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发动公车上书开始，中国政治开始进入变革的“非常时期”，在日常政治运行的同时，另一条改良运行线也开始启动。几种自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国从未有过的政治形式出现了，政论性的报纸以直接的政治动员主导了舆论，多少带有点政党性质的“会”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渠道中活跃着。
也许，康梁等人并非当时中国懂得西学最多的人，也许，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并不透彻，也许，他们对当时中国政坛的基本情况都缺乏应有的认识，也许，他们都算不上是富有经验和头脑清醒的政治家。但是，他们有热情，也有韧力，没有他们坚持不懈的活动、推动和鼓动，这场维新运动是无论如何搞不起来的。
问题是，他们是中国人，而中国的政治的近代变革，面临的课题实在是太严峻。几千年的积淀又太沉重。国内连像样的资产阶级都还没有，却要搞资产阶级性质的变政，士大夫连像样的西学都不知道，却要搞西方的政治。一边启蒙，一边政治操作，启蒙话语过了点头，就转过来影响政治进程。微妙的政治交易，模糊的黑幕政治，难缠的政治惯例，还有搞不清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重组，即使没有顽固派的反对，政治变革已经是步履维艰，一波三折。
变法的政治曲线，时而高扬，时而低徊，这是因为曲线的坐标虽然是西方的，但运行的平面空间却是中国的。
一、变法的政治动员
依康、梁等人的原意，他们倒是想一下子进入政治中枢，然后大力推行中枢变法，一举成功。显然，这种如意算盘是不现实的。1895年这个多事之秋的会试，康有为总算高中第五名贡士，但随即又为李文田和徐桐在殿试中降至二甲第46名，随后的朝考仅列二等，结果失去了入翰林的机会，只在六部中位列最后的工部当了一名小小的主事。而梁启超则受他老师名声的殃及，成了康有为的替罪羊，干脆被守旧的徐桐所淘汰。当然，康梁他们并不是想按正常渠道中状元入翰林，一步步入将出相。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使他们双双高中，等爬到相位也得胡子白。康有为实际上是幻想通过一次次的上书打动皇帝，重演秦孝公与商鞅、唐太宗与马周的佳话，一跃而受到重用。然而，在偏于保守，重视程序的清代，这是不现实的。
中式的变法之路走不通，只好学西方和日本，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泰西之强也，在开民智也，开民智之故在报馆也。”不但西方而且“日本之强，盖在报馆。”梁启超后来回顾这段经历时说他们“望变法于朝廷，其事颇难，然各国之革政，未有不从国民而起者，故欲倡之于下，以唤起国民之议论，振刷国民之精神，使厚蓄其力，以待他日之用。”当然，这种“唤起国民”的大道理不是没有包含在康梁等人办报馆、办学会的动机里，但他们当时最直接的目的，还是想借朝野的舆论来推动上层以权力变法，换言之，他们其实还是想通过这一途径以动“圣听”，实现中枢变法的初衷。康梁等人都不是那种可以自甘寂寞在启蒙位置上献身一世的“老实头”。从政才是他们梦寐以求的要事。
维新派最先创办的报纸是《万国公报》，这个名字不用说，显然是抄广学会的，而在形式上，又与一般民间为打探官场信息而办的《京报》相差无几。所以在内容上蹈李提摩太和林乐知的故技，除了每期的政论，主要是引人西学，介绍西方的“新政”。而印刷和发行均由京报上房代管，免费送给在京士大夫阅读。
由于这是中国士大夫首次办政论性的报纸，以西方报业的标准，《万国公报》只能算是幼稚的“练习薄”。主编梁启超、麦盂华也只编过书，没编过报，但这份干巴巴的本版小报，还是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最初，由于《万国公报》随京报发送，在京官员一时不知其所由来（报上并无主编主笔之名），居然有人揣测它来自总理衙门和外国使馆，及到知道了它的真正出处，康有为、梁启超的名声又涨了一节，由是吸引了不少原来与康梁并不相识的志同道合者，如夏曾佑、陈炽、张权等等。也正是赖于他们的支持，报纸才得以维持。
后来，大概万木草堂的才子们觉得学习期（学西方办报的时间）已满，强学会问世后，《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成为强学会实际上的会刊，报纸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除了社论之外，又加上阁抄、译路透电，选译西报，摘录各省报及世界各国情况论介等五个栏目。在编辑之余，才子们还乘兴之所至画龙点睛地加上几笔，使得报纸显得更有活气。由于《中外纪闻》影响渐广，居然有人肯出钱来买，于是报纸就顺势由赠阅改为营业性的订售与发售。
通过这种“练习薄”，京中的官场得以吹进了一丝新鲜空气，通过做“练习”，梁启超等人迅速地变成了报界老手，此后就可以大展雄才了。因为，一个办报热潮已经到来了。
在旗人政治势力强大，政治空气保守的北京，维新派的会与报都难以生存，谈“新”色变的顽固派，总能找出些“老理”来挡驾。不过风气一开，就断非几个老朽和冬烘所能左右的。一批办得更漂亮，风格更犀利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其中上海的《时务报》，天津的《国闻报》，澳门的《知新报》以及后来长沙的《湘报》，堪称是这一时期报刊群中的佼佼者。
上海这个近代中国风气最开化的大都市，一批才华横溢、通晓西学的读书人的存在，和中西文化汇流交碰的小环境，使得在北京办报练老了笔锋的梁启超如鱼得水，在《时务报》的小天地中得以大展身手，时梁方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精力过人，才气也过人。《时务报》共出刊69期，每旬一期，绝大多数有梁启超的政论与时评。梁启超一枝生花妙笔，呼吁变法，抨击现实，介绍西学，笔气磅礴，淋漓畅快，“笔端常带感情”，读之者无不为之倾倒，“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有人得《时务报》“急读之下，狂舞万状，自始至终庄读万遍，谨为四百兆黄种额手曰：死灰复炽；谨为二百里清蒙气、动物、植物种种众生额手曰：太平可睹。与梁同时为报章圣手的严复，待时间过去很久了，还称赞梁“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连梁启超直接师法的老师李提摩太对《时务报》的功业也表示震惊，称赞它的出现“从最初就是一个灿烂的胜利，震动了整个帝国。”
