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春熙路史记:一条街与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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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铜像前的革命与民俗

1939年,美学家王朝闻再次来到成都,执教私立南虹艺术专科学校、复兴艺术专科学校,后又任成都民教馆艺术部主任。在此期间,他创作了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的跪像,塑像一出,全国上下拍手称快。

汪逆夫妇1938年底背叛祖国外逃,向日本发出投敌的“艳电”时,举国愤恨,激起了当时在成都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内成都市民众教育馆主管美术的美学家王朝闻的满腔怒火。为揭露大汉奸的罪行,王朝闻先生精心设计,以黄泥为料,在短时间内塑出汪逆和陈璧君的像。因为一时不易找到陈璧君照片做蓝本,王朝闻几番思考,巧妙地把陈璧君塑为以两手掩面低头的侧画像,其下颌搁在汪精卫的左肩上。这样把一对汉奸奴颜婢膝的丑恶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

塑像完成之后,首先陈列于当年荷花池西边(今游泳池西)一间大展览厅内,继后移往春熙路孙中山先生铜像下,一时轰动成都,千夫所指,唾沫横飞,有的儿童还对着这对汉奸夫妇撒尿。旬日之间,这泥巴塑像已经千疮百孔、体无完肤了。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春熙路也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阵地,苗勃然、冯桢、车辐、龚敬威(龚与同)等一批

爱国青年,先后两次在春熙北段的基督教青年会内举行“抗日救亡漫画展”;并且创作几幅大型宣传画悬挂在春熙路口,揭露日寇凶残的“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孙中山先生铜像前悬挂描写“平型关大捷”的实况画等,激励民众同心抗日。

1930年7月,华西大学美籍校长毕启,借口英籍教授苏道业在校内被杀,以“防匪”为名,不经当局批准,擅自在学校四周修筑围墙,断绝交通,禁止中国人出入。8月4日凌晨,工、农、学、商数千人,高呼口号,拥向南台寺,一举拆毁了华大围墙。8月15日,高师附中学生会主席杨国杰等40余人被捕,当天,杨国杰被枪杀在春熙路孙中山铜像前,激愤的群众用鲜血在铜像下书写“打倒国民党”的标语以示抗议。

叶圣陶在日记里,特意记录了成都人迎接抗战胜利的场面:“十四日下午,各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答复盟国,接受盟国之旨,从此投降。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稀稀朗朗,似乎晚饭后就消停了,只听得卖夜报人的叫唤声。我说的是成都城里的情形。直到十五日,晚报才刊出中美英苏四国已同时宣布准许日本投降的消息。十六日下午,各街巷保甲纠集市民,去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献花,庆祝抗战胜利。一路爆竹锣鼓,行列中大多是衣衫步履两不整的老年人;小学生还在暑假中,没法集合起来列队应差。”

……

而在平凡的岁月里,这个小小的广场依然行使着民间叙事的功能。由于铜像前有花坛和水池,左邻右舍的娃娃都在这里尽情游戏,甚至大搞街头恶作剧,诸如用废报纸塞进人拉车车座后的纸灯笼,使它燃烧起来,一帮孩子开始了他们的街头狂欢;或者向拉客的妓女(俗称“货儿子”)厚着脸皮要零钱,妓女被一帮娃娃死缠烂打,只好付钱了事……晚上等到春熙大舞台散场之前,守场口的人已经习惯性地打开大门,娃娃们便混进场子看戏,顺便捡拾观众的剩余食品……

在金融极度混乱动荡的1949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孙中山广场周围成为自发的“银元市场”,这有点类似于1980年代在春熙路北段、总府路开始的外汇黑市买卖。平民、投机者在此买卖银元,价格波动以小时计算,让极少数人一夜暴富,也让更多的人血本无归。

民国二十四年(1935),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发行的货币为“法币”(纸币)。国家通过法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使用“法币”,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并强行收购银元,以法币1元比价银元1元收兑。到了民国三十七年八月,法币和关金券恶性膨胀,国民政府再次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率收兑法币。金圆券的发行仍然改变不了当时通货膨胀的厄运。其发行速度之快、发行数量之多令人发憷。不久,又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一发不可收拾,最后一文不值,人民拒绝使用。银元、银角和金子又成为市面上的流通货币。

……

由于春熙路知名度甚高,“文革”时期,孙中山铜像周围俨然成为革命舞台。这也深刻体现出了意识形态对街头文化场所的无情占领,并彻底改变其性质。“文革”中春熙路还曾成为“文斗”、“武斗”阵地。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司令、军长、团长常派出人站在街头声嘶力竭地大辩论,高音喇叭声如巨雷,大字报、大标语糊了一层又一层。孙中山铜像旁的市总工会大楼先后成为几个工人造反组织的总部,里面的“文攻武卫队”时时枪声大作,还不时传来拷打俘虏的惨叫声……(郑光路《春熙路旧事》,《党的建设》2006年第4期)

那时,成都每天有无数汽车、板车拖着各类书籍、文物送进纸厂和垃圾场毁掉。读书已成罪过,但很有讽刺意义的是,“破四旧”后不久的1967年,孙中山铜像后居然自发形成一个以图书为主的黑市市场。许多红卫兵把抄来的图书、文物拿来卖钱,一角二角即可成交。先是偷偷摸摸,后来明目张胆,书市异常繁荣!

