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金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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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字条治报(1)

1976年12月,《明报》以800多万元按揭买下整幢南康大厦,改名明报大厦。这楼共有十层,屋顶另外搭建了半露天的员工餐厅。在寸土寸金的香港,这是《明报》成功的象征。

墨绿色的明报大厦前,古旧的电车轨上,叮叮当当的电车来来往往,对面是一排矮矮的旧唐楼,不远处是儿童图书馆。在明报员工的印象中,周围是一片小镇风情。北角的闹市隔在步行不过十分钟的路程之外,闹市的酒楼,明报员工常去的有“敦煌”“新益”“东潮”等。①

明报大厦入口的正门只有一扇门,只能容一个人出入,两个人都挤不下。进门仅有一个五尺见方的空间,给大家等电梯,与电梯相对有个四尺来高的柜台,后面坐着管收发的阿伯。老式的日本电梯每次只能载六七人。金庸每天都要跟员工共用这个电梯,下午两三点他经常会在这里等电梯,他会很自然地跟熟悉的人打招呼,包括柜台后面的阿伯。电梯来了,人们一拥而入,他也就被“包裹”在里面。这部电梯经常要检修,那就只能用大厦后门的运货电梯了,虽然比较大,但里面很脏。

① 古德明《北角的明月》,《明报月刊》2011年1月号,17页。

英皇道上的明报大厦

金庸的办公室在七楼,分为两间,一间是书房,他看书、写社评和批文件的地方,一间是会客室,80年代后期新装修之后,不大的会客室四壁油漆金碧辉煌,大红色和金色相间,很有中国宫殿的味道,椅子是路易十八式的古典雕花描金扶手椅。①

自1966年搬到北角,《明报》在这里十年,一步步成长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分子报纸”,70年代正是香港大众化报纸走俏时,《明报》却是香港严肃报纸的代表。②1975年,金庸说起《明报》与别的报纸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明报》是属于知识分子的报纸,所以我们的内容均朝着这个方面读者的兴趣走”。③《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报》相继问世,《明报》系统在“五月风暴”前后的四年间迅速成长,成为一家有实力的报业集团,不仅雄踞香港、东南亚新闻界,而且延伸到出版、印刷、旅游等领域,逐步发展为一家综合性的企业集团。

1969年5月20日,在文华酒店的报庆酒会上,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告诉金庸,最近到欧洲、美国出席学术会议,已记不起有多少学者、留学生问起《明报》《明报月刊》。金庸在《明报创刊十周年纪念》一文中欣慰地说:“随着报份的增加,我们的读者面也不断扩大。目前《明报》的读者几乎遍及全世界。近年来香港居民移居到外国或到外国留学的颇多,其中一部分是《明报》读者,他们到了外国之后仍旧是《明报》的读者。”但他表示一点也不感到自得和自满,反而很担心,怕他们的能力和配备当不起这种种眷顾。

一、明报王国

因为《明报》的印刷质量不佳,特别是图片效果不好,1971年他们向德国订购了一部柯式卷筒机,大大改善了印刷品质。1973年5月20日,金庸在《与读者诸君共同进步》社评里提到,几个月前,以50万美金订购了美国高斯厂的巨型高速柯式轮转机,这是全世界速度最快、印刷品质最高的印报机。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14、57页。

② 陈昌凤《香港报业纵横》,108页。

③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51页。

说起《明报》的成功,金庸认为,机器、纸张大家都可以买到,但能否将有才能的人安放在合适的位置才是成功的要素。他比较注重这方面,其他琐事、日常的业务等不需要经过他。①《明报》是一份典型的靠人才成功的报纸。1974年5月20日,他在社评《友谊的集团,愉快的过程》中回忆,十五年来,最初的校对做了《明报》经理,记者做了总编辑,港闻编辑做了出版部经理,画广告样子的职员做了晚报的经理,打杂的工友做了印刷厂厂长,“我们这群人没有什么高深的学历和资格,大家从很低的职位做起,十五年来始终为《明报》服务”。沈宝新称之为“兄弟班”。金庸说:“我们的缺点是制度十分不严密,迄今为止,还像是一个大家庭式的企业,今后应当尽可能地制度化一些。优点是具备一种愉快的工作气氛。”被叫作大姐的孙淡宁说:“在办公室里开心得不得了,比在什么地方都高兴。”