梁启超和《时务报》，影响了中国不此一代人，多少年后，《时务报》的合订本还在城乡流传，几代青年读书人，行文著述，莫不效梁任公之“时务体”。在戊戌变法时还是个不满五岁的孩子的毛泽东，在长大成人后，首先学的还是一手时务体，梁启超的影响许多人终其一生也未能去掉。
《时务报》的辉煌，首先是梁启超的功劳，他的先知早慧，他对西学的领悟，他对社会观察的敏锐，他的笔力雄健，气势恢宏，而且用功之勤，效率之高也非常人所能比拟，他后来回忆这段办报生涯道：“每期报中论说4000余言，归其撰述；东西各报1万余言，归其润色，一切公牍告白等项，归其编排；全书报章，归其复校，10日一册，每册3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6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上，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但是，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时务报》的成功并不是康门弟子的独家功劳。上海的一群开明的士人（他们中许多人西学水平比康梁还高），如黄遵宪、邹凌瀚、孙宝碹、章太炎等人都为《时务报》作出过很大贡献，就是经理汪康年也为报纸的经营发行乃至编辑做出过不可磨灭的成绩。有些论者把汪康年视为洋务派的代理人，把后来的汪梁之争说成是洋务派与维新派争夺舆论领导权的斗争。在我看来，显然失之简单化。汪梁之争，虽然背后有康有为和张之洞的背景，但骨子里无疑有启蒙宣传与具体政治操作之间的扦格的因素在内。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谈。即使退一步说，就算汪康年是洋务派的代理人，他的功劳也照样不能被埋没。但是我们知道，汪康年的议论与我们公认的洋务派论调并不相同，他主张民权，主张开议会，主张君民共主，这些都是彻头彻尾的维新派主张。他后来对张之洞，梁鼎芬的妥协，是出于主张之相同还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显然是需要再斟酌的。《时务报》已经向世人表明：变法不再是康门弟子一家的事了。
《时务报》不仅在政治启蒙与宣传方面获得巨大的成功，而且也部分实现了康梁办报干政的初衷。《时务报》在风行海内的同时，也受到许多地方官吏的青睐。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山西巡抚胡聘之、湖南巡抚陈宝箴、浙江巡抚廖寿丰、安徽巡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江西藩司翁曾桂等方面大吏都表示过对《时务报》的好感，甚至凭借手中的权力为下属拨款订购。结果，“两年以来，内而京曹，外而大吏，以及府县几于人人日手一编。”《时务报》所领导的舆论，至少在前期对推动整个变法起了良好的作用。
《时务报》的成功，使之成为这时期办报潮的圭臬，沿海沿江各大都会，愈出愈新的报刊，大都以《时务报》为榜样，摹仿惟恐不肖，直到《大公报》时代，社论与时评还是报纸最有分量的部分，而不像西方新闻界那样，以新闻为主。有名望的报纸以社论时评作用于读者，导向社会舆论。这个头，就是《时务报》开的。
办学会是维新派政治动员的另一步骤。在实际政治运作中，办会与办报纠葛在一起，难解难分，但恪于清代禁止士大夫结社议政的禁令，办会远没有办报那样成功。但是做为康有为“合群”即集拢政治力量必不可少的手段，办学会也是维新变法很重要的一幕。
其实，与办报比较起来，康有为更重视办学会。办学会影影绰绰是比着西方的政党来的，但是，西方的政党是个什么样子，又是怎样进行政治运作的，谁也不清楚，严复这样的留洋学生可能知道一点．但他们对直接的变法却不愿从组织上参与。所以，一旦办起会来，大家（包括康梁）脑袋里闪烁的还是明季士大夫几社复社的影子。虽然清代士大夫诗酒酬唱，结会来往从来也没断了过，甲午之后，一部分感时忧世的京官也常在陶然亭议政，但一旦真的公开打出“结党”的旗帜，士大夫还是心存顾忌，“君子不党”的古训，还在束缚着那部分即使是很开明的士人的灵魂。
尽管如此，由于康有为视开学会为中枢干政的重要步骤，所以不能不坚持干下去，也正因为干政中枢的目的，康有为坚持将开学会的地点选在京师，在他看来，‘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士夫开之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其实，“自白嫌疑”不过是个幌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才是真正的着墨处。
经过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以及热心维新志士的奔走与努力，维新派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终于问世了。强学会成立之初，形势还是不错的，不仅陈炽、夏曾佑、文廷式、沈曾桐等人积极参加，位尊名高的翁同龢与孙家鼐也暗中相助（孙甚至将后孙公国安徽会馆的一部分拨给强学会作会所）。张之洞的儿子张权、亲信丁立钧等人也相当热心，地方督抚中的重心所在，张之洞、刘坤一和王文韶都以捐助的方式表了态。手握兵权的淮系诸将宋庆、聂士成和新建陆军的袁世凯都乐意捐金相助。虽然因甲午战争而大伤元气但潜势力仍旧很大的李鸿章，甚至主动提“自愿捐金二千入会”。实际上，强学会出台伊始，就已经联络了国内较有力量的政治势力的半数。
既有顽固派借口“党禁”极力反对又有强学会自己处置失当的因素，声势颇大的强学会中途夭折。但是中经上海强学会的暂短过渡，维新时期的办会潮也接踵涌到。据外国学者统计，从1895到1898年间，一共报道过76个学会，大约2/3是由士大夫建立的。其中只有25个在内地。除了其中1个学会致力于提倡儒家的教义之外，30多个学会或是按照新的实用精神研究传统的儒学，或是研究西方科学和翻译西方书籍，15个提倡社会改革（如反对吸鸦片，反对缠足或提倡妇女教育）；23个试图唤起士大夫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这些学会无疑多数是在康梁兴办强学会的榜样力量感召而出现的，但多数却非康门子弟所主导的，维新已经变成了一股潮流，几乎把所有有志爱国、改变中国命运的士人都卷了进来，当然，这些学会有的是一些以启蒙和研究学问为宗旨的，但多数却以政治活动为主要目的。所以，当国家形势越危急，学会活动就越是热闹。在1898年瓜分危机出现之际，各省学会潮臻于极盛，康有为为贯彻推动中枢变法的初旨，再次于北京发起保国会。