我的父亲告诉我,他多次看见一些十来岁的中学生用背篼背着各式书籍,聚集在此,开始大声武气地交易,间或有清三代上好的线装写刻本。其实,这些用背篼背来不少书籍的中学生,多半是进驻各个机关单位的“八二六”(“文革”时成都有“八二六”和“红成”两大造反派)。

比如,那时最著名的书籍就是“黄皮书”与“灰皮书”,前者包括爱伦堡《人·岁月·生活》、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赛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一批苏联、东欧和欧美的当代文学作品,后者包括《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和《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等,每个系列多达一二十本,在一部分青年之间开始隐秘地传阅。依靠阅读禁书、“内部书”,一些人早在“文革”年代就获得了思想启蒙。不过,成都籍的著名学者徐友渔认为,“灰皮书”和“黄皮书”很不全面,“主导者对整个西方文明不了解,眼光比较差。出书目的是为了反帝反修,而不是从哪些是重要的人类文明成果的角度出版。因此光看周扬他们安排出的书,就算全部读完,对20世纪也根本不了解。

好几个当初名气远比我们大,因为较早读到内部书而起来的思想者,后来的思想都非常偏颇。”

除了图书交易,这里也有粮票、布票、油票之类的黑市票证交易,毛主席像章、军帽、乐器等也是交易中的重要内容,以物换物,以物换钱都行。这个黑市虽屡屡被群众专政予以清洗,却显示了顽强的生殖力,直到1969年红卫兵上山下乡运动后才逐渐失去活力。这里真是一所社会大学,许多因“文革”不能再进校读书而又充满求知欲的年轻人在这里徜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不仅维系了文化遗脉,从中也有脱颖而出的学者与精英。

值得一说的是,孙中山广场上那购书不用钱的办法,用什么换?“流通货币”是细粮票。到1970年代,孙中山广场周围常有换票证的人,逐渐成为一种职业,成都人喊他们叫“书串串”。五六十年代的老版本《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镜花缘》《官场现形记》等书十分抢手,一本《儒林

外史》需要5斤四川省粮票,而那时黑市上的交易是一斤省粮票可以卖3角钱。一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简装本《儒林外史》定价则只是0.98元,一本标价0.62元的《茶花女》“由于极度抢手”,需要用8至10斤粮票,显然,以粮票换书要贵得多。

我查阅到一个资料,刘文彩那光彩照人的三姨太凌君如,在“三年困难”期间,早已经是面带菜色,蓬头垢面,也曾在这广场上倒卖过票证……

春熙路失去了熙来攘往的景象,所谓“春台”,俨然成为意识形态的舞台和阵地,你方唱罢我登台,早已名不副实了。

由于塑像置放地点在一个院子里,对此塑像,本地行人匆匆而过,略不之顾。而外地游客,倘无人指点,恐亦极少知道成都古籍书店一侧的园中,尚有中山先生铜像。每年中,除中山先生逝世及辛亥革命纪念日,还可以见到有纪念花圈置于坐像前外,平时则少有人问津。

2001年,市政府改建春熙路商业步行街,重建中山广场,广场占地扩大至10亩。孙中山铜像置于广场之中,鲜花簇拥,庄严肃穆。改造后的中山广场,四周高楼和玻璃幕墙却环壁如堵,直指蓝天,孙中山坐像在比例、尺寸上都显得有些矮小。为了与环境协调,孙中山铜像又被高置在浅黄色的大理石台基上,身后为一黑色大理石贴面的弧形照壁,上面镌刻有孙中山先生的手迹:天下为公。

如今,遍布在广场四周的坐椅,已经成为游人休息的场所,花岗岩地板与镶嵌在地面的黄铜浮雕,被熙熙攘攘的鞋蹭得铮亮。浮雕的内容是展示春熙路的近百年变化。这样的浮雕,其实是下水道盖,如此美轮美奂,在艺术上堪称是全国各大省会城市的杰作。这让我联想到,春熙路地下发掘出一处珍贵遗存——“唐代地下排水设施”,可惜宅已消失在“伊藤洋华堂”商厦下了……

显然,汉语中的广场一词,具有评论家藏策先生所独创的“超隐喻”一词的特征。“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超越’隐喻的意思。”(《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版,第281页)希腊语中的广场,本是民主集会的场所,它不需要辽阔威严。汉语里的广场,没有这种民主成分,它往往只与公判、批斗会以及振臂如林的誓师大会以及高音喇叭、口号有关。进入新时期以后,汉语的广场上回荡着双卡录音机的靡靡之音,穿中山服和喇叭裤的男女摩肩接踵,搂作一团。某些地方,广场成为渴望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的民间黑市、旧货交易场所……这些努力,消解了广场的挺阔,呈现出了民间的“人迹”。但在高打和谐牌的当下时代,它又成为和谐太极拳群体表演的革命性天桥。在我看来,当隐喻里带有来自传统的、历史的、渊薮中的反光时,反光俨然已经成为了环绕喻体的松枝和向日葵,使本体成为圣体,从而使隐喻成为讽喻。

近年,中山广场安装了6盏高约3米、粗约30厘米的蜡烛灯,每盏灯的身价高达8万元。每到夜晚,在这些漂亮灯饰的光耀下的,广场成为了春熙路最迷人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