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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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明报集团(3)

“明晚”副总编辑林山木(笔名林行止)1940年生在广东潮州,中学毕业就踏入社会,60年代初进《明报》做资料员,勤奋好学,深得金庸赏识,1965年金庸资助他到英国剑桥工业学院攻读经济学。1966年初,他在英国收到《明报月刊》创刊号,里面还夹着金庸夫妇署名的大红致意卡片。从此,他经常为“明月”写“英伦通讯”。1968年,他替“明月”采访傅雷之子、钢琴家傅聪,这是他第一次以记者身份所做的采访,也是傅聪“投奔西方”后首次接受中文媒体的采访,在“明月”3月号刊出,受到广泛关注。他学成回港,正逢“明晚”创刊,从副总编辑做到总编辑,恰巧香港遇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股市狂潮,一般报纸还没有财经版,“明晚”却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林行止的股评大受股民欢迎,成了股民心中的“财经权威”。“明晚”一般在下午一点多钟出版,许多股民要等到读了他的文章才做下午的交易,一时间“明晚”几乎成了股民每天必读的参考资料。

1973年7月3日,林行止离开《明报》,创办以报道财经新闻为主的《信报》,带走了许多“明晚”的专栏作家。他在发刊社评中向金庸和《明报》的旧同事致谢,感谢他们在《信报》筹备期间的指导和鼓励。①他的出走在《明报》系统造成一次不小的地震,《信报》成为“明晚”最大的对手,它一面世,“明晚”发行量就直线下滑,以后一直徘徊在一万多份。林行止自办《信报》之后,在许多场合都会与金庸碰面。金庸一见他,会走过去握手,客气地称他“林先生”,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叫“山木,山木”。

负责“明晚”财经版的黄杨烈发现办财经类报纸有利可图,也脱离“明晚”,于1980年与人合资创办《财经日报》,内容、风格甚至版面编排都模仿《信报》,销量一直不足万份,广告客户不多,股东纷纷退股,难以支撑。无奈之下黄只好向金庸求救,借了二十万元,但报纸一直没有起色,再次向金庸借贷,金庸便提出收购报纸,也就是将以前的借款一笔勾销,同时由金庸付清工人工资和积欠的稿费。1982年,《财经日报》归入《明报》系统,到1985年仍连年亏损,金庸决定于1985年6月将《财经日报》与《明报晚报》合并,另办《企业报》,没办成。拖到1986年3月只好停刊。②

1986年10月8日创刊的《明报电视周刊》昙花一现,不到一年就停刊了。

“明晚”拖到1988年才停刊,金庸遣散79名员工,补偿金发了两百多万元。当他决定停办“明晚”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反对,认为这张报纸办了很久,曾经很成功。他说,“作为报人,我希望她能办下去,但作为企业家,看到她亏损,且没有好起来的可能,我只能把她结束。有人说结束会对我的声誉有损坏,我说如果不结束对我的声誉也是损坏,但过后人们会认为我的决定是对的”。①

① 张圭阳《金庸与报业》,266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209页。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笑傲江湖》连载结束,他只歇了十一天。1969年10月24日,他的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开始在《明报》连载,到1972年9月23日刊完,一共连载了两年十一个月。

《鹿鼎记》从一场文字狱开始,金庸在注解中说,这段故事是为痛惜“文革”文字狱而写。当时,“文革”的文字狱高潮虽已过去,但惨伤愤懑之情,兀自萦绕心头,他不由自主地写进了小说中。《鹿鼎记》中的江湖也笼罩在争权夺利的阴云之中,韦小宝在神龙岛上见到了宗教迷狂般的“政治集训”,让人想起内地当时的“早请示,晚汇报”和“忠字舞”“语录歌”。

《鹿鼎记》在报上连载了一段时间,红学家林以亮偶遇金庸,谈起他的新作,向他深表欣赏,认为是开辟蹊径的尝试,隐然与西方新潮小说遥相呼应,男主角韦小宝是个“反英雄”,小说本身也是“反传统武侠小说”。小说的写法有些地方引用正史,表面上一本正经,骨子里却冷嘲暗讽,令人想起18世纪大诗人蒲柏“仿史诗”的讽刺作品。他听了这番话,兴致勃勃地嘱林以亮整理一下这个想法,日后《鹿鼎记》出单行本时写篇介绍文章。