保国会与强学会相比，人数显然多了不少，声势也较大，也终于打动了“圣听”，起到了直接推动戊戌新政的作用，但各方势力集团对它的支持却大不如前。而且，变法一开始，保国会就无形中散掉，康梁建设西式政党的尝试结果变成了急功近利的过渡工具。为了使这个工具更加有效（更具声势），他们甚至有拉人入伙的行为，保国会开会，开始只敢讲是讲学、是开茶会。最后不分青红皂白，将三次来会者都算作会员（结果还招致了个别人的抗议）。当然，这种“拉郎配”的现象在西方各国政党政治中并不乏见，康梁辈这么干，也可算是学习西方的一种副产品。 在办会潮中，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是，关注妇女缠足的“不缠足会”（或曰天足会）出现的既早且多。成为众会之中一枝独秀的“奇葩”。这个事业还在19世纪80年代初，就由康有为开始了，未出茅庐的他做的第一件“维新之事”就是联合曾出过国的乡坤区谔良，在家乡组织不缠足会。并身体力行，不为他的女儿们缠足。在维新运动期间，不缠足运动单兵独进，发展奇快，很多省乃至县份都成立了“不缠足会”。时务报还为不缠足运动大声鼓与呼，上海由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组织的不缠足会，面对当时大足妇女出嫁难的现实问题，还在章程里详尽周到地规定了“入会人员及其子女可以互相通婚；人会人员女子在9岁以上已无法放足者，报会登记后亦可与会中人婚娶。”
相当多的士大夫对女子不缠足运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而且这种热忱还在深入。湖南新花县秀才曾继晖不顾别人笑骂，挨家挨户宣传不缠足的好处。长沙一些士绅免费印送《不缠足歌》，任人取阅。还有人甚至特设定做各种云头方式鞋的鞋铺。参加县考的童生有人竟在考具上贴上“不缠足会”的字条。有人分析了《时务报》上刊登的捐助不缠足会者的情况，她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上半年，这些捐助者官衔大多为大令以上，出身也以举人以上者居多：同年下半年，情况变了，86注捐银中，署正、教正、司马等低级官吏和茂才、国学生等普遍儒生比例，明显增大，而且出现了28位什么也不是的先生和1位女子、1位和尚。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1898.6.9)出版的《时务报》58册，仅1期中所载捐助者名单中，没有头衔而仅称“先生”者就达40名之多。”这个分析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明，支持不缠足运动的人愈来愈多，而且愈来愈深入到下层。据当时的外国教会统计，这几年间，参加不缠足会的人数达30多万。表示声援和支持的人就更多。
当然，在那个时代，发起和组织不缠足运动的人绝大多数都是标准的男人。这场“妇女运动”基本上是些大男人的事情。这种情况，出现在妇女没有丝毫权利，也没有什么社会活动的机缘的中国清代末年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国难当头，百事待举的关头，一干大男人们纷纷对女人的脚大感兴趣，有时甚至比对其他政治大事还要热心。
虽然我们习惯地将缠足称为封建主义的恶习，但是这种恶习实际上与封建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并无直接关系。尽管孔子说过女子与小人“难养”，却也对郑国那个名声不太好的国君夫人南子，表示过相当的尊敬。而那个时代的儒家之徒，对一个为女子而死的尾生都是相当佩服的。只是到了封建社会的中后期，缠足现象才开始出现，而女人的脚普遍地遭殃则是更加晚近的事。
据专家研究，将女子的脚从小就束住不让发育的恶习，实在与中国男子（主要是士大夫）畸态的性心理有关，裹足之后，一来女人的臀部会变得格外的大，二来会使女人的小脚变成男人眼里的别一种“性器官”。在明清文人的浅斟低唱中，关于三寸金莲的描绘比比皆是，在秦楼楚馆，玩小脚几乎成为玩女人的代名词。士大夫将才华过多地用在女人身上，也过多地花在小脚上。中国女人用身体残损扭曲，满足了士人的变态性欲。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蓄辫和缠足风俗受到了西方人最猛烈的嘲笑和抨击，在两者之间，蓄辫事关清朝“国体”，受的抨击稍显含蓄，而缠足由于其不人道，所受的攻击尤其多。在康有为组织不缠足会之前，西方教会已经对此开展了持续的攻击和责难。面对西方人的嘲笑和攻击，中国士人明显地感到尴尬与难堪。尽管打教揭帖对教会几乎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挑衅都以予回击，但却找不到一份揭帖提及缠足和教会对这种风俗的抨击。看起来，士人们是在有意回避这个难堪的事，传统文化的人道主义精神毕竟还在起作用，使他们不好意思公然为这种残忍行为张目。如果对西方怀有极大敌意的士人都如此，那么那些与西方有过接触并对西方心存敬慕的士人对此事的心态可想而知。
先进的士人的自尊心使他们不肯承认中国人是西方人所看不起的“士人”、“野蛮人”，但又无法解释缠足这种陋习，或者说缠足使他们丢脸。因为这成了西方人证明中国人在人种和文化上低劣的一个证据。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先进士人会如此急切地发起不缠足运动，他们是急于抹掉这一中国人的耻辱。他们似乎有些夸张地将不缠足视为改善中国人人种的一个必要手段，从而，不缠足就与“保教”、“保种”的大目标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维新运动的主导者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主要是把办报与办会当作一种干政的手段，但是，他们以及一大批先进士人的不懈努力，还是借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的思想启蒙，正是有了这场启蒙，中国政治的走向虽然经过暂短的倒向运行，毕竟还是能沿着近代化的方向前进。
二、变法同路人：洋务派问题
洋务派与维新派的关系是一个学术界众说纷纭的问题。总的来说，板子打在洋务派屁股上的相当多，说他们投机者有之，说他们耍阴谋者有之，说他们两面三刀者亦有之。变法失败的罪责，至少有三分之一要算在他们身上。当然，洋务派挨板子也有其罪有应得的一面，但是，在我看来，洋务派从维新派的同路人变成敌对者，在维新派方面也是有过失的。
