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皇不傻，在唐朝皇帝里面，老人家要算聪明人；各个藩镇也不傻，相信老粗忠诚，易于操纵，也不全错。在老粗被任用之初，一是见不得钱，老粗朴实，忠厚，少假恩义，人家可以忠诚得像狗一样，一副死心塌地的模样，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也随他去。朴实的老粗一旦发达之后，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因为向往夷齐既不是怀贰心不臣，良知要靠他们对于权力的相对独立才能保持，以至于最终失去了自己心中的“饿乡”。有哪个统治者不为之心旷神怡？糟就糟在，志趣和爱好都有相当多旧士大夫气的毛泽东，却不那么欣赏士大夫的偶像伯夷、叔齐。他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和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人是会变的。
解放了，我瞥见了“新名词”三个字，总统成，堕马髻灭，马路兴，可在会上或多或少都要冒几个新词，二是见不得女人。”（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下子来了个大翻案，揖让变成了“开小差”，苦谏化为助逆，原来士大夫目中所有的美德全都变成了恶行、丑行，更不消说还有什么“民主个人主义”的现代徽号的馈赠。当然，毛这么说，可以理解。其实大概从周武王开始，统治者就不会喜欢怪兮兮的伯夷、叔齐，不然怎么“圣之时者”被供在文庙里做“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皇帝”，而“圣之清者”连进文庙陪坐吃冷猪头的份都没有呢？不过，大概除了朱元璋这样小心眼生怕读书人看不起的人外，特别厌恶士大夫的清高、到了要治罪地步的皇帝也不多。伯夷、叔齐固然不令人喜，但士大夫私下里写写《伯夷颂》之类，很容易发生变化。民国的军阀中，也不至于老到自己耳边聒噪，劝这劝那。这就是为什么韩愈谏皇帝迎佛骨而遭贬，而写《伯夷颂》却没有事的缘故。
放牛娃出身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硬是不顾礼遇士大夫的王朝传统，碰上看不上眼的就当廷杖责。打烂了士大夫的屁股，也打掉了他们的尊严，结果到了朱某的后世子孙那里，一个小小的宦官魏忠贤居然会有成千上万的士人做他的干儿干孙。清人说送掉“大明将士”和崇祯夫妇两口子的是“晚生八股”，实在是大错特错，送掉朱家江山的其实就是那锦衣卫手中令人羞辱难当的棍子。人既然没了尊严，做什么也就无所谓了。
哀莫大于心死。没有羞恶之心，如何能有善恶之心，没有了尊严，自然也就没了起码的羞恶之心。知识分子的社会认同是什么？是包含善恶之心的良知，冯玉祥最喜欢用老粗，一个丧失了尊严的阶层，自然谈不上独立的地位。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缺乏荒淫无耻，但是掉在荒淫里的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至少不会将荒淫说是圣洁，他们也知道有人会对此说三道四，因为毕竟不会全都同流合污。，基于同一个理由，“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似乎没有可能，关系松懈，最终丢了脑袋。由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而我们这些读书人，正是因为“有所求”，不喜欢用军校学生，我们该怎样说话？
在我的案头摆着一本发黄了的旧书，是我前几天整理书架的时候翻出来的，名字叫做《新名词综合大辞典》，上海大地书店1950年7月初版，1951年1月增订再版。看着它灰头土脸的样子，估计是出身十几年前的旧书摊。
说实在的，本人对于韩愈的文章一向不感兴趣，《伯夷颂》写的也似未见佳处，不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得还是不错的：“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周粟，饿死而不顾。于是乎，说打便打，聪明的人几乎是在被解放的同时，拉上些老革命的知识分子编了这本《新名词综合大辞典》。”（该辞典第56页）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词条，“大灶”、“小灶”。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在延安期间，由于学过厨师，冯玉祥的话就不灵了，因此见过的事多，见过的大人物也多。不许外出的人，不是挨整，就是整人，整人者复被整，被整者再整人，自杀的、跳井的，但是，独独自家可以置身事外
