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永安三年十月，尔朱兆立长广王元晔为帝，杀了孝庄帝。那时，坐镇洛阳的是尔朱世隆。他觉得元晔世系疏远，声望又不怎么高，便打算另立元恭为帝，但又担心他真的成了哑巴。于是他便派尔朱彦伯前去见元恭，摸清真实情况。事已至此，元恭也知道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见到尔朱彦伯后开口说：“天何言哉！”十二年的哑巴说了话，彦伯大喜。不久，元恭即位当了皇帝。
人生的路有起有落，逆境虽然痛苦压抑，但对一个有作为、有修养的人士来讲，在各种磨砺中可以锻炼自己的意志，从而由逆向顺。
人生智慧
低调做人，无论在官场还是商场中都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看似平淡，实则高深的处世谋略。
社会的门楣有高有低，只有以谦卑的姿态行走其间，才能顺利通过所有的门庭。
羊祜出身于官宦世家，是东汉蔡邕的外孙，晋景帝司马师的献皇后的同母弟，但他为人清廉谦恭，毫无官宦人家奢侈骄横的恶习。
他年轻时曾被荐举为上计吏，州官四次征辟他为从事、秀才，五府也请他做官，他都谢绝。有人把他比做孔子最喜欢的学生——谦恭好学的颜回。曹爽专权时，曾任用他和王沈。王沈兴高采烈地劝他一起应命就职，羊祜却淡淡地回答：“委身侍奉别人，谈何容易！”后来曹爽被诛，王沈因为是他的属官而被免职。王沈对羊祜说：“我应该常常记住你以前说的话。”羊祜听了，并不夸耀自己有先见之明，说道：“这不是预先能想到的。”
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因为有辅助之功，羊祜被任命为中军将军，加官散骑常侍，封为郡公，食邑三千户。但他坚持辞让，于是由原爵晋升为侯，其间设置郎中令，备设九官之职。他对于王佑、贾充、裴秀等前朝有名望的大臣，总是十分谦让，不敢属其上。
后来因为他都督荆州诸军事等功劳，加官到车骑将军，地位与三公相同，但他上表坚决推辞，说：“我入仕才十几年，就占据显要的位置，因此日日夜夜为自己的高位战战兢兢，把荣华当做忧患。我身为外戚，事事都碰到好运，应该警诫受到过分的宠爱。但陛下屡屡降下诏书，给我太多的荣耀，使我怎么能承受？怎么能心安？现在有不少才德之士，如光禄大夫李熹高风亮节，鲁艺洁身寡欲，李胤清廉朴素，都没有获得高位，而我无能无德，地位却超过他们，这怎么能平息天下人的怨愤呢？因此乞望皇上收回成命！”但是皇帝没有同意。
晋武帝咸宁三年，皇帝又封羊祜为南城侯，羊祜坚辞不受。羊祜每次晋升，常常辞让，态度恳切，因此名声远播，朝野人士都对他推崇备至，以至认为应居宰相的高位。晋武帝当时正想兼并东吴，要倚仗羊祜承担平定江南的大任，所以此事被搁置下来。羊祜历职二朝，掌握机要大权，但他本人对于权势却从不钻营。他筹划的良计妙策和议论的稿子，过后都焚毁，所以世人不知道其中的内容。凡是他所推荐而晋升的人，他从不张扬，被推荐者也不知道是羊祜荐举的。有人认为羊祜过于缜密了，他说：“这是什么话啊！古人的训诫：入朝与君王促膝谈心，出朝则佯称不知——这我还恐怕做不到呢！不能举贤任能，有愧于知人之难啊！况且在朝廷签署任命，官员到私门拜谢，这是我所不取的。”
羊祜平时清廉俭朴，衣被都用素布，得到的俸禄拿来周济族人或者赏赐给军士，家无余财。临终留下遗言，不让把南城侯印放进棺柩。他的外甥齐王司马攸上表陈述羊祜妻不愿按侯爵级别殓葬羊祜的想法时，晋武帝便下诏说：“羊祜一向谦让，志不可夺。身虽死，谦让的美德却仍然存在，遗操更加感人。这就是古代的伯夷、叔齐之所以被称为贤人，季子之所以保全名节的原因啊！现在我允许恢复原来的封爵，用以表彰他的高尚美德。”
羊祜是成功的，上至一国之主，下至黎民百姓，都对他表示敬佩。羊祜的参佐们赞扬他德高而卑谦，位尊而谦恭。
5．向乐观积极的人学习
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正好是对立的两方面，两者正好具备了相反的优点与缺点。乐观的人在行动上比较积极，但往往低估了实际中的困难，所以有时会在危险的路上碰到意外；相反的，悲观的人过于慎重，容易错失良机。总之，将两者适度混合，就能达到理想境界。
实际上，乐观主义者与悲观主义者不仅对未来的看法截然不同，对自己与他人也会采取不同的态度。
悲观主义者对未来抱有否定的态度，他对任何事情总是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在观察人的时候，也总是看到恶劣的一面。对悲观的人来说，社会就是由一群狡猾、颓废而邪恶的人组成的，他们总是想利用周遭的事物为自己牟利。这群人既无法信赖，也不值得对其伸出援手。
悲观的人做一些计划，很快就会想到这些计划实施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麻烦与障碍。他会告诉你要想达到圆满的目的，最后只会尝到苦涩、幻灭与屈辱。经这么一说，他大概会立刻魂飞魄散，对自己的计划毫无信心。
悲观的人总是把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如果有一天早晨你在路上遇到他，他会很快把自己的态度传染给你，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期待被唤醒、引诱的“倾向”。悲观的人能够巧妙地掳获这种“倾向”，借此实现其目的。
我们内心的“倾向”包括两方面：第一，对未来的不定与恐惧；第二，我们与生俱来的怠惰，希望躲在自己的壳里不要动。事实上，悲观者的本质就是怠惰，不愿努力适应新的事物，也不愿改变习惯。无论起床、用餐或是度周末的方式，他都要依照固定的模式进行。
悲观的人是吝啬的，他们认为既然每个人都那么贪婪、堕落，而且千方百计想占人便宜，自己又为什么必须宽以待人呢？他常常深怀嫉妒，只要听他说话就知道了。
相比之下，乐观者单纯、朴实多了。他容易信赖别人，也愿意涉入险境。但他也能察觉别人的恶意或缺点，只是他不愿将之视为障碍而犹豫不前。他相信每个人都有优点，并努力唤醒别人的优点。