在维新期间，维新派，确切地说就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能够联络的力量有谁呢？除了那些先进的但手中无权士人之外，恐怕只有洋务派了。
甲午之后，洋务派状况有很大变化。老牌洋务派李鸿章尚在，虽然经过甲午战争和签订《马关条约》而实力与名声大损，但潜力尤在，淮系的将领以及与淮系有关系的地方督抚还唯李的马首是瞻。洋务派的后起之秀刘坤一和张之洞，风头正健，是后期洋务派的领军人物，实力雄厚，但张之洞与李鸿章积久不相能，矛盾颇大。吴大激等后湘系，实力虽微，但也不可小视，通过甲午战争，力量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不管洋务派各派之间态度如何，他们对变法的态度在开初都是相当积极的。诚然，我们可以说他们志在唱推行洋务运动的老调，并不是真心变法维新。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洋务运动也是一种变法，而且洋务运动事实上并没有在全国认真地全局性地铺开过，况且维新运动的相当多的内容与洋务运动是一致的。于变法变政之前，先将洋务运动推一推显然是有好处的，也是有必要的。
下面我们先来具体谈谈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态度。首先看看李鸿章。
李鸿章在晚清几十年中，一直是最有权势的洋务派重臣和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他的淮系，即使他的老师曾国藩尚在时，已经隐隐然驾乎湘系之上，待老湘系逐渐式微之后，淮系更是不可一世，李鸿章也成为身居地方而左右朝廷政局的人物。所谓同光中兴时期的重大政治，外交决策，几乎都摆不脱他的影响。清末有三大总督位置最为重要，湖广、两江和直隶，尤其是后两个，一个居清朝财赋之地，一个扼京畿咽喉，且兼着北洋与南洋大臣，位尊权重，非寻常可比，而李鸿章总是非此即彼，他把持要害几十年，位极人臣，门生故吏遍天下。在甲午之前，后起之秀张之洞挟清流之助与之斗法，却总是处于下风。这不仅因为他是所谓平发捻的大功臣，而且由于他的政治经验和手段与见识。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李鸿章应该算是洋务派官僚中西学水平最高的，长期而繁复的洋务实践，与洋人频繁的交往以及幕中大量西学人才的影响和出洋看世界的阅历，都使得他在当时的中国的官僚中见识非凡。虽然他的中学功底比不上科举之鼎甲、长期任学官的张之洞，但西学知识却非张能比。台湾王尔敏所编辑的《上海格致书院志略》中的《格致书院课考》里收录了李鸿章为书院士子考试所做的几道命题，其中一题为，“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土话尔德（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尔文（达尔文）、施本思（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这种考题，就是今天学西方科技史专业的人答起来也未必答得全。当然，这道题是出自李本人之手还是幕僚代庖还不太清楚，但至少李鸿章对此也非一无所知。他见李提摩太时，能随口讲出李提摩太新译的马恳西的《泰西新史揽要》，说明他很留意于此。
正因为李鸿章对西方及西学的了解，所以在洋务运动中，他的改革见识也并没有囿于器物和技术层次，依他的本意，他原是想引进西学改革科举制度来着，但却因为阻力太大，没有结果。
甲午战争是他人生道路上最大的一次挫失，战争不仅损失了他的看家本钱的大部：北洋水师和一部分淮军，而且因签订《马关条约》导致名声大损，举国上下，从贩夫走卒到王侯公卿都骂他是卖国贼。由此还丢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这一要害位置。但是，由于李鸿章多年的经营，即便有此次挫失，他的潜势力仍然大得很，尽管地方的张之洞、朝中的翁同龢与张荫桓等都在极力排挤他，但他于名声狼藉之际却仍然不倒，这并非只是由于西太后对他的信任，关键是他在朝中的分量，当时，无论中外都认为他是中国不可替代的人物。
李鸿章对维新派的政治行为是持支持态度的。李鸿章的亲信盛宣怀在1896年的一连串议变法的上奏中，是态度最积极，求变较全面的一位。他的《条陈自强大计折》，强烈要求清廷在练兵、理财、育才三件大事上着连变革，以求救时。尽管因甲午战争的缘故维新派对李颇多微词，而且康有为等人在联络公卿时也有意冷落李鸿章，但强学会一成立，李还是主动提出捐银2000，结果却被维新派断然拒绝，原因当然是所谓的名声和道德因素。初登政治舞台的维新派并非不知李鸿章并非真的“卖国贼”，他签订《马关条约》也非心甘情愿，但为了维护自身的道德形象，却不惜将李的友善表示打入冷宫。无疑，这种拒绝在当时是很令人丢面子的“绝事”，事实上犯了中国传统政治运作上的大忌。
此后，许多论者都提到了李鸿章指使亲家杨祟伊弹劾强学会，还有所谓“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么？”的怀恨之语。不过，我以为，杨崇伊之举是否受李之指使，没有证据能说明之，亲家之间，政治态度不可能全都一致。查杨系李鸿章儿子李经方的儿女亲家，曾因借贷不还被李鸿章查处过，双方早已谈不上交情。况且杨又与翁同龢为同乡和亲戚，双方来往也颇多。而翁又与李鸿章有夙怨，此人所共知之事。汪大燮传出的这句李鸿章咬牙切齿的话，不太像他的风格，而且又没有第二条证据证明之。相反，还有其他一些证据表明，李鸿章对维新变法之举始终是关注而且同情的。张元济回忆说，在翁同龢被逐后，他去见李鸿章，李对此十分关切，连连叹气。政变发生后，张又去见李，对他说：“现在太后和皇上意见不合，你是国家重臣，应该出来调和调和才是。”他叹一口气说：“你们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因参与变法被革职后，李鸿章立即派人来慰问，并关照盛宣怀为其在上海找事做。而且，李鸿章还参与了营救徐致靖，使这位西太后“深恨之”的侍读学士保住了脑袋。孙宝璿的《日益斋日记》曾有这样一段记载，很能说明问题：
（光绪下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诰吾成在。问傅相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进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日：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要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濒阶辞时欲为数十年而不能，彼竟能之，吾深愧焉。故都人多目为康党。比召对，大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大后默然。这里的傅相，就是李鸿章。