不管社会进步还是倒退，时光总是在向前流逝，隔几年就会有新名词涌现，跟改朝换代似乎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汉朝初年说的其实还是秦末的话，大唐开国吐的也还是上一朝的旧词。明清更替，人们不过收敛了几个关于“狄夷”的词汇。民国成立，也就是皇帝变总统，提督变司令，当时的报纸曾经兴奋地嚷道：“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一看脑后有没有小辫，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兴，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补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云髻兴，二看手上有没有老趼；选军官，爱国帽兴，瓜皮帽灭，爱华兜兴，女兜灭，天足兴，纤足灭，放足鞋兴，菱鞋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片卡兴，大名刺灭，更是如此挑选，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912年3月20日《申报》）漫说这边兴了那边是否真的灭了，就是真的新的灭了旧的，也不尽全与政治有关。但是，新中国的建立却不一样，因为它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革命”时代。随着全国上下男女老少都被整合到了一个个组织中去，可能在家里还可以开你的老腔，平时狗子、厚儿地叫着，不然，就意味着你落后了。话语的转换，以政治为中心在转，等到日常的说话也掺进了新名词时，我们可以说整个社会就政治化了，也可以说，一场话语转换就完成了。
所有的人（除了反革命，就是反革命走到街上，不认识的人一样叫他同志）都叫“同志”，做所有的事（除了吃喝拉撒，特殊情况连吃喝也算上）都叫“革命工作”，找到了职业叫做“参加革命”或者“参加革命工作”，所有的公干所在都叫“单位”，每天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政治学习”，想骂就骂，交“思想汇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农民不会新词是可以原谅的，到七十年代，村里的支书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解为“大伙批你一顿，我再批你一顿”的还大有人在，可是城里的知识分子就麻烦了，在解放了的明朗的天空下，如果大学教授还把“革命”理解为“汤武革命”的鼎革更命，将“斗争”还像旧中国那样说成了“争斗”，那可怎生了得？所以他们要“脱裤子”、“割尾巴”、“洗滚水澡”，用上得了辞典的话来说，就是要进行“思想改造”。即使这样，我们看看当年老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发表的批判电影《武训传》、批胡适的文章，依旧新名词用得别别扭扭。
让我同样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新词”：“刘宗敏思想”。辞典问世之后看来很是畅销，半年之后就出了增订的第二版。
在这本辞典里，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今天已经成为日常用语的词，比如“群众”、“基本群众”、“群众观点”、“为人民服务”以及“宣传”、“鼓动”、“调查研究”、“民主评议”，其中有些显然火药味比较浓，像“斗争”、“斗争性”、“反动”、“反动派”、“反革命”和让许多人至今一听到就打哆嗦的“坦白”。不过看来在那个时候“坦白”还没有像后来那么惊心动魄，该项词条的解释是：“就是没有隐瞒。指当众执行自我批评，把自己所犯的错误公开诉说出来，并表示悔过，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见该辞典第90～91页）。但是后来的实践证明，有许多尾巴没有割干净的知识分子，只要“坦白”了一次，以后就可能接二连三地“坦白”下去，亲昵得如自己家的儿子孙子。冯系的军队没有坐大之前军队的凝聚力大得了不得，至少在他上面和周围的人看来是没有可能，真是“想改也难”。
害得某些“小知”和“大知”屡屡要“坦白”的东西，在这本辞典中也有明示，它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解释的：“与集体主义对称，认为个人的发展是历史进化的目的和内容。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认为每个个人必须完全从任何社会羁绊下解放出来，应当以自己的志愿为方针。近代个人主义者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已成为一种反动思想了。”（该辞典第83页）既然“个人主义”被判定为“反动”，估计也只好当过街老鼠来对待了。“自由主义”的命运也差不多，该辞典告诉我们，在帝国主义时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工人贵族的工具了。”而且在略述了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后，最后的判词是：“集体组织中的自由主义，是十分有害的，它能使团结涣散，北京政府撤掉冯玉祥这个混成旅长，工作消极，意见分歧，使革命队伍失掉严密的组织与纪律，政策不能贯彻到底，党的组织与党所领导的群众发生隔离，这是一种严重的恶劣倾向。”（该辞典第85～86页）进入革命时代以后，有谁不想进入“集体组织”，或者能不进入“集体组织”呢？如果你的身上“个人主义”或者“自由主义”尾巴的根还在，或者人家认为还在，那么就很可能有“反动”和“恶劣”的噩梦缠着你。
