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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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古今大慈寺街道史(2)

由于总府街商业方面的繁盛,前已言及,因此本节我们将多说此街周围的文化特色。民国肇新之始,1913年由私人集资兴建了群仙茶园,同时全部引进江浙年轻女演员(俗称“髦儿班”,因江浙一带称年轻女子为髦儿)来演戏,此举在当时的成都颇引致轰动,后移到梓潼桥大观茶园继续演,而此处便改为演川剧,后来更是改为育智电影院。其中最为著名的演出是抗战时期上海影剧团的白杨、赵慧琛、谢添、施超等参与演出的《日出》和《雷雨》。众所周知,总府街周围报社和书店云集,诸如“新新新闻”(春熙路中段,为成都私家报纸销数最多者)、《四川日报》(华兴街49号)、《兴中日报》(春熙南段)、《新闻夜取》(悦来场)、《华西日报》(总府街90号,为省府机关报)、《西蜀新闻》(总府街,民初创办)和《国民公报》(总府街,民初创办,直到1950年才停刊,为此前成都创办历史最长的现代报纸)。浓厚的文化氛围和强烈的商业金融气息,在此街周围融成一体。

附近的书店则有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均在春熙路北段),而总府街的支街之一昌福馆除了著名的昌福印刷公司外——此公司由四川商会会长樊孔周参与创办,后被军阀刘存厚枪杀——还有讽刺时政的刘师亮在此出版他诙谐幽默的《师亮随刊》,且有宜昌电影院,曾放过著名的《火烧红莲寺》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曾是成都近现代著名的书籍批发和零售机构——华阳书报流通处的所在地。许多著名人物李劼人、吴虞、魏时珍、周太玄、李思纯、吴玉章、孙少荆等都曾是这里的常客。《新青年》《每周评论》《努力周报》《进步月刊》《小说月报》等当时名重一时的杂志,均借此传播至四川。经营者名叫陈岳安,可惜1927年他外出到上海,就失踪成谜,我曾在拙著《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版)之《吴虞与陈独秀》一文里有专节特别提到他对近现代成都文化、新闻传播等方面的贡献。在城守街则有四川省图书馆,史学家蒙文通曾任馆长,并于此发起成立“成都中国史学会”。至于华兴上街和皇华馆街合起来成华兴街,皇华馆为清代朝使驻节之处,诗人王士祯的《陇蜀余闻》和官员陶澍的《蜀

日记》均有记载。

1925年的城市新街道

在修建了东大街和春熙路之后,成都市政公所积累了许多经验,1924-1925年成都市最早的一批城市街道——城中繁华地段的街道,得以分段分期(前后分成三期)改建成新式马路,以便橡胶轮胎的东洋车和随后而来的汽车通行。所改造的城市道路有许多条街道,都在古大慈寺范围内。这些街道的变迁,也是古大慈寺范围内街道演变史的一部分。还可以将此和成都市公安局分别于1957年、1979年编制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册》——1953年成都公安局也编有街道索引手册,可惜我手中没有,无从参考——联合起来观察,便可以更为清楚地知晓成都市街道变迁的历史轮廓和城市演变的历史。

1926年编辑的《成都市市政年鉴》非常清晰地展示了这三期街道修建是如何完成的,其中有《建设三期马路之各项规程》,包括监督验收、收支以及如何管理拆迁后街道出现营业铺面的问题等。分为中区、东区、南区、西区、北区、走马、督院、南打金三等特别区、外东区、外南区来分期加以建设。所列各项有:路款收入表、路款支出表、路款收支总表,罗列得非常详细,谁自愿捐助,有哪些是拆回公有和城墙烂砖收入等。每条街长度不一,宽度也从二十四尺至二丈四尺(均为英尺)不等,路质统为四合泥。第一期所修在古大慈寺范围内者有总府街、上华兴街、福兴街、城守东大街、上中下东大街。第二期则有湖广馆街,上中下北打金街。第三期则有南中北纱帽街、书院南、北街、惜字宫街、惜字宫南街、棉花街、庆云南街。其中如纱帽街(南、中、北)费城砖数为647240斤,石灰481包、运河沙黄泥等花费五千文,此区共用铅丝笆1450个、纸筋600斤、烟子1400斤。这里面透露一个信息,成都的古城墙,大部分是在第一次新修马路时被拆掉的。这当然有城市发展之必须,但其间没有恰当且整体的城市规划是必然的。

查1957年成都市公安局编制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册》,上述许多街道都还在,中、下北打金街均为江南馆街派出所管辖,但后来前者为总府街派所管,后者为镋钯街派出所辖,但上北打金街却因街道改造消失。但惜字宫南街在1957年和1979年的街道索引手册中都变成了惜字南街,大抵不是手误,而是街道命名的机构如地名办之径改。这是完全不尊重历史事实,且不懂文化的胡来。惜字宫本来就是道观,道观与敬惜字纸联袂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以前惜字宫曾有字库就是明证),街道的变迁应尊重其历史自然演进,而不能由后人毫无道理臆改,至于惜字宫街则彻底消失。1979年成都市公安局编制的《成都市街道索引手册》里,不只是隆兴街等消失,其他街道分别对应新街道如下:总府街和湖广馆街——东风路二段,棉花街——东风路三段,书院正街——红星路二段,上、中、下北打金街——红星路三段。除总府街之名得以恢复外,东风二段和三段后来均改为大慈寺路,而成为蜀都大道的一部分。