让我们再来看看张之洞。张之洞也是晚清的一位奇人，早岁科场得意，年方十五即为乡试解元，而后又成殿试探筏，由词臣而学官，而疆吏，一生仕途顺利。这个人可谓聪明绝顶，机运绝佳，论考试名列前茅，做学政名高政著，列台谏号称直谏，为疆吏政声显赫。其实，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聪明机智，胆识过人。他曾经名列晚清“清流”之列，常常给前期的洋务派出难题，但是后来，待他做了疆吏，却依样画葫芦做起洋务，而且搞得比谁都火爆，因为不这样，他就成不了名臣。他曾以敢谏出名，却从不像其他直筒子的御史那样因犯颜直谏而丢官。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违例暴敛，引起乡民众怒，进城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烧屋毁寨，残杀无辜400余人，酿成特大冤案。案发之后，朝野上下闹了好几年，因事牵西太后特别宠爱的吴棠，所以始终不得平反。其实，张之洞早在于四川为学政时就对此案真相有所了解，可是一直等到事情闹大了（连国外都知道了），才出面连上数折，有意绕开吴棠，将直接责任者孙定扬顶罪，结果立竿见影，冤案按张之洞的建议得以昭雪，张之洞也由是声名大振。另一个使张之洞获得“直谏”名声的案件也透着他的冰雪聪明。事情发生在1880年，一次西太后命太监挑八盒食物送给她妹妹--醇亲王的福晋，出宫时因事先没有与护军打招呼，护军按规矩不放行，太监恃宠将食盒摔掉，回报西太后说护军无礼。西太后大怒，立即罢免护军统领，并将当值护军交刑部拿问，将置重典。这件事也闹得沸沸扬扬，大臣进谏，西太后一概不听。结果张之洞以为西太后的自身安全考虑出发的劝谏（违反禁军护卫制度，以后宫禁将无宁日），却使得西太后听得入耳，不仅护军得以保全了性命，太监也受到了一定的惩罚。此事过后，张之洞名声更大，从此为他日后的腾达铺下了基石。出道时间不长，官位不尊的他，在清流党中居然居于领袖地位。当时京师士人“呼李鸿藻（时为大学士，极品大员--笔者注）为青牛（清流谐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实际上，张之洞两次直谏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他善于观察和判断进谏对象的心理与好恶，揣摸其脾味，而且洞明世事，知道问题的关键所在，在进谏的同时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所以，看似犯颜的直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风险（却有绝大的利益）。后来，他为疆吏、办洋务也是如此，工于心计，官做得很聪明，善于机变，虽然乐于为国家、为朝廷着想，但自己的算盘也打得很精。由于在清流党的一段经历，使得同样出身翰林的张之洞与李鸿章在处世方式、为政风格上大不相同，李鸿章往往会取韧的战术，关键时还会打“痞子腔”，在现实和声名之间，他更看重现实。而张之洞则更注重自己的声名，更在乎他与朝廷之间的“名节”。像签订《马关条约》这种事情，不论情势如何，张之洞大概是不会干的。
但是，张之洞却与李鸿章一样，对维新变法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由于李鸿章的失意和被维新派有意冷落，张之洞的表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与对李鸿章不一样，维新派对张之洞的关切投桃报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双方情投意密，关系十分融洽。
在康梁组织“公车上书”的同时，张之洞连上疏奏，要求拒和抵抗，与康梁的奔走遥相呼应。当康梁组织“强学会”的时候，张之洞的支持是最持久而且坚定的，“不仅捐银最多（5000两），而且他的儿子张权也列名会中。康有为一度与张之洞过从甚密，在江宁一呆就半个多月，“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张之洞对康有为的政治活动大力襄助，利用署两江总督之便，为上海强学会的成立大开绿灯，《申报》刊发的上海强学会公启，署的竟是张之洞的名字，而张居然加以默认。后来，虽因《强学报》用孔子纪年问题双方生出龃龉，但关系并未破裂。
《时务报》创办以后，数月之中声名大振。返回湖广总督任所的张之洞旗帜鲜明地表示了他对《时务报务的支持。他下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各官办学堂书院，按期定阅《时务报》，费用由善后局支付。他那有名的《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是被《时务报》刊出，作为“广告”的：“查上海所设时务报馆，每旬出报一本，本部堂披阅之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见增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采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坛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始创第一种有益之报。”这种来自官方公文的评价，称誉之高，比之先进士大夫平昔的欢呼，也相差无几。
不光是出于对梁启超才气的赏识，更有对维新启蒙活动的赞同（当然是有条件的赞同），张之洞屈节致函梁启超，力邀他来鄂一游。函中居然称二十出头的梁启超为“卓老”。
当1897年1月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按清朝建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官）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只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更令梁启超感动的是，梁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张之洞特邀梁留鄂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此处的“吾师”指的就是张之洞。）
