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似乎又扯远了，我们还是把话题扯回到成都的桥上来。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时，全城有塘二十余处，桥近两百座，既有拱桥，也有平桥，还有不少廊桥。就材质来看，石桥、木桥、竹桥、铁桥应有尽有。再看桥的名字，使人不免心向往之：卧龙桥、双凤桥、陆萧桥、莲花桥、赛锦桥、双灵桥、柳荫桥……它们诗意地横卧于水上，为成都这座流溢着书卷气的古城平添了几许风雅。有着两千三百多年历史的成都，曾有“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往来碧波中”的水乡风貌。千百年来，河流横贯，沟渠众多，桥和水构成了老成都的一大景观。
一条金河串起了二十四座桥。它们是锦江桥、古卧龙桥、青石桥、拱背桥……二十四座桥造型各异，各有特色。桥上走着一个时代，行人、轿子、鸡公车、黄包车川流不息；桥下淌着一世传说，河岸杨柳依依——好一幅悠闲的水乡图。杜牧笔下的佳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十分美妙的画面，憾二十四座桥中，如今除人民公园内尚存两三座外，其余的都不复存在，或者只徒剩虚名而已。
古万里桥被誉为成都第一桥，有两千零五十年的悠久历史。且让我们梳理一下这座古桥的历史脉络，并以此作为成都众多历史古桥的代表，以打开成都水文化的另一扇窗口。
东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说，公元前311年，秦惠王听从张仪建议，令蜀郡守张若按咸阳格局修筑成都城。后人便多以此为成都建城日，距今已两千三百多年。蜀郡官衙所在地是城南“赤里街”，这是成都最早的街道，即今南大街一带。建城后约六十年，在秦国庄襄王时（前249~前247），这时的蜀郡太守李冰开辟都江堰和成都“二江”，从赤里街出南城门为当时要道，有两江阻隔，必然要在江上架桥以利交通。万里桥之名，也最早见于常璩先生那本《华阳国志》：成都父老历代相传“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西南两江有七桥……大城南门曰‘江桥’，南渡流江曰‘万里桥’。”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李冰初建万里桥，距今已足有两千零五十年了。任乃强先生也认为，李冰所筑七桥应为“木制之板桥”，其后应有多次改建。事隔两千年后的1988年维修万里桥时，于水下发现秦汉时期砌砖等文物，桥下基石还可见成排的木桩孔洞……证明万里桥确实是木桥。
两江七座桥梁与天上北斗七星相对应——这虽是传说，却反映了古人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朴素辨证观。万里桥列七星之首，所以古时又叫长星桥。这在南北朝时梁朝的李膺《益州记》中说得很明白：“长星桥，今名万里桥。”
古时，桥南有个蓄水大湖，叫笃泉，所以万里桥还有个雅名叫“笃泉桥”。1940年是抗日战争时期，下游新修一座新南门大桥以便市民“跑警报”，所以现在又通常把万里桥叫做“老南门大桥”。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万里桥”会成为这座桥梁最主要是响亮的名称呢？唐宪宗时当过宰相的李吉甫在他著的《元和郡县志》中讲述：被内忧外患弄得寝食不安的诸葛亮，在桥上送费祎出使东吴“联孙抗曹”。诸葛亮长叹道：“万里之路，始于此。”又一次，诸葛亮到码头送吴国使臣张温，说：“此水下至扬州万里。”
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逃难跑到成都，过此桥问：“这桥何名？”侍从忙答：“万里桥。”这个闯了大祸事的风流皇帝，自我解嘲般地放了个“马后炮”：“记得开元末年，有个叫‘一行’的和尚对我说：‘二十年后，陛下当远游万里外……’今天果然应验啦。”