韦小宝生于妓院,长于妓院,连名字也写不了,签名时只写一个“小”字,“拿起笔来,左边一个圆团,右边一个圆团,然后中间一条杠子笔直地竖将下来”。他不是英雄,而是“反英雄”,在他身上差不多能找到国民性中所有的弱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见风使舵、厚颜无耻、营私舞弊……但正是这样的人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朝廷他得到皇帝的宠信,身居高位;在江湖他得到天地会等帮会的信任。甚至顾炎武、黄宗羲、吕留良等一代大儒都要推举他做皇帝,吓得他手里的茶碗掉在了地上。他最后带着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飘然而去。韦小宝的成功,“使顾炎武的满腹经纶、陈近南的盖世武功变得一钱不值”。①

① 1994年11月25日“谈话记录”,冷夏《文坛侠圣:金庸传》,404—405页。

韦小宝没有读过《资治通鉴》之类的典籍,但他从小就看戏、听说书,对历史上为争夺权力不惜血流成河、尸骨如出的故事并不陌生,他教罗刹国的索非亚公主先挑起天下大乱,然后乱中夺权,立竿见影。索非亚问他:“你怎知道叫兵士杀人、抢钱、抢女人,就可以杀沙里扎,杀彼得?”韦小宝微笑道:“中国人,向来这样。”金庸解释:“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帝皇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韦小宝所知者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些皮毛,却已足以扬威异域,居然助人谋朝篡位,安邦定国。”

从妓院到宫廷,从江山到江湖,韦小宝无往不胜的法宝到底是什么?有人总结,一是察言观色,随机应变,拍马常常拍得恰到好处,二是吹牛撒谎,随时随地可以漫天撒谎,糊弄人。

韦小宝总是脚踏两条船,两面讨好,处处为自己留后路。他善于搞人际关系,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总是让人对他有好感。他善变,善于保护自己,什么时候都不吃亏,在不损害自身利益时,他慷慨大方,能与别人共享利益,还能大把花钱收买人心。他说:“我凭什么本事拥官晋爵?最大本事便是拍马屁,拍得小皇帝舒舒服服,除此之外,老子的本事实在也平常得很。”

“韦小宝自小在妓院中长大,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后来他进了皇宫,皇宫又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的性格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的——

拉关系、组山头、裙带风、不重才能而重亲谊故乡、走后门、不讲公德、枉法舞弊、隐瞒亲友的过失,合理的人情义气固然要讲,不合理的损害公益的人情义气也讲。结果是一团乌烟瘴气,“韦小宝作风”笼罩了整个社会。

他性格中还有一点是适应环境,讲义气。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中国人口众”多,土地有限,中国人一向在艰苦的环境里进行着异常的生存竞争,为了活命和繁衍,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手段……重义气这一点恐怕也跟生存环境的艰苦有关”。①

① 徐扬尚《金庸解读》,13页。

《鹿鼎记》把“韦小宝作风”写得活灵活现,甚至不无赞许,因此淡化了批判的功能。“事实上,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②有记者问他:“韦小宝这个人物有没有您查先生的些许影子?”他毫不责怪,坦率地说:“在构思一些故事情节时,曾设想自己如果遇到韦小宝当时当地的境遇,自己也会做相同的选择。”③

香港左派批评家在攻击、谩骂金庸时,就说他是“韦小宝主义”。④

在现实生活中,乔峰这样的英雄只能选择自杀,韦小宝们却总是活得好好的。金庸以他对人性的理解和他对国民性的观察写出了另一个阿Q形象。在几千年的中国史中一直有两类阿Q,一类是鲁迅的阿Q,卑微地活着,卑微地死去,大多数中国人都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影子。韦小宝是另一种阿Q,是生活中的成功者,在他身上同样可以看见古往今来多少名流绅士、达官贵人的影子。

金庸的目光穿过人性的栅栏看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心中的英雄已经死去,我们只能和他一起面对韦小宝。他写出了一个典型,表现了人性中的普遍性,从而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武侠小说。韦小宝无疑比乔峰、令狐冲、胡斐、郭靖更接近生活的真实,也更加生动。重要的不是他在清廷与汉人江湖之间站在哪一面,而是他的身上照见了多少中国人的影子。他是一面镜子,一面哈哈镜,照出了国民性中许多的丑陋,照出了中国人性格中不怎么光彩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