洋务派新旧两派的领军人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总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竟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力。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行。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强。退一步说，．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我借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的味道。虽然说由于“中兴”而激活的那点独创精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习惯也还维持着。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以像谭钟麟一样将前任的洋务新政概行撤销。应该说，就行政局面而言，维新派所面临的情势是严峻的，当年曾、左、李竟相“自强”的形势早已消失，整个官场被末世的暮气所笼罩，曾、左已逝，次一级的洋务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等非死即退，虽然真正冬烘顽固的人在地方督抚中并不太多，但应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辈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改革精神的督抚就显得更为难得。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诸将，主要是康有为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大约是由于中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纲独断”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人才”这种小的方面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面，而中国的变法改革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入中国，甚至连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正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治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十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派和“开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目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的混杂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治天皇。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淮的遭际最惨，人却很通达开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宫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荡，轻率地打发了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官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疏远了他们。聂士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翻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场运动，当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何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矣。”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躁愤激情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涂。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回忆说，他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500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惭愧地答说只有11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11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圆圈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人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治结构。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谓的“后党”，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朝的官僚。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人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就像梁启超分析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变自己。
第五类人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如果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人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的场面，也不愿意眼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护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龢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于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当然，这也难免。
三、启蒙与变政
戊戌维新是学习西方的变革运动。众所周知，由于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隔膜，也由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巨大优势和中国人在接触和吸收西方文明过程中伴生的种种痛苦的遭际，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是充满荆棘和充满矛盾的一串连挣扎。他们的心境是矛盾的，既有好奇，又有疑惧。中国士兵对于洋枪洋炮，开始非常不习惯，甚至开枪时常常不瞄准被射物，而是转过脸去，所以在整个19世纪，中国士兵以射击不准确著称。中国农民乍一见到大工厂时，竟有人害怕被大烟囱吞掉，没人敢去工厂做工。士人也是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第一批幼童出国时所遭的全国士人的冷遇。
尽管不断有早慧者明了世界大势，勇敢地接受和研究西学，士人的大多数也从打洋教的摩擦中被动地对西方有所了解，但直到甲午之前，向西方学习还是极少数人的事情。广大士人（且不说一般老百姓）对西方，对世界，对今后中国赖以进步的新学，还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北京强学会成立时，遍北京找不到一幅世界地图，好不容易从上海搞到，“会中人视同拱璧”。因而，对于戊戌维新这样一种较高层次的近代化变革，思想文化启蒙的任务显得格外艰巨和繁难。由于中国人历史包袱太重，时间耽误得太多，启蒙的紧迫性到了甲午战争也相当突出。从仇视西方到学习西方的思想弯子需要转；在长期反洋教过程中积累的对西方文化的种种疑惑和误会需要解释；乐于学习的需要输入译介和点拨，不愿学习的需要启发说服；实行民主政治需要训练。梁启超说：“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士气似可用矣，地利似可恃矣，然使公理公法、政治之学不明，则虽有千百忠义之人，亦不能免于为奴也。”救中国依赖启蒙，而政治变革也需要启蒙，梁启超又说：“今日之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旦夕而成也，权者生于智者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有十分之智，就有十分之权。”
一、一身二任的困境
应该说，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对于“开民智”即启蒙是相当重视的，他们也确实为启蒙做了大量的工作，办报与兴学。变法失败以后，他们所有的政治运筹都灰飞烟灭，但启蒙的成果却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后中国的几代风云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康梁以及其他维新志士思想启蒙之惠。但是，问题是在当时，变法的政治操作者和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者都是同一群人，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两个难题：一是变法的政治操作与变法的思想文化启蒙哪个优先？二是启蒙宣传的口径与变法的政治策略会不会相冲突？
从理论上讲，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而这两项任务本身是有冲突的，不应该其实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日本明治维新变法的操作和思想启蒙分别由两种人来干，他们具有像吉田松荫、福泽谕吉这样的启蒙思想家，也拥有像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允孝这样的政治家。但是中国不一样，中国虽然也有专心做启蒙事业的人像严复、黄遵宪以及张元济、严修等等，但是他们这些人在启蒙上的知名度都远非日本当年的吉田与福泽所能比拟，或者是还没等到具有知名度，中国就已经到了非变法不可的地步，只有能够登高一呼，领袖群伦的人物才能吸引国人的注意力，一时间，思想大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出尽风头的康梁头上。但是，他们却并不甘心长期把自己定位在并不显赫的启蒙思想家上，他们更热衷的是在政治舞台上一试身手，为帝王之师，为治世能臣。他们更希望在变法成功后，利用官方的权力来推行“开民智”的工作。因此，他们将运作的重心都放在了政治操作上，从而，幸运而又不幸地成为一身二任的时代弄潮儿。
客观地讲，无论是康有为还是梁启超，都不是高明的政治家，戊戌变法的事情姑且不论，从这两人以后的政治实践看，二人所做所为的确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康有为居然没有看清张勋复辟的闹剧面目。一脚踏进，当了“复辟祸首”。梁启超民初热火朝天地搞政党政治，连当了袁世凯的工具都不知道，等到他们为袁世凯火中取栗赶走了国民党，才发现原来他们的舞台国会也连带被自家一手完结了。后来加入人才内阁，本想一展身手，却落得个骂名。最后还是乖乖回到他本来就应该去的教育家位置。梁启超曾说他的老师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家。”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写照。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很尴尬的结果，不擅长的事热心去做，而擅长的事却又投入精力不多，事实上是两误。