其实，秦国李冰筑都江堰、辟二江，主要目的之一，是开通蜀中水运通道，直达长江而出四川、通大海，以输运巴蜀物资而强秦。名“万里”，即“长江万里”之意。杜甫名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诸葛亮“万里之路，始于此”的解说。“万里桥”，是古蜀人——也即当时的“成都人”走出四川盆地、融合进“中国”母亲怀抱的起点。我们猜想：“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的传说，莫非古人果真深藏玄机？北斗七星能指明方向，“长星桥”（“万里桥”），不也是成都历史长河中一个重要转折点的明显坐标吗？
$在历代文人眼里，万里桥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桥
据悉，隋唐以后万里桥成为进出成都的水陆咽喉要道，十分繁华。这座老桥，也成为古成都的标志性建筑，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万里桥，屡屡飘入古人的梦中，跳跃在古人诗中……唐朝大诗人杜甫曾骄傲地介绍自己居家的地理位置：“万里桥西一草堂”。他无数次站在桥头，俯瞰大江碧浪滚滚东去，遥望天际苍茫岷山积雪，吟哦出“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的动人诗句。刘禹锡也饱含激情地吟出：“日出三竿春雾消，江头蜀客驻兰桡。凭寄狂夫书一纸，家住成都万里桥！”
事实上，唐朝万里桥一带确是当时居家首选。何故？盖因这一带景色秀丽、交通方便。从史料中我们发现还有一个大优势：从赤里街（今南大街）到万里桥北侧，秦汉时就有“南市”，购物很方便。从北宋时张君房《云笈七签》中又发现一条资料：中唐时韦皋任剑南节度使，在万里桥南岸（今浆洗街一带）“创置新南市，发掘坟墓，开拓通街。水之南岸，人逾万户。”南市上，楼阁房舍修得十分宏丽、鳞次栉比，被称为“一时之盛”……当时算“高档社区”了。
唐朝女诗人薛涛，就住在万里桥畔，家门前栽有茂密的枇杷树。她在《和郭员外题万里桥》中道：“万里桥头独越吟，知凭文字写愁心。”她知名度闹得响亮，连地方首脑（节度使）韦皋也拟奏请朝廷给她顶乌纱帽戴戴——授她“秘书省校书郎”的官衔。诗人王建也是她的铁杆“粉丝”，写出“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的赞美诗。
唐朝大中九年（855）进士扬州人陆肱，曾写了有名的《万里桥赋》，长达四百三十五字。赋中开头就是“万里兮蜀郡隋都”，说成都同扬州一样豪华出名（扬州曾是隋炀帝的“行都”）。从赋中“潮生而夕月初明”、“帆去而秋滩正急”，可想见当年万里桥下宽阔的水面上，浪淘江月、大江东去……那情景是何等幽雅而壮观。
万里桥是外省游子思乡垂泪之地。最著名的事例当属以写边塞诗著名的唐诗人岑参(715~770)。他是湖北江陵人，五十五岁当乐山的“一把手”（嘉州刺史）。后任满罢官，十分愁苦。他常在万里桥边酒楼上，怅望茫茫水天以酒消愁，并写下《万里桥》诗：“成都与维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楚客过此桥，东看尽垂泪。”史载，岑参死于成都旅舍。我们从这首哀怨诗中猜想：这位唐朝杰出诗人很可能就凄凉地死在万里桥边某个“酒家”……
万里桥的美丽风光还屡屡跳入宋代大文豪的字里行间。苏州人范成大曾在《吴船录》中无比感慨地说：“杜子美诗曰‘门泊东吴万里船’。此桥正为吴人设。余在郡时，每出东都过此桥，为之慨然。”
浙江绍兴人陆游，曾盛赞成都是天下第一：“忆从南郑入成都，气俗豪华海内无。”他写出许多吟咏万里桥的诗：如《晓过万里桥》：“晓出锦江边，长桥柳带烟。豪华行乐地，芳润养花天……”此外还有：“成都城南万里桥，芦根萍末风萧萧。映花碾草钿车小，驻坡蓦涧青骢骄……”；“雕鞍送客双流驿，银烛看花万里桥”；“朱桥架江面，栏影摇波光”……
陕西蓝田人吕大防在《万里亭》中，描述当时两岸多栽幽竹的情形：“万里桥西万里亭，锦江春涨与堤平。拿舟直入修篁里，坐听风湍澈骨清。”
外省人都如此看重万里桥，难怪我们四川人最引为骄傲的苏东坡，在异乡也魂牵梦绕地吟出思乡曲：“我欲归寻万里桥，水花风叶暮萧萧……”
从万里桥到浣花溪上一段锦江，自古是成都人乐游休闲之地。
前蜀后主王衍最会享乐。919年5月的一天，锦江中出现这样的热闹情景：自百花潭至万里桥，上千只龙舟彩舫绵延数里，坐满官员和百姓。风流皇帝王衍亲自以竹板打拍子，大唱《霓裳羽衣》和《后庭花》曲……锦江两岸游玩的“游人士女、珠翠夹岸”。中午，突然起暴风、下起雷阵雨。偏偏这时水中又有条很大的鱼跃出捣蛋，一些船受惊翻了！万里桥下乐极生悲，许多人落入水中。史书记载：这天“溺者数千人”。