到1979年创刊二十年时,《明报》篇幅增加了八倍,发行量扩大了二十五倍,工作人员增加了七十倍。1989年5月31日,《明报》三十年时,金庸给员工颁赠长期服务奖状和金牌,获得廿五年以上奖状、金牌的除了两个创办人,还有潘粤生、汪济、雷伟坡、戴茂生、叶汉辉、龙国云、翁荣芝等二十一人,获二十年以上奖状、金牌的有黄俊东、蔡炎培等二十三人,其他十五年以上、十年以上、五年以上和未满五年的员工也分别获得奖金,向曾任总编辑的潘粤生、梁小中、张续良、王世瑜四人,及连续撰稿二十年以上的简而清、倪匡、项庄、谢永光分别奉赠金牌一面,另具谢函,专人致送。

在数十年的漫长时光中,金庸不断地为《明报》物色人才。明报集团容纳了许多不同类型、不同经历、富有个性的重要骨干,胡菊人、董桥、吴霭仪等都是他请来的,有些人则完全是他从最基层提携的,王世瑜原是校对,林山木原是资料员。正是这些人共同成就了《明报》的事业。

潘粤生处事总是气定神闲,不慌不忙,看上去起码比真实年龄年轻十岁,雷伟坡私底下叫他“白潘”。金庸称他“举重若轻”,却不满他的老好人。在同事眼中,他是“恂恂儒雅,为人风趣”。他在报社人缘极好,同事有什么难题,请他代为提出,往往可以顺利解决。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主持《新明日报》,旧同人说起他的为人一直津津乐道。没有人在他背后说过他的坏话,他也从来没说过任何人的是非,金庸在1989年说:“至少,我从来没有一言半语。这是三十年的纪录,真正难得之至。”

① 杜南发等《诸子百家看金庸》五,41页。

金庸与潘粤生

雷伟坡在《明报》编娱乐版时,金庸给他打过六次电话,请他再做采访部主任,他和五个同事力抗各大报十多二十人的采访部,胜多负少,有三个月起纸两万的纪录。他自称“举轻若重”,事事紧张,龙国云背后叫他“希治阁”(希区柯克),孙淡宁长期坐在他对面,怕他影响健康,善意劝他:“你这样紧张干什么,‘明周’又不是《时代周刊》!”他当时笑笑算了,其实,他心里在说:“在我心目中,‘明周’远比《时代周刊》重要,《时代周刊》有什么了不起,它又不是我编的,它的得失成败关我什么事!”他说:“我把‘明周’当作自己的事业去办的,虽然我只是个打工仔。”

1979年底,胡菊人辞职,金庸四处物色接替的人,看中了在“明月”写过稿的董桥。当时董桥在香港中文大学有教职,薪资丰厚,不想放弃。金庸答应给予同样的待遇,请到董桥。金庸在“明月”1980年2月号《编者的话》中介绍,董桥是知名散文家,对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都有精到见解,从事编译多年,并在英国广播公司担任节目制作和新闻广播工作,对世界大势尤其中国现状甚为熟悉。“董先生弹得一手好钢琴,于文学艺术、政治经济各方面有广泛知识,是伦敦大学博士候选人。他曾为本刊撰稿,和《明报月刊》颇有渊源,由他来担任总编辑,真是深庆得人。”3月号起就交给董桥编了。