悲观者躲在自己的壳里面，甚至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认为别人都具有危险性。相反的，乐观者关心别人，让别人畅所欲言，给别人时间，观察对方的所作所为，如此便能了解每个人的长处，因而得以团结，领导众人，共同朝某个目标迈进。卓越的组织者和优秀的企业家，都必须具备这种特质。
此外，乐观者也比较容易克服困难。因为他会积极寻找新的解决方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不利的条件转变成有利的条件。悲观者则会因为一下子就看到困难而心生畏惧、退缩不前。其实在很多情况下，只需要一点想象力，情况就会完全改观。
6．高处不胜寒
人一旦出头了，发达了，就会成为众人的焦点，被人品评，被人臧否。因此，越是在险要的位置，就越应该反躬自省，越是要讲究低调做人，融入大众之中。唯此，才能做到更有效地保护自己。
大多数做官的人，尤其是一些高官，没有人不想要一个好结局的，但是常常事与愿违，那么怎样才能使自己有一个好的结局呢？曾国藩以他身居高位的亲身体验，具体开出了三个药方，以防居官之败。
大清名仕曾国藩曾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就像是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一天比一天谨慎，唯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唯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道不是在唯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越是身居高位的人，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惨败的结局越来越多。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危险。
他详细阐述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一样。进而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认为利用职权牟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注定要自食恶果。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可能时时想贪，从而陷自己于不利之地。
对于不终、不胜，曾国藩自己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所说的意思，就挤进老年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禁害怕。他想要写奏折把这些权力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告成之日，更是感觉如蹈危局。反而使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7．大智若愚，实乃智慧之术
大智若愚通常会体现为以静制动、以暗处明、以柔克刚，是为降格以待的智慧。愚、拙、屈、讷都给人以消极、低下、委屈、无能的感觉，使人与人之间放弃了恐惧和竞争的心理。但愚、拙、屈、讷却是人为营造出来迷惑外界的假象，目的是用来减少外界的压力，使对方降低自己的要求。要不断地制敌，才能不受外界的干扰，在不具备戒惧的条件下，暗中积极准备，以奇制胜，以有备胜无备。如果意图在于获得外界的赏识，愚钝的外表可以降低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而实际的表现却又超出外界对自己的期待，这样的智慧表现就能格外出其不意，引人重视。大智若愚是在平凡中表现出不平凡，在消极中表现出积极，在无备中表现出有备，在静中观察动，在暗中分析明，因此它比积极、比有备、比动、比明更具优势，更能保护自己。
在古代做人的艺术中，大智若愚常被演变为一套内容极其丰富的韬光养晦之术。那些见过大风雨的过来人，都有这样的名言：“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当人身处一些特殊的关系，或者一些微妙的场合，或者在面临生死的关头时，韬晦者无不恬然淡泊，大智若愚。
隋炀帝是一个十分残暴的人，在他统治的时期中，隋朝的许多官员纷纷倒戈，他们都变成了农民起义军，因此，隋炀帝对自己身边的人疑心都很重，对朝中的一些重要的大臣，更是易起疑心。唐国公李渊曾多次担任过地方官员，所到之处都结识了地方的一些官员，在多方面树立了自己的威信，因而声望很高，许多人都来归附他。这样，大家都替他担心，怕遭到隋炀帝的猜忌。正在这时，隋炀帝下诏让李渊到他的行宫去晋见。李渊因病未能前往，隋炀帝很不高兴，多少有点猜疑。当时，李渊的外甥女王氏是隋炀帝的妃子，隋炀帝向她问起李渊未来朝见的原因，王氏回答说是因为病了，隋炀帝又问道：“会死吗？”
王氏把这个重要的消息告诉了李渊，这以后，李渊就开始处处小心起来，他知道自己现在的行为被隋炀帝所不容，但是现在起义，自己有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只好隐忍等待。于是，他故意广纳贿赂，败坏自己的名声，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大肆张扬。隋炀帝听到这些，果然放松了对他的警惕。这样，才有后来的太原起兵和大唐帝国的建立。
如果当时的李渊听了隋炀帝的话，肯定是自毁名誉，如果怒火中烧、马上与之理论或采取兵变，很可能会因为准备不足或时机不成熟而失败。
“大智若愚”中的“若”字，设计了巨大的假象与骗局，掩饰了真实的野心、权欲、才华、声望、感情。这种甘为愚钝、甘当弱者的做人术，实际上是精于算计的薮蔽，它鼓励人们不求争先、不露真相，让自己明明白白过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