到宋代，已形成江上娱乐习俗：在万里桥下泛舟，称为“小游江”，在浣花溪泛舟，称为“大游江”。宋太宗时张咏在成都当知府，这老兄还曾积极发展“休闲文化”。他在成都当官时，每年二月二日踏青节都聚众为乐：“日出万里桥，为彩舫数十艘，与宾僚分乘之，歌吹前导，号小游江……士女骈集，观者如堵。”
船上的张咏喜气洋洋地观赏江边漂亮的成都姑娘，写出赞美诗：“春游千万家，美人颜如花。三三两两映花立，飘飘似欲乘烟霞。”好不浪漫！以后成都若举行“选美”比赛，这诗完全有资格列为经典绝唱。
今天的人可能难以想象的是：古时万里桥江面宽阔，还是成都训练水军之处。宋淳熙四年（1177）正月，宋孝宗下圣旨：“沿江诸军，岁再习水战。”时年五十三岁的陆游，观看了万里桥一带江上演练的情景，写下气势豪迈的《万里桥江上习射》：“坡陇如涛东北倾，胡床看射及春晴……”
$在马可·波罗的眼里，万里桥就是一个繁华的商肆
北宋乾德至开宝元年间（963~968），四川转运使赵开，改革茶、盐、酒的税法，很捞了些钱。但他也做了件好事：将万里桥建成石墩基座的五孔木梁“廊桥”。（北宋以前的万里桥是不是“廊桥”，未见确切资料，但当时成都大江之桥多为廊桥。）
南宋淳熙年间，皇室宗亲赵汝愚（1140~1196）曾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他也干了几件好事：一是招抚安定了川西羌族骚乱，二是维修诸葛亮祠庙、万里桥等成都名胜。他的幕僚刘光祖写了篇《万里桥记》。刘光祖（1142~1222），四川简阳县人，曾任剑南东川节度推官。
刘光祖说，赵汝愚这位四川新任首脑非常崇拜诸葛亮，认为应大力保护古三国文化遗迹。虽前任四川官员“沈公”也曾扩修万里桥，但并不理想，所以赵汝愚要重点保护性修整。重修万里桥时，又增添水下“石鱼”（反映水文资料）和“酾水”（即泄洪孔洞）为“五道”。
刘光祖又说，当时重修万里桥并不只是简单的解决交通和泄洪问题，还有以古鉴今、古为今用的目的（“怀古以图今”）。前人这种尊重历史的做法，对于今天如何处理传统古建筑，无疑是一面镜子。
我们从《万里桥记》中还可了解到一个重要信息：“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也就是仍修建成“廊桥”。凡去都江堰看过南河廊桥的人，不难想象当年更宽阔许多的万里桥，在汹涌涛声中的廊桥雄姿，该是何等美丽。
了解这一点很重要。元朝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1287）前后，当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到成都，看见锦江、看见万里桥时，他着实惊呆了！《马可波罗行纪·成都府》中写道：“有一大川（按：即锦江），经此大城。川中多鱼，川流甚深……水上船舶甚众（按：即很多）……商人运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甚者！”他又说，“此川之宽，不类河流，竟似一海”。这话或许有人感到太夸张。但仅在五十年前，不少人还在城东河心村（现称东湖）游泳，见江水、湖水、堰塘或连或断、显得漫无边际，就有“像海”的感觉——何况还是八百年前！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是：古时的成都，河床宽广，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湖泊甚多……真正堪称“水上城市”。
马可·波罗还说，锦江上有一石桥，桥“宽八丈，长半里”，颜色鲜明，气势恢弘。“桥上两旁，列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桥屋顶有鲜艳的五彩图画。“桥上有房屋不少”，各种“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这座桥本身就是一个繁华的集市，桥上一字排开许多木制房屋，都是商贾、工匠经商的商肆，能“朝构夕折”，相当于现今的活动摊点。桥上还有官方的“征税之所”，税金“每日不下精金千量”……好不繁华。