张健波记得,1985年8月,金庸在湾仔海边一个酒家约他和冯成章等几个记者吃饭,邀他们加入《明报》,当时他是《信报月刊》执行编辑,说要详细考虑。没想到隔了一年,金庸找人联络他,问是否考虑清楚了,是否可以先到“明月”工作?1986年10月他到“明月”做总编辑,上班第一天,查说:“具体编务,由你全权处理。”因1988年5月号刊登了戴晴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上篇,还有编者按语,被有些人指为“反共”,金庸十九个月来第一次要求把尚未付印的下篇给他看看,不过没提任何异议,没有任何删改,下篇在6月号照常刊出。

王世瑜离开《华人夜报》,加盟《新报》,另办《新夜报》,与《明报晚报》唱对台戏,还不时在报上大骂朱玫。《新夜报》打开销路后,1972年,王世瑜又离开《新夜报》,自办《今夜报》,刊载黄色小说、马经等,发行量很快超过《新夜报》。接着,《新夜报》停刊,《今夜报》一枝独秀,成为“小报之王”,赚了不少钱。1983年,他又卖掉报纸,得了70万元,准备举家移民美国。金庸对这位“报坛鬼才”念念不忘,得知消息,即邀他担任《明报晚报》总编辑兼总经理,后又兼《财经日报》社长,1986年还任命他为《明报》总编辑,在《明报》史上,一人而兼四个要职,恐怕他是第一人。“明晚”停办后,金庸一度计划办《明虹日报》,任命他为总编辑兼总经理,名片都印好了,上面还有一道彩虹,不久却宣布:“明晚”停止发行,“明虹”暂不出版。王世瑜没有因“明虹”流产而在专栏中流露出任何不满,反而经常提到老板,如何一起去旅行、一起吃饭等。①

《明报》的副刊作者很多也是金庸物色的。三苏从《明报》创刊就在副刊写短评。金庸写稿,每个字都写得很工整,由于自己如此,他常要求其他作者把字写得清楚一点,因此得罪了三苏。香港作家中字体最潦草的,大概是三苏和倪匡。不看惯三苏的字,可能一个字也看不懂。《明报》排字工友有过一次抗议。金庸在排字房贴了一张纸,说对三苏字体潦草一事已有所闻,将会跟他商谈,请他把字写得整齐一点。不料听在三苏耳里,大不以为然,一怒罢写。金庸立即亲自向三苏去道歉。②

倪匡回忆,“我在《真报》《新报》写稿,查良镛差人叫我写稿,就这样,我跟老查认识了,一交便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他最初在《明报》副刊写武侠,也写杂文,用“岳川”“沙翁”的笔名,后以“卫斯理”笔名写科幻小说。他比金庸小十多岁,金庸一向称他为“倪匡兄”,而他则叫金庸为“老查”。“老查、老查,也许不习惯,日子一久,则洋溢着一种亲切的感觉。”③

金庸说,副刊的定期作者,个个是他的好朋友。有时他和董千里、倪匡、亦舒等朋友(他们都在《明报》写专栏)吃饭,经常会问外面有一些什么人写东西写得比较特别。有一次亦舒向他提起黄子程,把名字写给他,他就叫王世瑜去找黄写两篇文章给他看一下,以后黄子程就在《明报》开了专栏。

① 石贝《我的老板金庸》,130、131、133页。

②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93—94页。

③ 沈西城《金庸与倪匡》,114页。

金庸夫妇和王世瑜夫妇

潘粤生请农妇(孙淡宁)补“明周”专栏,被金庸发现,就在一个夜里十一二点,金庸忽然登门拜访,请农妇到“明月”工作,一做二十年。农妇说:“《明报》于我太陌生,同事陌生,环境陌生,后来我发现我不是查先生该找的人。我可以说,我对《明报》一无贡献,我感到很内疚。”

陶杰从1992年开始在《明报》副刊写专栏,每天一篇,就是金庸大力引荐的,当时陶杰还在英国广播公司任职。《无眠在世纪末》出版时,陶杰要把这本集子敬献给金庸,“感谢他当年对在异国的一个年轻人的扶掖与关怀”。①

