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若详细分析起来，其中因果关系非常复杂，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和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人类社会之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假设使此两种文化各自独立，不相关涉，便可以如此说，以得一确定的概念。然须更进一步，先明了此两种经济制度之不同，两种制度的特性，然后看他们俩各自发展中的动象，以至于因发展而相接触，因相接触而起混合的演化，便能得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形势，世界革命的渊源及其趋向。这是研究的方法。至于详尽的说明，不是一篇杂志论文所能了事，况且此处为篇幅所限，只能略略指明，以后再逐期详细讨论。
中国人，甚至于学者，所心爱的东方文化究竟是什么
第一种元素是宗法社会之“自然经济”。
“中国之‘家庭手工业’，在城市之中，尚有不少保存着呢，并且是在很老很大的商业城市之中。譬如宁波，有三十万人的居民，前一辈的妇女还是亲手制作衣履，以供夫妇子女之用。当时的青年妇女，若竟向商铺购买此等事物，必定引起大家的注意，——以为怪事。”(见Nyokching
Tsur博士之《宁波人的企业》，德国蒂宾根一九O九年版，第五十—页。)农家手工业本是中国宗法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一。至于农业上之土地制度、义庄制度、族有制度等之宗法社会的色彩，尤其明显。记得二十年前的老太太们，若听见姑娘们要到店里买鞋，必定骂他们“无耻”，若看见洋手巾、铅笔，都说是有“洋骚气”。此种厌恶西方文化的态度，崇拜东方文化的旧梦，何等高傲，何等自大!其实中国木匠的鲁班祖师，秀才的至圣先师和文昌帝君，都不过是中世纪“行会”、“教会”式的文化。假使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看见中国理发师手臂上刻的花纹，中国字画上“世伯”、“世兄”、“年兄”、“姻侍生”等的题款，必定很高兴，以为社会史上经济史上添了不少陈列馆中的材料。所谓伦常纲纪、阴阳五行同样是宗法社会或行会制度的表征而已，并无特异的文化，更无神圣不可侵犯之处。
第二种元素，是畸形的封建制度之政治形式。
东方其他各国的宗法社会现象，虽然各有特殊形式，与中国不相类；然而性质是一样的，也许色彩的浓淡相异而已，可是此地封建制度的遗迹，却很显露，比中国明显得多，田地制度、劳役制度处处都可以表现此等国家中经济上的封建遗迹。至于中国呢，难道完全脱离了封建制度中国当初因民族斗争的结果，经济文化屡屡受外族的破毁，并为地理状态所限，经济上的发展至近代尚停滞于宗法社会之“半自然经济”；这是屡进而又屡退的过程
(此层意思将来再当详论，此处仅限于总观念)，所以政治上虽屡见统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其实并非真正的集权政府。不过以宗法社会为基础，承封建制度既经屡起屡仆，“诸侯”的力量薄弱，经济上的凭借极不稳固，资本制度又为技术所限无从发生，那时所谓“资产阶级”仅得极小的一部分商业上的分配权，所以君主得勉强建成立于一盘散沙之上的“中央政府”，政府之下隶属无数的小经济单位，就是家族、百“姓”。因此，百“姓”之中的“大姓”、“世家”，往往可以形成似贵族非贵族的阶级，而官僚、疆吏、地方官亦能形成似诸侯非诸侯的统治者。封建制度于政治上实未曾死灭，况且“改丁归漕”之法律上的实行不过是一个半世纪以前的事，而“捉差”、“办差”等制，直到清朝末年还是存在，经济上又何尝可以说封建制度完全消灭于秦灭诸侯之后呢新式社会，若无建设他的相当动力，是不能代旧式社会而兴的。中国独立的文化之中，经四五十世纪的历史，而竟不能求得丝毫类似于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也就无足怪了。辛亥“革命”
，为资产阶级透了一口气，可还不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但没有完成，并且着手预备得也还很少。因此，封建制度的余势大盛，中国资产阶级的稚弱，统一君主的败落，各“地方”区域内的经济发展，及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用，有此四端可乘，于是军阀割据制度成，而所谓“统一的”中国遂崩坏分裂。中国社会乃逆世界潮流，由“民主革命”反退向封建制度。现代中国的军阀制度所异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者不过两端：一、后者为自其原有的经济基础生长而成，前者乃攫得此种经济基础于外；二、后者根据于采地制度农业经济，而前者根据于雇佣军队投机商的财阀，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障碍。然军阀制度，由先得政治地位进而行经济侵略，剥削商民，压迫劳动者，不但简直和封建诸侯相似，而且比封建诸侯更可怕。例如四川、云贵、湖南、山西、甘肃、东三省等，几乎全是一军征服之后渐渐依据地势强行逼迫商民，凭借当地的经济势力，实行农奴制度式的劳役征调以剥削劳工民众，于是造成他自己的“政治势力范围”。四川省内现时有各军队之“保商”、“护商”制度，商人怕“匪”，当初请他们“保镖”，现在落得反客为主，每次护商队“临幸”，商人反须贡献一大笔费用，往往超过所有货价百分之五十，颇与俄罗斯开国史上商人请镖师，镖师变成“外国来的王爷”相像；福州“拉夫”办法几乎完全恢复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捉差”制；京汉铁路，汉阳工厂，自从今年罢工失败后，实行军队强迫工作；其他残杀奸淫，拘禁铐掠，和封建时代的诸侯对待农奴的手段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劳工平民一概是为军阀经营生产交通的牛马。凡此都不过是最显著的实例，其他相类的事情，举不胜举。此等现象，
由所谓“自由”贸易(经济学上谓之“简单的商品生产制”)变成小诸侯辖制的商业，由所谓“自由”劳动变成公开的武力强逼的力役，岂非中国社会逆流退向封建制度的铁证!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
第三种元素是殖民地式的国际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