总长傅增湘则坚决抗议,并强烈要求释放因“火烧赵家楼”而被逮捕的学生。徐世昌采取了傅增湘的意见,要求“文明对待”青年学生,5月7日下令全部释放被捕学生,表示了和解的姿态。他和傅增湘惺惺相惜,称赞傅增湘“毕竟是个读书人”。

对于五四前后的政治思潮,徐世昌是一知半解,但他明确反对逮捕、镇压学生的态度表明,他毕竟是个读书人,对学生保留着亲近感。只不过他要求的是学生要安心读书,用尊孔读经来教导学生安心向学,结果走到了学生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