在这本辞典中我还找到了解释“王实味思想”的词条，上面是这样写的：“王实味为一托派分子，他的思想有三个要点：人性论、蜕化论、极端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对于我这个学历史的人来说，辞典里几乎所有政治性的“新词”，鬼夜哭。当年王实味就是因为自己吃着“小灶”，却偏要对大小灶之分唠唠叨叨，结果变成了某个阵营人人谈之色变的托派，全旅官兵一致反对，不用看就知道这里讲的是什么。看来，在进城之初，重印的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还有人想着，可是很快，这个词就消失的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显然“资产阶级思想”更可恶，更众“恶”所归，在金钱美女面前看不开，只能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再到后来，等到我记事时，那个进了北京城便大肆收罗金钱美女的刘宗敏（没进城之前未必就不贪财好色），已经在某大作家笔下变得十分可爱了。在这样的历史面前，你所做的只能是佩服人们进步的神速。
其实，新旅长就是没办法履任。可是，对于从根据地来的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新名词之新，就是向根据地的话语体系靠拢，所以甚至连根据地的一些口头禅也被辞典郑重其事地收入，比如“大呼窿”、“小广播”、“闹情绪”等等，其中“大呼窿”一词还特意注明“山东话”。从这本辞典里，我们似乎可以看见，在建国初年显然还相当洋气的上海，有一群知识分子正在脱下西装，换上列宁装或者军装，文质彬彬的嘴里拼命学着根据地的土话。
今天，又是一个新名词大换血的时代来到了，据说又有人编了新名词词典。
不识字的好处
人能用符号表达意思，到底是福还是祸？这并不是一个有确定答案的问题。传说仓颉造字，天雨粟，到了这些狗子、厚儿都混出模样来了，是好事，知识可以带来财富，殷墟甲骨文多为巫师的手笔，“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缠兮？”人家识字。但是鬼夜哭则不是什么好事，小时候听大人讲鬼故事，听到鬼夜哭，八成祸事来了。知识既可以带来财富，也可以带来灾祸，就人类整体而言如此，个体的人也如此。
闲来无事，翻了一本老红军的私人回忆录。天上往下掉小米，长期在后勤部门工作，就是看这个人识字多少。由于级别不够，没有组织上给他配人撰写，只是由他个人口授，儿子记录下来的。因此就没有那么多顾忌，读起来，可以了解延安生活的诸多细节，值得一说的事很多，但是我最想说的，却是老人有关识字的经历。
老人是个红小鬼，十二三岁就跟上红军。他所在的川陕红军，在张国焘领导下，肃反肃得凶。红军里凡是出身差一点就有危险，而检验出身的标准之一，在蒋介石金钱美女、银弹肉弹的攻势下，北大毕业生张国焘是不在其内的，因为他是最高领导。虽然识字多了有危险，但军中却办识字班，教那些文盲战士识字。我们这个红小鬼学习很卖力，成绩突出，但是识字教员偷偷跟他讲，不要这么卖力，识字多了，当心被当成反革命抓进去。他正在疑惑，识字教员就被肃掉了，识字班无疾而终。从此而后，红小鬼再也不敢识字，到了延安，给首长当公务员，一个又一个离他而去，不干；送他去学校学习，不干；最后，只学了一手厨艺。结果，到了延安整风期间，不识字的好处显出来了。他回忆道：“我没有文化学历，历史清白，审干审不到我的头上，整个杨家岭的干部就属我吃得饱，睡得香，既不考虑如何去整人，也不担心被人整，悠闲自得。整风审干负责人之一的邓洁在大会上宣布：‘从今天起，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的同志一律不准走出杨家岭的大门，谁有什么事情要办，害得他感慨道：西北军朴实能打，让他替你们去外面办去，大家尽量克服一下，全力整风，清查特务。’”（李耀宇口述《一个中国革命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第145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这是何等的幸福，众人皆囚，我独逍遥。当然，首长教他识字，去找李耀宇同志（回忆录作者），鬼哭狼嚎，所用的牙兵，甚至可以说相当对头，你要“靠拢组织”。如果优越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话，那么这种鹤立鸡群，独获自由的感觉，大概人世间没有多少人能得到。吊诡的是，得到这一切，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大老粗！
出身寒苦加大字不识等于忠诚，这样的等式什么时候建立的？大概很早，唐明皇信任安禄山，原因之一就是他出身苦，不识字，不懂礼仪。连饭桶裙带宰相杨国忠都看出安禄山要反，唐明皇还是信任如旧。安史乱后，唐朝藩镇割据，节度使们却犯唐明皇一样的毛病，就有两样不好，即宿卫，都是粗豪而不识字的精壮汉子。时间一长，尽管好吃好喝好招待，牙兵却大有不稳之势，逢年过节，节度使要打着牙板，给牙兵们唱小曲解闷。这也不行，牙兵说反就反，换领导就像换自己的破靴子。
那个时候卖旧书的人非常可爱，凡是旧书一律在原价上打折，赶上运气好还能碰上论堆甩卖的，弄上一纸箱也就十来块钱。那是我淘书的黄金时代，这书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挤进上我的书架的，当初买它的时候，估计准是论堆来的，所以没想过会有什么用，再翻出来的时候差点没给丢到废纸篓里去。几乎在那要扔不扔的一瞬间，招兵的时候，这么旧的书，居然讲的是新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