《明报》受到知识分子读者欢迎不是偶然的。

1973年到1975年,内地正是“批林批孔”高潮,余英时在香港工作,每早必读《明报》,认为《明报》新闻取舍得当、风格清新活泼、社评警策有力,他最欣赏的是它能坚持中国报人的特有理想而不媚世取宠。在他看来,《明报》大体上能代表多数海外华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

1986年,香港新闻署的读者调查结果,《明报》发行量居香港第三位,在459.4万人口中,《明报》读者达42.3万人,占总人数的9%。每天出报11大张,40多个版面,套色印刷,每个星期天加送一大张《周日彩报》,还用卫星传真美洲版。1988年统计,在香港43家日报(其中41家中文报纸,2家英文报纸)中,《明报》的读者人数、发行量、广告收入居第三位(仅次于大众化的《东方日报》《成报》),《明报周刊》发行量、广告收入稳居十大周刊榜首。②香港人口从两百多万人到90年代增加到五百多万人,《明报》发行量通常保持在人口的五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

对于《明报》的读者群,金庸深以为荣,常有提及。1970年5月20日报庆日,恰逢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九届年会在香港开会的最后一天,他在《我们拥有“最好”的读者》社评中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并不是销数最大、广告最多、历史最久、内容最完备的报纸,但我们读者的‘平均质素最高’,这是充分可以自信的”。

到1986年,金庸不满足《明报》已有的发行量,想在知识分子报纸的基础上进行扩展,“读者就像金字塔,所谓知识分子只在金字塔最上边的那一层,我们要做的是底下那一大片读者”。他起用王世瑜,在《明报》增加彩页,每周日出版“明虹版”,就是其中一个举措。

① 陶杰《无眠在世纪末》,文汇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② 雷渝平《1988年的香港新闻事业》,《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8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19—20页。

欧阳碧在他七楼的办公室目睹王世瑜对金庸毕恭毕敬,等到王走了,金庸却笑眯眯地说:“这位王先生很敢说话的,他不像潘(粤生)先生那样怕得罪人,我要改革报纸,就要用他这样的人。”欧阳突然明白了,之所以用她来检查报纸,是因为她进报社不久,没人认识她,可以“背对背”工作。起用王也是要让他来改革报纸。她感叹老板是下围棋的高手。但是老板也有老板的无奈处,他虽然公布王世瑜为《明报》总编辑,却没有写过一张字条说潘不再是总编辑。①九楼编辑部的总编办公桌坐的还是创业功臣潘粤生,王没有办法取而代之,各版编辑依然按习惯将做好的版样拿给潘过目,潘跟以前一样处理版样,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既然九楼上不去,王世瑜就在五楼找个地方办公,开始编星期天的“明虹版”。

彩色粉纸印刷的“明虹版”,一面整版都是性感的明星照,另一面是广告和生活类内容,随报夹送。有很多打工者将报纸贴在床头,每周可以换一张。明报大厦为此在六楼设了一间摄影室,请女明星来拍照。“窈窕版”(妇女版)和“消费版”的稿件和漂亮图片都要支援“明虹版”。

《明报》的发行量到底有没有因此扩大,也不好说,只是金庸看起来很高兴。可是,报社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来电或来信,质问《明报》为何改变编辑方针,走性感路线,等等。甚至有学校不想让学生受“精神污染”,以退订抗议。他只好对下属解释:“做报纸跟做其他生意一样,都是生意,不能一味扮清高,曲高和寡啊!”②

也是这时,他意识到长期实行家庭式管理存在弊端,要引入制度化的轨道,改善并建立福利、退休、休假、字房等制度,陆续成立编辑委员会、行政委员会等。他重用吴霭仪,也是想改革,希望她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但当改革触及潘粤生、龙国云这些元老时,就进行不下去了。她从1987年12月出任《明报》督印人,到1990年她的改革只能以失败告终。她却说:“……在明报办事,发表意见亦是肆无忌惮,从来只有得到鼓励和优待,我的‘洋脾气’怎样不符合中国人传统的习惯,查先生也从来没有表露过丝毫不满。……他令我深感佩服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