马可·波罗笔下的这座桥，就是与成都最热闹的“南市”连为一体的万里桥。现在有人说成是安顺廊桥，那是错误的，因为安顺桥的修建，最确切的记载是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修建，而不见明清以前的史料。
直到明晚期，万里桥仍很辉煌。湖北人钟惺(1574~1624）在《浣花溪记》中描绘过万里桥如诗如画的情景：“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江水蜿蜒如明镜，如“绿沈瓜”美玉……明万历时浙江临海人王士性到成都，见锦江碧带般环绕城墙，万里桥一带是一片水乡风光：“江流绕雉堞如靛，即村舍扃扉、田塍沟渎、无非流水……水上林木翳映，所在皆佳境。”
万里桥后来发生了一段如今鲜为人知的重大沉痛的历史事件：明末清初张献忠祸乱四川时，万里桥蒙受千古之羞辱，曾作为最主要的杀人刑场。1645年11月23日是血雨腥风的“屠城”之日。这天张献忠的大西军遍搜各家民户，驱逐百姓出城屠杀。当时在大西军中的外国传教士利类思，被士兵带到南门外“中和门”的城楼上。他亲眼目睹无数百姓被聚集于万里桥边沙岸，“一见张献忠到来，众皆跪伏地上，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啊！’”
张献忠“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跃入人中，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杀该死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于是，万里桥上和岸畔，“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死尸抛入江中，江水壅塞不流；张献忠命水手撑大船十余只，至下流推尸顺流，方得流通……
张献忠这一乱搞，成都遭空前大破坏，万里桥后也崩塌。清康熙五年（1666），汉军镶蓝旗人张德地任四川巡抚，才和布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狮霄、知府冀应熊、成都知县张行、华阳知县张喧等人，共同捐资恢复城墙、桥梁。复建后的万里桥仍为廊桥，桥修为石砌七洞，高三丈、宽一点五丈，长十余丈（约三十三米）。桥头有冀应熊手书“万里桥”石碑。古渡碧波，廊桥“武侯饯费祎处”等额联令人发思古之幽情。
贵州黔西人李世杰（1716~1794）继福安康任四川总督后，于清乾隆五十年（1785）又补修万里桥，将桥改为石拱桥，数年始完工。
清光绪十四年（1888）再次重修万里桥。竣工“开桥”仪式上，由中过文状元的贵阳青岩人赵以炯和中过武状元的天津人童中和（当时在成都任职），行“踩桥”——即剪彩仪式。（注：陶亮生先生说这是1902年的事，不确。我查史料，赵以炯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到成都是1888年。）
1905年，日本人山川早水看见：“万里桥作为南门街唯一的通路，喧闹、拥挤一刻也没有停息。加之桥的两侧破烂不堪，饮食、废品摊点，比比皆是。”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后，再次改建万里桥为七孔石拱桥，桥长二十丈，桥宽三丈余，石板护栏。清末官员徐心余亲眼所见：“出成都南门南行百余步，水声淙淙。有万里桥跨江横卧……附近居民，聚集桥之两边，设摊成市。中间车马往来，行人如织，不觉其拥挤，其宽阔可知矣……巨观也！”
如今已很少有人知道：主持修桥的，就是那个被后人骂为“赵屠户”的四川总督赵尔丰。所以当时桥南桥头上，有一道巨大的石碑，刻有这位赵大人亲写的“万里桥”三个大字，十分壮观。
为了城市发展需要，原址新建了一座完全现代化的单孔水泥大桥，1996年5月31日正式通车。后在南岸又修了一座现代化海洋巨轮，常听成都人“冲壳子”，说那是“泰坦尼克号搁浅到老南门了！”1997年岁末底，浣花溪风景区修建了一座莫名其妙的“万里桥”。自此去坐出租车，“的哥”往往会问：“万里桥？哥老倌是去老南门？还是去浣花溪假万里桥？”
单单一座万里桥，经粗略梳理，便留下一大堆文字，何况成都两百座古桥乎？这样的桥，这样的水井，这样的水文化，是成都这座酒城之所以能酿出千年一坊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