1925年在新修马路的同时,对城市新街道街灯的配套建设也一并展开,因为此前街灯多为菜油灯,夜间往往黑暗不明。由于春熙路作为市政建设的标准性道路,所以市政公所和启明电灯公司合作办了一个春熙路电灯事务所,统一管理,以方便商家和路人。市政公所称:“十三年九月,市区各干路俱已次第完工,本所决定于各街安设街市电灯,以期壮美观瞻,便利交通。”(《成都旧志·成都市市政年鉴》P335)电灯费则由街正和警所将原来所收的灯油捐照付即可,电灯费比菜油灯的费用还要节约20%,由此电灯逐渐推广开来,从而使本来就比较繁荣的城中心商业更加壮大。

每条街道都有自己的灵魂

一棵树没有枝丫、树叶,光秃秃的哪怕它直冲云霄,也是不美观的。何况这样的树,多半病态到已近于死亡的边缘,哪还有半点生趣?我欣赏的是柯枝覆地、绿叶华滋的生动景象。一座城市,如果没有小区、街道将其细划,将会使人恐惧而茫然。而每条街道居住着的人们就是这条街道的角色,由他们领衔主演,上演一出出悲欢离合的正剧、喜剧、闹剧,只不过随时间的推移,大多会消失于天壤间,而湮没不彰。我曾在拙著《从历史的偏旁进入成都》里辟有专章“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

闲教女儿读唐诗,我的原则是一定要引发她的兴趣。有回说起我爱喝酒,就顺便给她教了首白居易《问刘十九》。我不仅给她讲了刘十九与古代大家族排行的社会学意义,还给她讲“绿蚁新醅酒”与今天蒸馏白酒之关系,而白居易邀刘十九来喝酒这首诗,相当于今人给朋友发请帖叫他饮酒。古人的名片叫名刺,比今天的名片要大,今天许多人的名片上前后都印得满满的,古人的广告意识不强,或者不像今人那般俗气,只印上官爵、籍里而已。我们所住的城市里就有一条在过去从事印名片的街道,名叫爵版街。

我家与爵版街很近,几乎每天都会路过,于是我带着小女实地去考察一番。爵版街一与藩库街为邻。由布政使司下属的布库厅所领广济库,俗名藩库而得名。今天那里是银行,古代相当于民政厅;二与如是庵街接壤,原来这里是座寺庙,大抵有“如是我闻”的意思;三邻书院街,这说明此前这一代为书院旧址,是读书人读书的地方;四与惜字宫街相邻,说明那里有个字库,古人有敬惜字纸的传统,不轻易污损有文字的东西,表明对文化的尊敬。当然说污损了文字眼睛要瞎,只是一种没有科学根据的传闻,但目的只是劝导人们对文化要有一种敬畏与热爱。读书人聚集和常来藩库街办事的官员一多,再者布政使署后街(简称布后街)也与这里相接,就是提督街、督院街、学道街离这里也不太远,大抵围绕着这些人群,加之大量的士绅,就形成了一条印名片的街道,因之名为爵版街。爵,就是名头、官衔等,版则是出版。

民国时,这条街道还曾经住过一位名叫林思进(林山腴)的学者,他很有学问,任过成都市第一任图书馆馆长,四川省文史馆副馆长,在四川大学教过书,他是成都的“五老七贤”之一,大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成都时还听过他讲课。他的书房名字叫霜柑阁,著有《清寂堂》集,其门宅上有郑孝胥书其自撰联:“天爵乃尊,湛冥自贵;大版为业,传颂无穷”。其自尊自傲可见一斑,我们的家中还藏有他题名的不少线装书,以及他出版的著作。

爵版街和藩库街,在民国时曾有两所学校。前者是1934年由志诚高中改来的私立志诚高级职业中学,设银行和会计二科,在当时还是比较好的中等职业教育学校。该校1941年秋季学校的情形是教职员50人、学生892人,费费138645元,学级15个(见1943年莫钟駴编《成都市指南》)。以当时的人口来算,规模不算小了,如果不是质量较好,根本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读。至于1923年藩库街,由大成会设立的大成初级中学,则由当时四川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和大成会的会长、“五老七贤”之一徐炯出任校长,全系初中班,虽然人数一直不多,但也算是当时新式教育中守成的榜样。1941年秋季大成中学的情形是:教员14人、学生163人,6个学级(参见1943年出版的莫钟駴编《成都市指南》)。其规模和人数显然不及更为实用的志诚高级职业中学,但由于徐炯的影响力,他把自己的书籍和别人捐的书籍,在学校里办了一个“霁园”(此为徐之斋号)图书馆,因此在民国成都教育史上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据该校毕业生袁永禄在《大同中学旧日情》一文里说,一二期读《论语》,三四期学《春秋》,每逢孔子诞辰都要举行庆典,但在彼时还是常有不少同学跟其他学校如四川大学的学生前往督院街示威游行,争取民主自由。

1950年大成中学与梨花街成都县中合并而成为今天的成都三中(成都艺术学校)。爵版街在今天的成都三中背后,是一个供周围居民买菜的菜市场,依旧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曾呼吁过对成都的每条街道,都立一个简约的中英文双解牌,将其来龙去脉标示出来,既可以让成都本地人知晓成都的过去,亦让外地人知道成都深厚的文化底蕴。关于成都街道的研究,此前有傅崇矩、李劼人、陶亮生、王文才诸先生的文章,但一直缺乏系统的著述。前不久与袁庭栋先生同饭,得悉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成都街道的书,甚为高兴。希望有更多的人,实地勘验街道的现在,再回溯它的过去及其演变过程,能写出一部历史清晰、人物俱活的《成都街道变迁史》来,嘉惠在这座城市生活的人民。让现在的人们了解这些街道上曾经住着的人民,以及街道的兴废沧桑,那里面深藏着许多动人的城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