二、言论的尺度
其实，在维新运动中最令康梁诸人难堪的，往往不是他们能力的局限和改革的阻力，而是他们一身二任这种境况两种角色之间冲突造成的问题。作为启蒙思想家，他们的言论尽可以激烈一些，出格一些，无论怎样危言耸听，煽动士民都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启蒙思想家的角色本身就是要求他们尽可能地打动人心，争取群众启迪与教育群众。角色要求他们无论情势如何都要发出声音来，必须犀利地抨击时弊，渲染时局的困境，民族的危机，鼓吹变革，对于新学不仅要介译引进，而且还要大力为之宣传与颂扬。就是由此而被捕入狱，也是这个角色内涵中的应有之义。启蒙思想家不是不需要考虑策略，但策略的考虑主要是为了保证他能够出声音，出不来声音，这种角色的生命也就完结了。严格地说，启蒙思想家的言论尺度的限度并不取决于统治体系所允许和容忍的范围，而主要取决于当时公众的接受程度和道德文化限度。为官方不容乃至嫉恨的启蒙思想家在世界各国屡见不鲜，被捕、放逐乃至杀戮都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但他们的声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如果官方不允许思想家们尽可以利用租界、港、澳来发表思想，传播观念，地下的流通渠道无论是谁也控制不了的。当然，如果能利用合法讲坛合法渠道，这是要尽可能地利用，因为合法途径的传播面还是要比非法途径大得多。
但是，政治家或者说政坛上的操作者们就不同了。无论是传统政治还是近代政治，政治家都不能随便说话，更不能率性而为随意表达自己的本意、真意。这样做，就意味着会葬送他的政治前程。在传统政治，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中，随意说话更是大忌中的大忌，犯忌不但可能丢了前程，还可能惹来杀身之祸。清代的三朝元老曹振镛的为官名言“多磕头少说话”，如果剔除明哲保身的内涵，倒也是为政的要诀。退一步说，就是我们不理会曹振镛的官诀，在传统官场中的正人君子中，少说话多做事也是一种美德。说得多的人，即使他干得也不少，而且说得也都是有益有用的话，那他也可能会讨人嫌。中国传统政治氛围中最受欣赏的是那种不露声色运筹帷幄的智者形象。
当然，中国传统政治的操作者并非没有声音的哑人，他们也要在官场上说话（以公文邸报和其他形式，虽然不是演说和答记者问），但是他们的声音并非（至少不完全是）是他们的心里话，他们的声音永远是策略的奴隶。一个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心里想的事情，甚至于他的理想，不到环境、时机允许的时候他是决不会吐露半句的，他所说的往往是违心之言，或者说，是合乎当前政治需要的话。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一般老百姓除法令文告之外听到的就是圣谕广训。进入近代以后，虽说外国人掺合了进来，但是中国政治的运作形式基本上还是老样子，只有极少数人，如奕、李鸿章才在极少的场合与外国记者谈过话，而且这种谈话也是发表在外文报纸上，中国人绝大多数都不可能知晓。政治依旧是黑幕重重，人们所能看到的，还只是邸报和京报上的官样文章。
康梁登上政治舞台后，情形大变。他们以改革者的锐气打破了传统政治习惯，一群人（尤其是梁启超）连篇累牍地在报上发表文章，以宣传家和启蒙者的姿态向国人公布他们的政治主张、政治设想，宣传从西方窃来的思想和观念。梁启超声名鹊起，“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但是，正当梁启超以他那支生花妙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鼓荡欧风美雨的时候，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日益明显地摆在了他们的面前，相当一些立场和态度居于改革和保守之间的人们，并不是将康梁当成启蒙思想家来看，而是把他们当成变法政治的操作者，他们习惯性地把梁启超所说的任何主张都当成他们变法实践中早晚要落实的事情。而一些顽固派又抓住维新派的种种“非君”“非父”之言，大肆鼓噪，弄得好像明天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就要降临了。显然，这种西化的前景对于长期生活在传统社会，耳濡目染圣贤之道的广大士人来说实在是有些骇人听闻。康门弟子在上海办《强学报》，在封面上赫然印着“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大字，并列于“光绪二十一年”之前，同时刊出《孔子纪年说》一文，公然主张采用孔子纪年。这种事情会让一般落后士人以为是“改正朔”，而满人见了更会受刺激，因为他们会敏感地以为这是对满清统治正统性的否定（事实上后来革命党人正是用“黄帝纪年”来表达这个意思）。结果连强学会中的“一二俗士闻之”，居然也“舌挢汗下色变，惧祸将及己，汲汲请除名，曰：是不奉今王之正朔也。”其他依违西端的士人的态度可想而知。其实，“孔子纪年”比起后来《时务报》、《湘报》及时务学堂的种种言论与文章来，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后来“愈出愈新”的议论，兴民权、开议会、讲民主，排满，改服饰甚至改良人种等等，的确吓坏、吓退了不少人。梁启超后来回忆他在时务学堂掌教时的情形时说：“当时亦不知学堂当作何办法也，惟日令诸生作札记，而自批答之，所批日恒万数千言，亦与作报馆论文无异。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此四十份报章，在学堂中固习焉不怪，未几放年假，诸生携归乡里，此报遂流布人间（这里的报就是梁作的批语--笔者注），于是全湘哗然，成目鄙人为得外教眩人之术，以一丸翻人心而转之，而诸生亦皆以二毛子之嫌疑，见摈于社会。其后戊戌政变，其最有力之弹章，则摭当时所批札记之言，以为罪状，盖当时吾之所以与诸生语者，徒非醉心民权，抑且于种族之感，言之未尝有讳也。此种言论，在近数年来，诚数见不鲜，然当时之人闻之，安得有不掩耳，其以此相罪，亦无足怪也。”如果梁启超仅仅是个报人或者是教育家，发这样的议论，那些落后或中间状态的士人不过是将之看成王韬一流的名士或者怪人，虽然不值不屑，但还不至于“哗然”。而他们作为变法中坚，落后舆论对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而御史们的弹章交递，事实上也是把他们视为“新进之权贵”的。